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成立于中平五年八月的“西园军”，以灵帝最宠幸的宦官蹇硕为统帅（具体职位是上军校尉），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的，除了曹操之外，还有曹操的老朋友袁绍为中军校尉，也就是副统帅。
“西园八校尉”的设置，固然与京师卫成部队“五校尉”的日渐衰落有关，实际上却是灵帝防范和抑制大将军何进的产物。
何进出身微贱，他的父亲何真本是南阳郡宛县（今河南南阳市）的一个屠夫。由于同父异母的妹妹入宫，进而受宠被选为贵人，何进从此弃商从政。光和三年何贵人被立为皇后之后，何进更是平步青云，先后担任侍中、河南尹等要职；中平元年，被任命为大将军。
尽管灵帝设置“西园八校尉”的目的是抑制大将军何进与日俱增的权势，但这一目的显然没能达到，因为真正敢与何进对着干的，只有上军校尉蹇硕。
何进与蹇硕之间的明争暗斗，在灵帝重病以及死亡之时趋于白热化。斗争的核心问题，就是究竟该由哪个皇子继承帝位。
何进当然主张自己的妹妹与灵帝所生的刘辩继承皇位，这并不仅仅因为刘辩是灵帝的嫡长子，更主要的是因为刘辩是他的外甥。
蹇硕则针锋相对，主张由灵帝的爱子刘协入登大宝。灵帝本人也是这个意思。他曾经以“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这样的话评价刘辩。更重要的是，蹇硕明白：一旦刘辩做了皇帝，他既有的权位都将化为乌有。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蹇硕得到了灵帝母亲董太后及董太后侄子骠骑将军董重的暗中支持，因为董太后是刘协的抚养者；站在何进这一边的，除了何皇后及其兄长车骑将军何苗之外，还有以袁绍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阶层。
与东汉一代的其他显赫的外戚家族不同的是，南阳何氏充其量只是一个通过小本经营而发家致富的商人家庭，本来就缺乏与官僚士大夫的有机联系，更何况何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发迹，主要得益于宦官当权派的鼎力相助，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何进比较亲近张让、段珪等宦官，而与官僚士大夫阶层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由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何进的这种情感倾向和政治取向，大致从中平五年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转而着力改善与官僚士大夫的关系，以期壮大声势和实力，与蹇硕一决雌雄。与此同时，深受党锢之祸危害的官僚士大夫阶层，早就痛恨宦官专权，眼见何进与蹇硕势不两立，也就很乐意与何进结成联合阵线。于是，袁绍、袁术、庞纪等人纷纷步入何进幕府，为何进出谋划策。
正因为如此，这场皇位争夺战很快就分出了胜负：四月，刘辩登基，做了东汉帝国的第十二任皇帝，史称少帝（189）。随后，何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何进和袁绍的叔父、太傅袁隗，以录尚书事的身份共同辅政。一时间，宫廷内外的形势陡然变得极端不利于蹇硕，而且何进已经把铲除蹇硕提上了议事日程。
蹇硕在惶恐不安之余，转而谋求联合中常侍赵忠等宦官，共同对付以何进为首的外戚与官僚士大夫的联合阵线。但是，令蹇硕万分痛苦的是：赵忠等人一则出于对他个人的刻骨忌恨（因为蹇硕后来居上，抢夺了他们的权势），二则因为与何进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竟然置宦官集团的整体利益于不顾，最终出卖了他。于是，何进在赵忠等人的帮助下，当月就轻而易举地逮捕并诛杀了蹇硕，从而完全控制了朝政。
董太后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当初之所以愿意抚养刘协，说白了其实就是政治投机。不过，董太后虽有政治野心，却明显缺乏政治经验，不但不懂得在劣势下如何化险为夷、保存自己，反而还咄咄逼人地与何进争权夺势，这就逼得何大将军朝她挥起了屠刀。少帝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五月，何进将董太后赶出皇宫，接着又剥夺了董重的领兵权。
不过，官僚士大夫阶层并不满足于仅仅打倒蹇硕，他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彻底铲除宦官群体，因而极力劝说何进趁热打铁，把打击对象扩大到整个宦官集团。
作为大权在握的执政者，何进未尝不想治理好国家，然而，他既不是恢廓有术的政治家，也没有理乱治纷的实际才干，因此，他不但没能遏制住东汉衰败的颓势，反而在事实上加重了汉末的统治危机。何进最大的政治错误，就是听从了袁绍的馊主意，竟然想一锅端掉皇宫中所有的宦官，从肉体上加以彻底消灭。
袁绍这个人，虽然是名动天下的汝南袁氏家族的成员，可他的出身有些问题。他是袁逢的私生子，后来过继给了伯父袁成；袁成又死得早，所以袁绍原本并不具备继承袁氏家族精神财富的资格。袁绍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袁氏家族的代言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个人的自强不息。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举世无双的大孝子、拼命结交著名的党人（譬如何颙），是袁绍从私生子升格为海内名士的两大法宝。
同当时的大多数士大夫一样，袁绍在政治上患有严重的“左派幼稚病”。他近乎偏执地认定：宦官的弄权是政治生活中一切罪恶的根源，铲除这一毒瘤是拨乱反正、革新政治的当务之急。
在袁绍的鼓动下，何进产生了诛杀宦官的冲动，并且进宫向临朝称制的何太后请示。结果是，何太后断然否定了这个提议。
何太后予以反对的理由很充分也很合理：宦官既是宫廷内外不可或缺的联结，也是宫闱之中不可替代的角色。当然，何太后也有不便明说的，却是更为关键的原因，那就是：假如当初没有张让、赵忠等宦官的鼎力相助，就不会有何氏外戚的产生与存在。
事实上，这种特殊的关系不但左右了何太后的态度，而且对何进也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使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袁绍等人那样，对整个宦官集团恨之入骨。因此，当何太后一提出反对意见，何进即刻打消了将宦官们一网打尽的念头，改而打算仅仅诛杀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当然，何进的让步除了不敢悖逆何太后的意向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因素，即平民出身的他，尽管已经大权在握，却尚未完全克服与生俱来的畏缩心理，又缺乏深厚的权势根基，因而面对盘根错节的宦官集团，不免有些气怯。
但袁绍并不甘心他的“救世护国”谋略就此化为泡影，于是又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妙不可言的“高招”。他建议举棋不定的何进，立即征调董卓等将领率部进京玩兵谏，逼迫何太后放弃对宦官的庇护。
对待袁绍的这个动议，曹操大不以为然。他的观点非常明确：
第一，宦官群体的存在，实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对于当前的政治衰坏，宦官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无能（或不作为）的君主对他们的过分依赖。
第二，并非所有的宦官都是劣迹斑斑的祸国殃民者。确认宦官是万恶之源的观点，绝不是对社会政治机制清醒认识的结果。
第三，如果对政治的革新必须从打压宦官开始，那么，整顿宦官队伍，清除其中害国蠹政的元凶罪魁，就足以完成对当下政治的拨乱反正，而根本没有必要大动干戈。
第四，一旦兴师动众，很可能使组织涣散的宦官群体在共同的旗帜下重新集结起来，届时很难让人对最终结果抱乐观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曹操对袁绍的非议，并非因为他的祖上也是宦官，进而具有难以割舍的“恋阉情结”。所有愿意以平常心态探究汉末政治危机的人们，都持有与曹操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如侍御史郑太、尚书卢植等，都是坚决反对借助外力诛除宦官。遗憾的是，何进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了袁绍的动议。这一方面是何进的政治智商明显低劣，另一方面这位外强中干的大将军，内心深处非常渴望有一种强力，帮助他应付目前的困难局势。
于是，在何大将军的秘密邀请下，董卓、丁原、桥瑁等悍将骄兵，陆续集聚于京师洛阳附近。但出乎何进、袁绍意料之外的是，何太后并未因此改变当初的立场；与此同时，何苗又提醒他的兄长应该饮水思源，立即悬崖勒马，与宦官和解。
何进因此犹豫不决，一度传令董卓即刻停止向京师进发。但可笑的是，没过多久，他又在袁绍的鼓动下再度变卦，不但任命袁绍、王允这两个反阉斗士分别就任司隶校尉、河南尹，以加强对京畿地区的控制，而且授予袁绍以“假节”等专命独断的特权。
走投无路的宦官们，不能不为自己的生存而奋力抗争，这种抗争无可非议。何进也由于袁绍的胡搅蛮干，因而别无选择，不得不将诛灭宦官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事情的结果是，如同曹操所料，董卓还未到京，何进就被宦官们用非常粗糙的手法杀掉了。宦官们虽然做掉了对他们恩将仇报的何大将军，却也未能笑到最后。在袁绍、袁术及何进部属的疯狂报复下，手无寸铁的宦官们，不是陈尸宫中，就是投河自尽，几乎无一幸免。至此，长期困扰东汉帝国的宦官、外戚交替专权问题，总算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然而，以袁绍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们，在此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歇斯底里，充分显示出这一社会阶层不但已经无力胜任扶大厦于将倾的角色，而且实际上已经蜕化成了社会的破坏力量。导致东汉帝国走向没落的原因，固然不一而足，但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应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某种程度上说，临洮（今甘肃岷县）人董卓是东汉末年仅有的几个善于把握历史机遇之人中的一位。曾几何时，他不过是一个小小县尉的次子，最终竟然成了叱咤风云的铁腕人物，这在讲究出身门第的当时尤其难得。要不是后来身败名裂，董卓应该是东汉一代由草莽武夫成长为政治领袖的样板人物。
在董卓的一生中，凉州刺史成就是他第一个应该感谢的人，要不是成就赏识并提拔他为凉州从事，让他带兵讨伐羌、胡，就不可能有董卓日后的飞黄腾达。
起兵反叛于凉州的边章、韩遂等人，是董卓第二个需要感谢的，正是在讨伐边章、韩遂等人的叛乱中，董卓不但最终组建了他的以羌人和羌化汉人为班底的凉州兵团，而且从此成为朝廷瞩目的地方军阀。
董卓最后需要感谢的，是后来与他为敌的袁绍。正是在袁绍的一再鼓动下，大将军何进才以朝廷名义密召前将军董卓、东郡太守桥瑁、武猛都尉丁原等人进逼京师，以武力胁迫何太后同意铲除宦官的计划，而这恰好给了羽翼丰满的董卓以可乘之机。
中平六年（189）八月，就在外戚、宦官两大势力拼得鱼死网破之际，驻扎在洛阳郊外的董卓闻风而动，与被宦官劫持在外的汉少帝一行，迎面相遇于今河南洛阳市北的北芒山。董卓打死或打散了宦官，将汉少帝等人护送回宫，因此得以插手朝政。
董卓虽然貌似愚钝，却极有心计和才干，否则，就不可能仅以区区三千人马，使天子形同木偶，让百官噤若寒蝉。专权之初的董卓，有着高超的政治手腕，懂得如何建立自己的威信，懂得如何摆平政治局面。他一方面为陈蕃、窦武等“党人”领袖昭雪平反，并立祠堂加以祭祀，一方面起用蔡邕等名士以收揽人心。蔡邕本来不想替董卓装点门面，但他刚刚试图加以拒绝，董卓就阴险地告诉他：“我能杀人！”蔡邕只好屈服，屈服之后的蔡邕一月内被升了三级。由此可见，董卓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武夫。
董卓废掉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的行为，常被认为是企图建立董家天下的一个重要步骤。不过，这种理解可能有误，至少在《三国志》及《后汉书》董卓本传中，并无有关董卓图谋不轨的记载。我们倾向于董卓此举既与改朝换代无关，也并未存心废昏立明，而是着眼于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势；但其结果，不仅给予政敌以强有力的借口，而且令人寒心，这无疑是他一生之中最大的失误。曹操也正因此断然拒绝了他的荐举，愤然离开京城洛阳，走上了公开决裂、武力对抗的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董卓虽有才华，却严重缺乏政治家的头脑和胸怀；他迷信武力，滥施淫威，全然不明白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从根本上忽略了长期执政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尤其是他居然纵容甚至支持手下将帅公然侵入官府民宅抢劫财物、奸淫妇女，这就几乎完全消耗掉了其统治的正当性。
董卓在大权独揽之后所犯下的第二大错误，就是将韩馥、刘岱、孔伷、张邈和张咨分别外放为冀州牧、兖州刺史、豫州刺史、陈留太守和南阳太守；以汉献帝的名义任命流亡在外的袁绍为渤海太守，更是错上加错。
董卓让袁绍等人出任州郡牧守的举措，不仅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进一步助长了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从此覆水难收，统一的东汉皇朝最终因此寿终正寝。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董卓是东汉皇朝的终结者。
坚决反对董卓的肆行废立，然后离开京城，充其量只是袁绍的一次华丽的作秀，因为对袁绍来说，与其索然寡味地在朝廷做政治花瓶，还不如远走高飞，另谋出路。在这种情况下，董卓给袁绍封官加爵，显然极不明智。此后，正是袁绍四处串联，最终在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正月，树起了声讨董卓的大旗。
初平元年先后兴兵声讨董卓的关东诸侯，除了袁绍，还有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陈留太守张邈和广陵太守张超（张邈之弟）。而且，刘岱、孔伷、张邈、桥瑁、张超等人还齐聚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歃血盟誓，一致推举并不在场的袁绍为盟主。
有人说，袁绍的被推举为盟主，得益于其“四世三公”的显赫门第，这种推论似是而非，因为嫡出的袁术显然比庶出的袁绍更有资格继承袁氏家族的无形资产。实际上，袁绍之所以能够成为盟主，一则因为他曾经跻身于朝廷的权力核心区，由此拥有较高的社会声望，二则因为他是第一个对董卓公开发难的人，三则因为袁绍本人也有这方面的强烈欲望。
参加讨董联盟的，还有曹操、孙坚等人。曹操自从灵帝中平六年九月离开京城之后，就向东潜逃到了陈留郡（今河南开封境内），在好友陈留太守张邈及当地名士卫兹的支持和资助下，在陈留、襄邑（今河南睢县境内）一带积极招兵买马，暗中准备声讨董卓。在此期间，他的亲族和同乡曹仁、曹洪、曹休、曹真、夏侯渊、夏侯惇等人，也纷纷从谯县赶来从军。曹操最终召集到了五千人马。
曹操虽然积极参加了酸枣会盟，但由于既不是朝廷命官（典军校尉的职务自然因为他的逃亡而被罢免，他这时其实是通缉犯），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地盘，而且名下部众又少得可怜，因而在联盟中的地位不高，隶属于张邈，被袁绍任命为代理奋武将军。
从九月份逃离洛阳，到十二月起兵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西南），曹操只花了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五千人，这是曹操最初起家的本钱。
那么，这五千人在讨董运动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曹操又是如何使用他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