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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现，1999—2013年，美国非西班牙裔中年白人的全因死亡率呈显著上升趋势。”这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5年刊登的一篇发人深思的论文的开篇语。该论文的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后者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个怨恨政治的时代，他们细致的统计工作引发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和知识风暴。“这一变化逆转了数十年来在死亡率方面取得的进展，而且是美国这个国家所独有的现象，其他富裕国家都没有出现类似的逆转情况。”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或许是：“中年死亡率上升这种情况仅局限于非西班牙裔白人；非西班牙裔中年黑人、西班牙裔中年人和65岁及以上的各个族群，死亡率仍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当然，在这里我要赶紧补充一点，那就是后面这些群体的死亡率一开始就比较高。
两位作者紧接着又费心费力地论述，导致该死亡率上升的最主要的原因包括“毒品和酒精中毒、自杀，以及慢性肝病和肝硬化”，而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失调的不祥之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这场涉及非西班牙裔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危机中，最受困扰的是那些只接受过高中或高中以下教育的男性。该群体死亡率的上升幅度远高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类群体。更糟糕的是，这一人口群体患精神疾病和慢性疼痛的比例更高，缺乏工作能力的比例同样更高。新呈现的总体情况是痛苦、压力、孤独、绝望、疾病和过早死亡。论文作者称这种现象为“绝望之死”，而这个标签也引起了公众的共鸣。
一篇枯燥的学术论文在媒体上引发轩然大波，本身就是轰动性新闻。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夕，这最终演变成一场学术界的海啸，而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也在呼吁关注少数几个“蓝州”
的中年白人男性的郁闷情绪。随后，两位作者在2017年又做了更具煽动性的分析，并提出了一种理论，即相对于其他白人群体或少数族裔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累积劣势。凯斯和迪顿表示，“蓝领贵族”的解体始于制造业的衰退、结婚率的下降及其他形式的伴侣关系的兴起，以及传统宗教团体作为社会支持来源的作用的式微。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的经济机会造成了决定性的打击，他们注定会在不断高涨的全球竞争浪潮中遭受损失。较低水平的工资使得很多非西班牙裔白人男性退出劳动力市场，进而进入社交孤立和财务不稳定的状态，这样一来也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据两位作者已故的普林斯顿大学同事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的研究，在当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男性中，有大约一半服用止痛药，其中又有三分之二服用处方止痛药，通常为阿片类药物。
虽然50多岁的非西班牙裔白人男性在美国总人口中的占比不足5%，但他们日趋严峻的窘境足以使天平倾向一位总统候选人，而这位候选人一旦当选，可能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彻底改变美国和全球政治。他所传递的信息能引起失落的白人劳工贵族的共鸣，是因为他针对的是特定的个人，而不是观念。具体而言，针对的就是移民、企业高管和自由派精英人士。特朗普独树一帜的民粹主义颠覆了美国政治，并将共和党变成了失意蓝领的政党。与此同时，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黑人的死亡率远高于白人，这也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但即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在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整体趋势中，50多岁的非西班牙裔白人男性的困境也并非唯一让人感到惊讶和不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