养老金体系

“这给我带来了很大压力。”60岁时退休、现年77岁的扬-皮耶特·詹森（Jan-Pieter Jansen）说，“削减养老金意味着我将损失数千欧元，而这些钱原本可以花在家用和我们喜欢的假期上。我对此非常生气。要知道，这些钱我是存了很久的。”他缴纳了40年的行业养老金，如今却收到一封通知函，告知他养老金待遇要削减高达10%。

寿命的延长加上生育率的下降，对养老金体系构成了可怕的双重打击，特别是那些以就业人员及其雇主的当期缴费为资金支撑的养老金体系。再者，许多公共养老金基金把投资回报率假定为7%甚至7%以上，这在债券收益率接近于零的时期是不现实的。解决方案？几乎所有严肃的研究都认为应多措并举，比如延迟退休、提高就业人员及其雇主的缴费基数和税率、削减福利或加大从国外引入年轻劳工的力度。或许上述所有措施都是必要的，而这又必然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和痛苦的结果。受迫在眉睫的养老金危机的影响，很多国家的总理和总统的支持率都在不断下滑。任何政客都不想失去当前就业人员或已经领取养老金的人的支持。与此同时，种种利益瓜葛根深蒂固，为确保养老金未来可行性而进行必要的改革似乎已无可能。

幸运的是，人们似乎已经看到不祥之兆，进而决定延迟退休。20世纪70年代初，在欧洲和北美洲的发达国家，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9岁，女性为65岁。2000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最低退休年龄分别为63岁和61岁。在过去20年里，平均来看，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均延迟了2.5年。

让我感到困惑的是，现有的关于养老金体系未来可行性的大多数研究都着眼于预期寿命的延长，并未把平均健康寿命考虑在内。寿命和健康寿命这两个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后世代社会中的退休议题至关重要，因为在做与退休相关的决定时，人们不仅要考虑他们还能活多少年，而且要考虑自身的健康状况或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些过去被大多数专家忽略的数据，这着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在表2.1中，前两列是主要国家的对应数据，来源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两个权威机构——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60岁时的健康预期寿命”是指我们作为具有充分生产力的社会成员还能有多长时间，即能够不受限制地从事全职工作。“预期寿命减健康预期寿命”是指我们因健康状况不佳而无法从事全职工作，从而需要依赖养老金的最少年数。对美国男性来说，这个数字的平均值是6.4年（22.0 -15.6），而对美国女性来说，这个数字是7.9年（25.0-17.1）。

表2.1中的数据实际上是可以让人放宽心的，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工作到健康寿命终结，也就是工作到我们开始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时止，那么社会保障系统完全有可能以目前的形式存在下去。想必很少有人愿意这么做——我肯定不会。从情景1来看，这将减轻那些以纳税方式为医疗保健和养老金付款的就业人员的负担。同时，这也意味着美国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为75.6岁，美国女性为77.1岁，远高于当前的平均退休年龄（65岁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退休后将无法享受完全积极的生活方式，因为平均而言，他们已经抵达健康寿命的终点。在日本、韩国、法国和西班牙，这尤成问题，因为这样的话，这些国家的人们就得到80岁或接近80岁时才能退休。简而言之，虽然情景1对年轻一代很有吸引力，但无论是从社会还是政治的角度讲，它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要求人们一直工作到他们因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不能工作为止。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享受几年退休生活，这是劳动者的权利。

为寻求代际平衡，人们可能需要考虑一些中间方案，以避免出现情景1中的极端情况和当下平均65岁左右就退休的极端情况。比如，我们可以设定一条规则：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健康寿命终结前7年退休，确保他们在退休期间保持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我之所以建议7年，主要还是考虑这一年数的《圣经》寓意。在情景2这种情况下，美国男性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8.6岁，美国女性为70.1岁。相比于情景1，情景2似乎更站得住脚，也更容易被接受，但关于7年是否足够或就代际公平问题展开的辩论将是旷日持久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充满火药味的。

就上述任一情景而言，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工作年龄人口和退休年龄人口的比率，该比率的下降会对我们的社会构成根本性挑战。从图2.1中，我们可以看到情况的糟糕程度。1950年，就全球范围来讲，1名60岁及以上的人对应7.2名年龄在15～59岁的人；2022年，这个数字下降到4.4。中国从7.1降至3.5，美国从5.0降至2.5，韩国和日本的下降速度更为可怕，前者从10.3降至2.5，后者从7.5降至1.5。考虑到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这些比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还将继续下降，进而迫使就业人员缴纳更多的税——他们不仅要为养老金埋单，还要为60岁及以上人口的医疗保健服务埋单。到2040年，在日本和韩国，工作年龄人口和6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的平均比率将会降到略大于1的水平。对一个社会来说，如此低的比率绝对是不可持续的，除非所有的重物搬运工作都由机器人来完成。在美国，该比率将会降到2。这两个比率都将无法兑现国家对医疗保健服务和养老金的承诺，原因很简单，因为履诺的前提条件是一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必须对应三四位就业人员。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每代之间的权衡是复杂的、难以驾驭的，尤其是当年轻就业人口要为大部分账单埋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