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源于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论文项目。在这段旅程中，许多人曾给予我大力支持，在此我深表感谢。我最感谢的是导师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学术上，她既是老师，也如家长。我想感谢她的倾心指导与不离不弃的支持。从田野调查开始到本书完成，她宝贵的反馈和鼓励始终支撑着我。安妮特教会我如何收集和分析民族志数据，如何提出问题，以及如何在学术界闯出一片天地。她持续追问本研究对概念的贡献，此举尤其具有启发性。没有她的指导，就没有这本书。我也非常感谢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是他教导并引导我去学习对本研究至关重要的理论概念。他的鼓励是我完成这项研究的动力，他的建议极大地影响了本书的写作。韩怡梅（Emily Hannum）引导我进入中国教育这个研究领域，在整个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作为唯一一位能在田野调查期间到北京看望我的论文委员会成员，她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见解。特别感谢朴玄竣（Hyunjoon Park，音译）在学术和情绪上为我提供的支持。我的论文委员会，以及他们对本项目怀有的真正兴趣，支持我在学术写作的艰苦挣扎中坚持下来。我对耶雷·贝尔曼（Jere Behrman）、伊尔玛·埃洛（Irma Elo）和杨国斌在我就读研究生期间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深表感谢。李英珍（Yeonjin Lee，音译）、胡力中、萨拉·斯佩尔（Sarah Spell）、曹慧珍（Hyejeong Jo，音译）、阿利亚·拉奥（Aliiya Rao）、纳塔莉·扬（Natalie Young）、李尚洙、菲比·何（Phoebe Ho，音译）、克里斯·里斯（Chris Reece）、多加·凯赖斯泰乔戈鲁（Doga Kerestecioglu）和杜伊·杜（Duy Do）让我在麦克尼尔大楼的生活更美好。

在北京，我很幸运能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和太月园遇到志趣相投的朋友。白珮怡、高维华、林宜慧、陈晨、德内勒·雷诺兹（Denelle Raynolds）、许辰佳、斯特凡妮·鲍克威尔（Stephanie Balkwill）、玛丽·麦克尔希尼（Mary McElhinny）和内森·阿特利尔（Nathan Attrill）让我的田野调查趣味盎然而激动人心。衷心感谢我在北京的“叔叔阿姨”：董昭教授、邓峥嵘女士、严士健教授、刘秀芳教授、马志明教授、陈木法教授、罗丹女士、刘勇教授和胡伯伯夫妻。他们在北京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从找房子、带我吃饭到把我介绍给学校的工作人员。没有他们的不懈支持，我难以在北京生存下来，也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

在美国生活十二年之后，我回到了台北。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们给了我重新适应的时间和发展空间。其他在台北的教师也对我十分支持，不断对我的手稿表达激动之情。李宣纬、倪墨杰和曾俊凯是很棒的同事，他们在交谈对话中激励着我。台北以外的朋友也给予我坚定的支持和帮助。尤其要感谢叶思妤，我总是能得到她的建议和支持。卫君豪、刘冉、科莱·卡尔内塞卡（Cole Carnesecca）和亚普·尼乌文赫伊斯（Jaap Nieuwenhuis）也都在我需要时伸出援手，他们是雪中送炭的朋友。

田野调查的经济成本很高，尤其是在其他地区进行的纵向调查。研究过程中，我得到了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台湾地区相关机构的慷慨资助。通过宾夕法尼亚大学提供的奥托和格特鲁德·K.波拉克（Otto and Gertrude K.Pollak）暑期研究奖学金、朱迪丝·罗丁（Judith Rodin）奖学金、古特曼（Gutmann）校长领导奖和跨学科创新教务长奖学金，我得以在北京进行田野调查。台湾科技事务主管部门批准的图书写作基金（108-2410-H-004-194-MY2）资助我对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学生开展后续访问。

我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米根·莱文森（Meagan Levinson），是她极具洞见地建议我将最初为期一年的研究改为纵向研究。在我花费数年时间收集后续数据、进行新的分析并彻底改写手稿的过程中，她给予我极大的耐心。非常感谢杰奎琳·德莱尼（Jaqueline Delaney）和杰登·扬（Jaden Young）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本书的观点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北京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和台湾“中研院”发表。我感谢在这些地方收到的评论和见解，也感谢阅读过本书初稿的匿名审稿人的评论和见解。彼得·哈维（Peter Harvey）、谢莱尔·弗格森（Sherelle Ferguson）、布莱尔·萨基特（Blair Sackett）、卞守永（Soo-yong Byun，音译）、乔纳森·米济斯（Jonathan Mijs）和本·罗斯（Ben Ross）阅读并评论了书稿的各个章节。默里·米尔纳（Murray Milner）的审稿反馈和建议也让我受益匪浅。

我有幸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他们在我的研究过程中给予了不可或缺的帮助。我的父母培养了我专注研究的习惯，并以身作则。他们不仅是我进入田野调查的牵线人，也是这项研究的起点。他们决定把我和哥哥送进台北的一所私立中学，把我带入了陌生的精英世界。他们安慰当时饱受创伤的少女时，并不知道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之间的差异会在十年后引起她对精英研究的兴趣。

最后，我要感谢本研究的参与者。感谢首都中学和顶峰中学的家长和老师，特别是那些接纳我走进他们的家庭和课堂的家长和老师。如果没有学生们的慷慨和开放，这本书也不会存在，他们与我分享了整整八年的人生。在一些情况下，我在展开论述时，需要以不讨人喜欢的方式来描述他们。即便如此，这些出身于富裕家庭、父母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男女也能够谅解。他们对社会不公十分敏感，认为自己应为社会平等做出贡献。他们深切关注农村贫困、难民流离失所、野生动物贸易、环境污染等问题。他们善良而富有同情心，偶尔也会表现得局促。我一直非常喜欢他们，忠诚于这份友谊。我永远感谢他们的信任、友谊和慷慨，很高兴也很荣幸能见证这群古灵精怪的孩子成长为成就斐然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