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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是一名短发的高个子女生，我们在中央中学的校长办公室相遇。短暂交谈几句后，我不经意地提到她似乎非常在意考试成绩。不料，我这随意的态度却让娜皱起眉头。她严肃地回应道：“这么说吧，假如北大的分数线是660，但你只考了600。从这一刻开始，你的人生将完全不同。就像哈佛一样，美国还有任何一所大学的文凭能和哈佛等同吗？有吗？没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从实习机会到未来的公司、事业，都会是不同的。对吧？光是说一句‘我是北大的’，就能让你有更高的起点。”
大学的意义因人而异。有些学生以考上大学为梦想，也有些将大学文凭视为未来财务安全的敲门砖。对中国的精英学生而言，高等教育不是人生的可能阶段，而是必然阶段。访谈中，我向娜询问了她的大学计划。她耐心地解释说，上大学从来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能否考入一所顶尖大学。在大学录取率极高的国家，比起考上大学，学生们更关注录取院校的层次。在那些经历了教育急剧扩张的社会中，教育机构的质量和声誉对个体的地位影响极深。
毕竟，当人人都能上大学，个体的优越性便体现在上了哪所大学。然而在中国，高等教育只对不到一半的考生开放，上大学依然被视为一种成就。
事实上，中国的大多数学生对考上大学的信心远远不如娜和她的同学们——若真有那样十足的把握，他们会轻松许多。
娜显然不能代表中国的普通学生。她强调的是对大学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大学本身，这表明她属于一个独特的群体——社会经济意义上的精英青年。这群学生追求卓越，试图取得高于他人的成就。而且，娜还根据大学录取结果规划了职业路线。也就是说，她在努力备考“梦校”（梦想中的学校）时已经看到了更为远大的目标。像娜这样的学生会将心血倾注于未来的地位而非考大学本身，大学只是直接影响地位结果的一个“出发点”。
本研究涉及的学生们皆与娜相仿，认为大学排名决定了他们的未来。他们投身于更激烈的教育竞争，在此过程中掌握了高超的技能。但在中国，高等教育并非总与精英地位紧密相关。“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的政治成分对其地位的影响最大。
“文革”结束后，政府恢复了全国高考，并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进一步的经济改革。随后的几十年里，全国教育亦经历了一系列改革。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通过教育成功赢得自身地位的社会经济精英。
1998年后，大学大幅扩招，
但大学文凭持续带来可观的收入回报，仍然是经济及政治精英地位的先决条件。
在社会高速变革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凸显。有证据表明中国社会已出现分化：收入最高的10%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就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而言，贫困家庭达到了富裕家庭的50倍。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财富代际传递特征更显著，即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决定性更强。
社会的高速变迁、不平等的加剧，加之较高的代际收入弹性，意味着向下流动成为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因为沿地位阶梯下降的孩子们不太可能再爬上来。
在此背景下，教育作为地位再生产的主要手段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流大学文凭是获得精英地位的关键。
北大、清华这两所中国顶尖大学
的毕业生拥有其他大学校友所没有的优势，包括高达95%的毕业生就业率
（政策制定者们还在为中国高校毕业生整体较低的就业率担忧）、高于全国大学毕业生平均水平50%的起薪
，以及覆盖政治、学术和经济领域的庞大校友网络。
这些优势往往具有长期影响，不难理解精英们为何将获得顶级文凭视为传承社会经济地位的最佳途径。
然而，想要考入顶尖大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教育竞争最激烈的国家之一。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全国高考选拔学生，一般在每年的6月上旬举行为期三至四天的全国标准考试。
考试涉及6个科目：语文、数学、英语和文综（地理、历史和政治）或理综（生物、化学和物理）。
所有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按考试成绩进行排名，一个人最多只能获得一所大学的录取。
虽然每年约有40%的考生被大学录取，但其中只有0.08%能够进入北大、清华。
这一比例低于法国学生的“大学校”录取率（不到5%），与美国高中生的常春藤盟校录取率（约0.1%）相当。
总体而言，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这促使精英们利用其他资源来应对教育系统。户口制度是其中之一。在中国，福利和社会保障与一个人的户口所在地挂钩。教育资源也不例外，城市居民享有的教育机会和学校质量明显优于农村居民。大学入学率也取决于户口，大学的录取名额因省而异，会向本地区的生源倾斜。
北大、清华都位于北京，因此考生相对较少的北京却比考生较多的省份享有更多配额。在过去十年中，每年北京约有1%的考生能进入北大清华。相比之下，山东学生的高考分数需达到全省前0.1%才能考上清北，广东学生则要达到全省前0.03%。
除了争取优势户口外，精英们还把孩子送到“对的”高中，这些高中能为高考提供专业的应试教育。研究发现，就读于顶级高中是极为重要的，一旦进入了优质高中，家庭背景对大学录取的影响便不再显著。
在北京，排名前十的学校（总数为291所）明显优于其他学校。相比于全北京1%的清北率，这十所高中每年将15%～25%的考生送进北大、清华。这些顶级高中采取成绩分班制，实验班中超过半数的学生能考上清北。面对如此可观的成功率，年青精英涌入这些每年只招收几百人的顶级高中。顶级高中的主要录取标准是中考成绩，必须考进全体考生的前10%。家庭背景也能帮上些忙，那些略低于入学分数线的考生可以选择支付一笔高额赞助费，填补那2～3分的差距（总分为580分）。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和广泛存在表明，能够负担费用的精英家庭认为进入顶级高中是精英地位再生产的重要一步。
中国精英们无疑希望将其社会经济地位传至子女。但这些家庭的目标不仅是在中国保持精英地位，而且是要在全球范围内追求精英地位。本研究中的许多精英父母支持孩子在教育竞争中密切关注全球动向。为此，部分精英家庭已设定好清北毕业后出国留学的时间线。另一种常见做法是大学本科就把孩子送出国。
克莱尔的母亲是一名拥有博士学历的医生，她便属于后一种。采访中，她直截了当地向我阐明家庭的野心：“（克莱尔的）爸爸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小村子，考上了大学，来到北京。（克莱尔的）目标就是将她爸爸的奋斗成果延续下去。”她直视我的双眼坚定地说道：“她将追随她父亲的脚步，从北京走向世界。”克莱尔一家生活富裕，受教育水平高，在中国人脉颇广。但他们并不满足于中国社会的顶层，而是期望孩子在全球范围内追求精英地位。
并不是只有精英家庭选择送孩子出国。中国赴西方国家留学的国际学生数量已显著增长，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都可以在国内和国外的高等教育体系之间选择。
在国内看不到阶层上升的希望时，工薪阶层的父母也会送孩子出国留学；中产阶层则将西方教育视为一种“新教育信条”。
尽管西方高等教育的长期回报有待商榷
，但大多数家庭认为，国外大学文凭能为毕业生在该国和中国换取体面的工作和薪酬。
即便大学教育的总体回报存在不确定性，但顶尖大学的毕业生确实是国家和省级政府与企业寻求的高技能员工。毕业后归国的留学生中，有93%在6个月内找到了工作；其中超过25%的起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大约3倍。若是选择创业，他们也有望成功。
因此，与留在中国读大学的精英青年一样，出国留学的精英们考虑的也不是能否有学上，而是上哪所大学。与国内的同龄人一样，这些海外留学生对顶尖大学的定义极为苛刻。被本研究中的学生们视为顶尖大学的，只有常春藤联盟校、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美国最佳大学排名中前30的私立大学，还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他们对其他大学和文理学院也有所了解，但并不认为它们属于同一层次。
中国公民想要申请到美国的顶尖大学极为不易。
这些大学每年录取的中国学生非常有限，而且学生们还必须适应一整套截然不同的高等教育选拔体系。在这方面，精英父母往往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重点投资教育，将子女的教育置于其他家庭活动之上。
他们会聘请留学代理机构，帮助还在读高中的孩子与美国大学的教授取得联系，以提供个性化培训，这些教授的报酬高达每小时2000美元。
中国的顶级高中也为孩子出国上大学提供了重要帮助，例如聘请美国大学招生负责人做学术顾问，效仿美国高中安排课程。顶级高中内部的竞争异常激烈。以SAT
分数为例：2013年，北京的中国学生SAT分数的中位数为1455分（满分为2400分，在满分为1600分的新评分体系中，这相当于1050分）。
相比之下，在我访问的顶级高中里，最低分也有1800分（相当于新评分体系中的1300分），按美国标准能排在前20%。
简言之，对于精英青年而言，高中阶段极为重要，他们将在顶尖学校里掌握未来成为全球精英的必要技能。中国的年青精英成长于富裕的家庭环境，一路伴随着卓越的教育成就与高度实用主义的地位竞争意识。交谈中，娜坦率精准地评估了顶尖大学带来的长期地位优势，但她并未阅读我前文引述的学术报告与统计证据。我诧异地望着眼前的十七岁少女，询问她这番见解从何而来。娜歪头想了想，耸肩道：“不知道。自然而然就知道了，从父母、同学、朋友那里。”娜的自然反应表明，她和同辈精英都被打造为教育成功者，无论未来会在哪个国家读大学。教育竞争被视为通向未来精英地位的关键环节，而这些学生已准备好在全球范围内争取上层地位。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准备相当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