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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学生群体外，媒体、网民和地方企业在美国大学申请季也对SAT成绩表现出关注。媒体通常将SAT（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称为“美国高考”。
记者们会详细报道每年获得SAT满分和被多所美国顶尖大学录取的学生。这些报道会展开介绍他们如何备考SAT、选择哪所大学，将其塑造为同一赛道学生的楷模。网民们会在社交媒体上转发文章并表示祝贺，留学目的国及高校的大学生们也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些新闻，表示期待新生的到来。与高考成绩突出的学生一样，SAT高分者也能立即在其城市、省份、国家，甚至跨越大洲收获名誉。SAT备考已是繁荣产业，各学区涌现出一大批SAT补习机构（或“影子教育”机构），学校附近的书店为本地的考生提供大量SAT考试指南、词汇手册和模拟题册，就摆在一进店的显眼位置。有些书店卖的SAT资料太多，引得学生们抱怨其他书籍进得不够多。
志在前往美国求学的学生和家庭都明白，美国大学采用的是综合评估每位申请者的选拔系统，但他们仍将焦点放在SAT分数上并为此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们对待SAT就好像对待高考一样。第一次接触这些有志出国的学生时，他们对考试分数的执着令我惊讶。首都中学一位姓龙的数学教师是我的主要信息提供者，他曾邀请我代一节物理课，向同学们介绍美国的大学生活。我进行简短介绍后，学生们立刻提出了问题，比如：“如果我SAT分数不太高，能考上布林莫尔学院吗？”“据说都是考同一所大学，中国学生要比美国学生SAT分更高才行，是不是真的啊？”“该不该同时备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和SAT？”结果，我回答的所有问题都与备考和SAT分数有关。学生们对SAT的关注度是其他任何话题都难以企及的。他们有时会忘记带课本，但从不会忘记带SAT单词书。他们的课堂笔记字迹潦草，满是涂鸦，随意放在课桌上、书包里或书本之间。相比之下，他们的SAT笔记十分工整，收在透明文件夹里，随时可以翻出查阅。
学生们会在课间休息、吃饭时和放学后互相比较SAT成绩，对彼此的分数非常关注，甚至上课时也会偷偷讨论。
SAT虽说是个人考试，分数却成了公开信息。学生们会与同班同学、不同年级乃至不同学校的预备留学生做比较，他们相信美国大学会将所有中国申请者放到一个池子里，所以竞争对手并不限于北京学生。他们会利用补习机构、个人社交圈、在线聊天室等渠道获知对方的SAT分数。汉娜来自首都中学，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录取。据她说，同级新生的SAT分数最高可达满分，最低的要比最高的少200分。这或许表明美国大学会接纳SAT分数各不相同的中国学生，SAT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重要。
即便如此，学生们还是无视了这种可能性，继续专注于考试。
比较SAT分数是国际部学生们的标准问候方式。他们会坦率地回答，也期望对方坦诚以待。许多人并不喜欢这种以SAT为主题的问候，但仍然参与其中。首都中学的赛琳娜平时多与另一所顶级高中的学生往来，她对这种行为尤其不满：“中国学生一见面就问你SAT考多少分，然后他们会说，‘哦，我比你低’，或者‘我比你高’，诸如此类。”学生们对他人成绩的情绪反应也很大，他们鄙视低分者，会说某人“只得了”某个（低）分，或者“最终只去了”某个（低排名的）大学，同时尊崇高分者，将其形容为“优秀”或“太强了”。学生们即使不再联系，也还能记得对方的SAT分数。对SAT分数的共同关注，对SAT结果的情感投入，以及SAT分数构成其长期记忆的事实，都表明对于精英学生来说，SAT不仅仅是一次考试。
家长们全身心投入帮孩子备考。富裕的精英家长为此耗资巨大，每年的账单包括1.5万美元的国际部学费，
3000美元的课外辅导费，以及每节课100美元的私人辅导。
放假期间，家长们还会送孩子去美国参加夏令营，提高他们的英语能力，预算可高达5万美元。除此之外，学生们每年还要前往中国香港地区或新加坡参加考试，多的要去5次，父母为其支付机票、酒店和报名费用。家长们的许多付出是难以量化的。不少父母表示自己曾通宵研究美国大学，每天早早起床为孩子准备新鲜的面包，寻找SAT名师帮孩子提分。学生家长为SAT付出的心血表明，这项考试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
然而，学生和家长对SAT的重视引起了学校顾问教师的不满。尽管学生家庭坚信SAT是选择大学的基础，但顾问们却认为SAT只是一个必须通过的节点，他们更看重在高校实力与学生兴趣之间寻找最佳“匹配”。但家长对学生申请列表的掌控权更大，学校顾问有时会感到无力。在首都中学工作的美国顾问汤姆戴着防雾霾口罩皱眉抱怨，许多家长只是“拿出一份美国最佳大学排名”，告诉孩子“申请排名前十或前三十的学校”。即使像约翰这样的中国顾问，如果去劝家长不要完全基于SAT分数做决定，家长也会立刻用“你太不体谅人了！”等指责来让他们闭嘴。家长和学校顾问对SAT的不同理解让顾问十分沮丧，顾问们暗指家长阻碍他们履行工作职责。首都中学的美国顾问克里斯以一声叹息总结了顾问的无力感：“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家长和学生手中。”
尽管学校顾问们认为家长对SAT的重视是出于无知，但本研究中的精英家长认为，其做法是对美国大学申请系统不确定性的理性应对。家长们承认美国的高等教育选拔系统与中国的大相径庭，知道录取结果不完全取决于考试成绩，也很为孩子的作品集焦虑。然而，正如特蕾西的父亲解释的那样，问题在于他们“不明白……课外活动究竟有什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又可以展现出什么”。他们想知道每项标准的相对重要性，却得不到一个明确答案。因此，在缺乏关键信息的情况下，家长们只得把注意力集中在标准明确的事情上——SAT分数，越高越好。
学校顾问们劝孩子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认为唯一可控的标准上，家长们认为孩子们在SAT备考上没能得到顾问的充分支持，于是把孩子送到专门从事SAT备考的补习班和私教那里。本研究中几个学校的国际部都有类似的不鼓励学生聘请私教的政策，但很少能够执行下去。中央中学实行的是零容忍政策，家长们只得秘密寻求外部帮助。顶峰中学和首都中学的劝阻方式是在家长会上强调顾问的资质，但本研究中计划留学的学生只有一个人没有接受私人辅导或咨询服务。有些学校会与特定机构合作，其他学校则不太在意，欧米伽的学生花大价钱请私教和顾问是众所周知的。
缺乏沟通加剧了学校顾问和家长之间的分歧。顾问们常对家长表示欢迎，认为与家长顺畅沟通很重要，但大多数家长并未与孩子的顾问见面。外籍顾问将沟通问题归因于语言障碍。语言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在首都中学，中国顾问约翰（传言中接触家长最多的顾问）也表示，把所有沟通方式都算上，整个学年中也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家长”联系过自己。特例家庭也并未打破这一规则。布兰登的父亲是本研究中唯一一位完全信任美国顾问并与之密切协作的家长。这位父亲赞扬顾问威廉“经验丰富，诚实正直，熟悉美国的许多大学”。然而即便如此，他也很少与顾问沟通，也没有提供威廉具体怎样帮助布兰登的事例。换句话说，与国内部的家长类似，国际部的精英家长通常不会主动联系学校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