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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否做到长寿且不老？”这是亚当·高普尼克（Adam Gopnik）在《纽约客》上一篇令人大开眼界的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依照强大的进化法则，在我们将基因传递给下一代期间，人类的身体应当像时钟一样运转，并致力于完成这一使命，但到了生命的后期，情况就未必如此了。“一旦我们过了生育年龄，基因在复制时就会变得马虎起来，进而引发突变累积，因为自然选择已经不再关心这个问题。”由此，在人类预期寿命显著提升的大背景下，各种令人厌恶的健康问题也呈现成倍增长的趋势，比如癌症、心脏病、糖尿病、关节炎和痴呆症等。难题就在这里。我们是应该把有限的研究资源用于延长人类的寿命，还是用于确保我们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能保持健康，即我们的健康寿命？正如塔德·弗兰德所指出的，这导致了“健康主义者”和“永生主义者”之间激烈的竞争。长生不老对我们来说似乎遥不可及，但要确保我们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能充分享受生活，则是完全可及的。问题在于，健康寿命的增长速度往往不及寿命的增长速度，而这就意味着我们一般人在去世之前仍会面临几年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甚至会长达6～8年。这显然不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美好前景。
2019年，美国国家医学院发起“健康长寿全球大挑战”行动计划，并将其作为“一项世界性运动，致力于提升人们在老年化过程中的身体、心理和社会福祉”。该倡议旨在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因为人口老龄化“会对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卫生系统和社会结构造成巨大的压力。但事实未必如此”。这里有一个基本理念，即通过采取一系列刺激和激励措施，“推动潜在的新药物、新疗法和新技术的爆炸式增长，同时出台各种预防性的、社会性的策略，共同提升人类的健康寿命。这些努力将有助于转变我们的老龄化进程，让我们在延长的寿命中活得更健康、发挥更大作用、实现生产力提升”。当然，正如一句老话所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基于死亡时间，我们可以很好地测量不同年龄段的人的预期寿命，但要测量人的健康预期寿命则难得多，而且在测量标准上存在很多争议和争论。世界卫生组织计算过人的“健康预期寿命”，其定义是“在当年的死亡率和发病率条件下，假定的一代人的平均健康寿命，并且日常生活中不存在不可逆的活动限制或丧失能力的情况”。虽然预期寿命有非常明确的界定，但健康预期寿命的概念存在难以克服的方法论上的模糊性。健康和不健康的区分界限在哪里？是否存在一个中间地带？人们落入不健康状态之后，难道就不可能再重新回到健康状态吗？
暂且把这些难题搁置一旁。数据显示，自2000年首次计算该指标以来，得益于良好的生活方式、预防保健、早期疾病检测和新疗法，60岁及以上的人的健康寿命呈现稳步上升趋势。由于进展看起来很缓慢，所以“永生主义者”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平均健康寿命每10年仅增加两三个月——这样的增长速度无疑会让谷歌的研究人员感到恼火，同时也是好莱坞和硅谷所不能接受的。不过，好消息是，2019年60岁的美国男性平均还能健康生活15.6年，女性为17.1年。同期，美国男性和女性60岁时的预期寿命分别为22年和25年，这也就是说，平均而言，美国人在生命的最后8年里，会出现因健康问题而无法充分享受生活的情况。
最重要的一点是，自21世纪初以来，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平均健康寿命的增长速度与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大致保持同步状态。在这些国家中，既有富裕国家也有贫穷国家，尤为突出的是安哥拉、孟加拉国、博茨瓦纳、中国、丹麦、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芬兰、印度、爱尔兰、约旦、老挝、马拉维、马耳他、蒙古、纳米比亚、波兰、葡萄牙、俄罗斯、新加坡、南非、韩国、泰国和英国。同寿命一样，在健康寿命方面，美国也是一个例外。健康寿命的增长速度只有寿命增长速度的一半，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老年人的生命质量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老年人有所下降。
这种状况对世代之间有什么影响呢？基本上来讲，在大多数富裕国家，60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20～25年，其中有10～15年为健康预期寿命。因此，65岁退休是合理的吗？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能够负担得起吗？这对其他世代的人公平吗？鉴于事关重大，这些棘手的问题往往会激起人们的讨论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