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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试图确定如何推进正义时，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公共推理，这涉及来自不同方面和不同视角的观点。”印度哲学家、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2009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正义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中写道，“然而，与相悖的观点交锋，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期望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化解分歧，并在所有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立场。‘完全解决’既不是一个人自身理性的要求，也不是理性社会选择的条件。”
完全实现代际正义是非常难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或许就是气候变化。在这个议题上，当前经济福祉和未来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权衡尤难裁定。谁来为那些已经进入退休年龄的人支付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用，这是另外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你很难给出公平的理由。毕竟，那些进入退休年龄的人生育和抚养了下一代，并为他们提供了生活机会。但正如阿马蒂亚·森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可以比较和对比每一代的论点和视角，并激励人们参与到辩论中来。议题虽然棘手，但这并不表明它就缺乏辩论的必要性。
“老一辈人和年轻一辈人之间依然是相互支持与关爱的关系。然而，历届政府的作为和不作为都有可能破坏这一关系的基础。”英国上议院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许多年轻人都在努力寻找有保障的高薪工作，以及有保障的、可负担得起的住房，而在老一辈中，很多人则可能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支持，因为一届又一届的政府都没有做出长期的世代发展规划。”起草该报告的委员会列出了一些主要的摩擦领域，包括政府赤字、经济适用房的获取、教育经费不足，以及各种“老龄化”项目的成本支撑。但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气候变化并没有被他们列入其中。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是受社会契约约束的，该契约包含一些基本的参与规则。社会契约固然重要，但在不久的将来，世代契约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版本，即世代福利契约，其规定选民应当兼顾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则和利他主义，他们所要支持的政策不仅有利于他们自己，而且有利于人生阶段与其不同的人。年轻一代可能需要支持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服务，因为几十年后他们自己也需要。如果儿童保育政策和教育能够带来规模更庞大、准备更充分且愿意通过纳税为养老金和医疗保健埋单的劳动人口，那么老一辈人也会从中受益。尽管如此，在大多数富裕国家，养老金现在俨然已经成为最大的福利项目，打破了各种预算类别之间一度存在的平衡。
随着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用的飙升，“在政府为老年人提供合理水平的生活所需方面，大多数欧洲国家依然保持着很高的绝对支持率，但人们对有利于老年人的政策的支持率却呈下降趋势。这种下降，一方面源于人们对该类政策的绝对支持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加大了对儿童保育政策的支持力度”。芬兰养老金中心研究员阿尔特-扬·里克霍夫（Aart-Jan Riekhoff）写道。换句话说，虽然每代之间仍然非常团结，但在年轻就业人员和选民的心中，预算权衡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这表明，虽然每代的福利情况不会立刻发生变化，但在很多国家，与年龄相关的政策偏好肯定会重新调整”，特别是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日本。
在代际公平和代际团结的最新演变趋势中，一个关键问题是，福利计划在多大程度上是为特定的年龄群体设计和提供的。公共教育开支和儿童保育服务让年轻人及其父母受益，失业保险会让失业者感到安心，医疗保健服务的最大受益群体是高龄人士，养老金计划是退休人员享有的福利。在债务和预算赤字不断增加的时代，代际团结遭到破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公共养老金计划的可行性论证被摆上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