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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总是怀抱各种各样的梦想与目标。有些人对未来的设想十分具体，比如成为音乐家、律师、医生、演员或卧底特工，其他人对职业发展只有些模糊的想法，或者仅仅想过上美好的生活。不过，他们畅想的未来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日常的生活中，不断进行协商或妥协的职业抱负。举例而言，孩子最初可能是在观察父母与周围人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对未来的设想，而后在与同龄人和师长的日常互动中，他们会不断重估、改变原本的目标，因为这些人的想法与期望也塑造着他们的自我预期与职业抱负。简而言之，对成年人世界的期待与个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
孩子们的家庭背景、个人特质、周围的人口统计特征，以及成长中遇到的人将深刻影响他们的未来，而这些影响贯穿于整个青少年时期，正因如此，代际地位传承往往十分稳固。
在许多社会中都可观察到地位再生产现象，正如古人言，“有其父必有其子”。中国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说的也是这个现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中，精英的子女长大后依然是精英，中产阶层的子女保持中产阶层地位，工人阶层的子女还会是工人。
根据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社会地位的再生产就像一场纸牌游戏，各个家庭作为参与方在地位竞争中一决高低。
每个家庭都拿到了一把牌，都必须制定相应的策略，尽可能提升获胜概率。然而自游戏开局，玩家之间就并不平等。他们拿到的牌很可能相差甚远，少数人拥有一手好牌，许多人却被困于烂牌中。玩家们的技能水平也参差不齐，有些家庭更善于战略规划，有些家庭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任何策略。而且，尽管都坐在同一张牌桌旁，但玩家们对游戏规则的了解程度不同，有的对各项特殊规则和万能牌信手拈来，有的可能一无所知。
精英好比地位再生产游戏中的特权玩家，他们拿到了一手好牌，掌握着大量可支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精英也通常是重视策略的玩家。比方说，富裕的精英父母会非常重视对孩子的培养，从而提升子女成功的概率。这些育儿手法包括“协作培养”：极强的时间管理，与权势职位代理人（通常是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保持互动。
面对子女教育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精英父母们可谓“用尽手段”，不可避免会与教师和学校的管理人员进行协商。
尽管部分精英父母不会介入子女的日常安排，但他们如果认为孩子遇到了麻烦，定会诉诸资源不足的其他竞争对手无力采取的策略。
最重要的是，精英熟悉游戏规则。究其实质，精英群体本就是规则的制定者与游戏的管理者。
毕竟，在众多“文化剧目”
中，是精英决定了特定品味所能带来的收益。无怪乎他们会为自己的品味赋予更高价值。
孩童与青少年们所构想的未来需要学位和证书。致力于社会地位再生产的精英通常将教育视为传递特权的关键手段，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发展出成功所需的技能。研究社会分层的文献认为，教育是未来发展的重要预测因素。
当一个社会越来越重视资质证明，教育成就通常会成为个体地位的前提或标志。
精英青年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训练自己，为角逐全球地位做好准备。高中阶段，青少年精英需要培养基于阶层的文化品味，获得熟练运用知识的能力，对上对下交往皆能轻松自如，将身上的非精英特质清除干净。
进入大学后，这些精英青年将继续打磨精英的标志特征，并与同道的精英校友建立联系。
大学毕业后，这些青年更有可能在大型企业中找到就业机会，获得更多的权力。
考虑到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对个体成就的影响程度，教育可以说是青少年精英获得未来社会经济精英地位的最关键手段。换句话说，在学校的十几年或二十几年，是精英学生熟悉社会地位再生产游戏规则的宝贵时光。
精英群体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地实现地位再生产，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地位再生产的基本规则极为熟悉。不过，通过教育进行地位竞争的范围已经改变：在历史上，精英仅在国内比拼，而如今拥有国外学位的人也加入了竞争。同时，参与竞争的个体与机构的数量似乎也在增加。上述变化表明，教育虽仍至关重要，但国际层面的精英地位竞争规则可能变得有些模糊，毕竟不同国家的精英在竞争规则方面可能存在分歧。譬如，德国精英的选拔早在四年级就开始了，而在美国却是十二年级时才进行。换句话说，德国的精英青少年比美国的更早进入精英的轨道。
不同国家的精英群体所重视和愿意加以奖励的个人才能也是有差异的。在只教授一门外语的国家，多语能力或许会被视为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优势。而在卢森堡，学生们会在上学期间至少熟练掌握三种语言，这里的精英对多语能力或许有不同的见解。不同教育体系下的成果也很难横向对比，很难说美国的精英寄宿学校、英国的公学和中国的国际学校哪一个能为学生提供更强的地位优势。同样，也很难确定美国的常春藤联盟、英国的“牛剑”（Oxbridge，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法国“大学校”（grandes écoles）和中国的“清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何者能为毕业生提供更光明的就业前景。
当决定教育成功的过程、时机和标准因国家而异时，即便精英也难以把握全球范围内的地位竞争规则。
然而在任何竞争体系中，参与者都必须维护一套共同的规则。那么，全球精英在地位再生产的竞争中设立了哪些规则？面对世界各地的竞争对手，他们要学习哪些知识以获得精英地位？本研究表明，无论对中国、美国还是英国的精英学生而言，选择并进入理想的大学都是人生中的重大事件。中国的家庭将大学视为孩子跻身未来精英群体的第一道门槛。像阿什利这样的学神一定会进入顶尖高校并走上人生巅峰，这在她的中学同学间几乎是个共识。老师们甚至会鼓励学神们将未来职业设想为政治家。精英学生们认识到，国际认可度较高的教育成就能带来最佳回报。阿什利曾收到剑桥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录取通知。虽然这两所大学都是不错的选择，但剑桥大学的国际声誉比后者更高，她基于这一认知慎重选择了前者。而柳向祖放弃了在一家年营收数百万美元的美国公司全职担任咨询师的机会，毅然追求博士学位，则是出于创立跨国公司的雄心壮志。
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优越学生为了与其他同等优越的学生竞争，会选择顶尖知名的教育机构，或是追求更高的学历。
阿什利、柳向祖等学子都是依据精英地位再生产的规则，深思熟虑后做出了教育决策。这些出身精英阶层的孩子置身国际竞技场，在教育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掌握了角逐全球精英地位的必要技能。久而久之，一套以教育为基础的地位再生产竞争规则便逐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