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曹操是二十岁的时候被举为孝廉的。
汉代官员的选拔有两种制度：一是察举制度，一是征辟制度。察举主要依据自下而上的推荐；征辟与察举相反，是自上而下的选拔。汉代察举的科目有很多项，但主要是孝廉、茂才和贤良方正这三科。从地方将人才推举出来，以便中央人事部门给予相应的官职。
察举是要被推荐的，所以曹操入仕，必须经过推荐这一关。桥玄认识曹操后，给曹操出了一个主意，说你这个人虽然有能力、有志向，可做官是要人举荐的，在被人举荐之前，最好要有些名声。
曹操说：“那我该怎么办呢？”
桥玄说：“要想出名，你得结交名士，而且要结交大名士。”
桥玄让曹操去交结当时的大名士汝南人许劭，因为许劭以看人看得准而出名。《后汉书》（卷68）对许劭的评价是“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郭是指郭泰，也是当时以识人著称的大名士）。于是曹操就去了。
曹操结交许劭并不顺利。《后汉书·许劭传》说：“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这个评语，《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的表述与之不太一样，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结合曹操一生的行为，相比较而言，《后汉书》的记载可能更近于事实。
对许劭的这个评语，曹操是非常满意的，“大悦而去”。曹操为什么是这个态度呢？许劭说曹操是“清平之奸贼”，他为什么还高兴呢？因为曹操清楚，天下将乱，已无清平可言。曹操要从这个大名士眼中看看自己在乱世中是不是个人物，这是关键。许劭在这方面给了他肯定的答复，所以曹操“大悦而去”。
这个记载给我们两点回味：一是曹操是采用胁迫手段让许劭给自己一个评语，至于什么手段，史书没记载，我们也不好乱说，只能说曹操的这一举动与当时人的行事方法是不一样的，是具有他的个性色彩的。
二是尽管许劭鄙视曹操的为人，但对曹操的能力是十分肯定的。而这一点，曹操也是十分看重的。
许劭一生给人评价无数，没想到这一个评价却使他名流千古。
许劭的眼光确实老辣！
应孝廉之举得了郎官之后不久，曹操出任年薪四百石的洛阳北部尉，也就是首都公安局北部分局局长的角色，负责本地区的社会治安工作。
《曹瞒传》说，让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是司马懿之父、当时的尚书右丞司马防拍板的结果。当时，曹操本人很想担任洛阳令一职，但司马防不予考虑。后来，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曹操晋爵魏王之时，特地将司马防请至邺城，一面喝酒一面调侃司马防：“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司马防的回答不卑不亢：“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
洛阳北部尉的交椅并不好坐。在天子脚下，要想不作为，难；要想有所作为，更难。一则因为洛阳是三教九流的会聚之地，流动性又大，很难管理；再则达官贵人济济一堂，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很可能因为某一案子处理不当，轻则官位不保，重则身败名裂，甚至还可能搭上性命。
《曹瞒传》说曹操上任伊始，首先命令工匠把年久失修的官署粉饰一新，然后又赶制了十余根五色棒（木制棍棒刑具，上涂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古时以五色代表五域四方）悬挂在官署大门两侧，同时张贴告示，申明此后凡有触犯禁令者，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豪强权贵，一律绳之以法。决不宽贷，刑具就是他自制的五色棒。
令人费解的是，一个区区的四百石小官，是否具有制定地方法规的职权？他的土法规是否得到了皇上或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它在量刑方面是否过重？对此，《曹瞒传》没有作任何说明。
终于有人犯规了。犯规的是宦官蹇硕的叔父，不知何故他居然深更半夜出行到北部尉的辖区，这就违反了曹操定下的宵禁规定。这人命中注定是个倒霉鬼，因为那天刚好曹操值夜班。案发之后，曹操立马将肇事者棒杀了。
对于这个事件，不少人认为：曹操的这一举动，在宦官权势炙手可热的当时，充分地表现出他不避豪强、嫉恨宦官专权的政治立场。这种观点只能是聊备一说。当时的蹇硕，不过是一个六百石级别的小黄门，也还没有得到汉灵帝的宠信，以曹操的家庭背景，根本没有畏惧的必要。而且，杀了一个宦官的亲戚，从中也无法得出曹操嫉恨宦官专权的结论。
更何况曹操的这一行为本身就很有些避重就轻的嫌疑，难道那几个月中就没有一个犯规的达官贵人？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只能推断说：曹操有选择地严惩了违禁者，而且也确实收到了杀鸡儆猴的功效。据说从此之后，“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没有人不把曹操的这个禁令当回事了。
熹平六年（177），二十三岁的曹操被提拔为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南）县令。《曹瞒传》说，这是宦官集团以退为进的策略，目的是把他调离洛阳，这样的解释很牵强。当时的大宦官们正在积极筹划出征鲜卑的军国大事，哪里有闲工夫考虑小小北部尉的任免问题。曹操被提拔为顿丘令，应该是上级主管部门对曹操工作成绩的奖赏。
曹操本人对他在担任北部尉时的所作所为，颇为自得。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曹操途经洛阳的时候，特地给有关部门打招呼，重新修葺了一下北部尉的办公大楼。
尽管现存史料对曹操任职顿丘期间的行迹没有任何交代，但曹操本人在作于建安十九年（214）的《戒子植》中，曾经不无自豪地追忆起这段时光：“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依据此话推断，曹操在任职顿丘令期间，应该是有些政绩的。
不过，曹操为官顿丘的时间比较短暂，也就是年把的时间。灵帝光和元年（178）十月，曹操因宫廷斗争的牵连，被迫从顿丘令这一职位上下岗，回到了老家谯县。
在谯县老家赋闲的两年多里，曹操除了读书、习武之外，还做了一件事，纳了一位小妾。曹操早先娶了一位丁家的女孩做娘子，没有生育。此时没有事情干，就做了这件事。这位小妾二十岁，姓卞，原本只是一位歌女，但见识很不一般，涵养也非常好，她后来为曹操生养出三个不凡的儿子：曹丕、曹彰和曹植。
光和三年（180）六月，曹操被征拜为议郎，年薪六百石。议郎属于皇帝的秘书班子，随时听从皇上的调遣，虽然没有具体的职掌，却拥有议政的权力。
在议郎的位子上，曹操所做的一件事值得一说。这件事虽然不大，但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是需要一定胆力的。做的什么事呢？他上书朝廷，为宦官的死对头前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鸣冤叫屈。十多年前，这两个人因为不满宦官专权，有意诛杀这些权阉，不料走漏了消息，宦官先发制人，两个人被害。
这件事，可以说明曹操真正地与宦官对着干了。曹操这次想通过翻案而冲击宦官势力，显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东汉皇朝正处于社会危机大爆发的前夕。一面是，以张角为首的秘密组织太平道正四处串联、图谋造反；另一面是，遭禁锢的“党人”情系社稷安危，要求驱除宦官、革新政治。身处其中的曹操，自然感受到了时局即将面临大的变化。为窦武、陈蕃鸣冤叫屈，体现了他的忧患意识，以及重新起用“党人”的心愿。
然而，要不是因为他父亲与这些权阉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曹操的这一上书，很可能就砸了他自己的饭碗，甚至要了他的脑袋。
这件事的结果是，曹操被权阉网开一面，没有被追究，可是他从此只能三缄其口。这样的日子，曹操又过了三年。
曹操三十岁的时候，也就是中平元年（184）。这一年是历史发展的关键岁月，也是曹操人生的转折点。大家都清楚，这一年，张角等人所组织的太平道在全国范围内造反了，史学家称之为“黄巾军起义”。黄巾军是二月开始造反的，三十六方同时起事，而主力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冀州、颍川、南阳。冀州的起义军由张角兄弟直接指挥，颍川的起义军由波才指挥，南阳的起义军由张曼成指挥。东汉朝廷以卢植率军镇压冀州的黄巾军，以皇甫嵩、朱儁共讨颍川和南阳的黄巾军。
这年四月，围剿颍川黄巾军的皇甫嵩、朱儁部队出师不利，连吃败仗，被波才围困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就在此际（五月），曹操被授以军职，由六百石的议郎升职为二千石的骑都尉，奉命支援困守孤城的皇甫嵩、朱儁。
就在曹操带兵赶到长社的那个夜晚，恰逢皇甫嵩、朱儁采用火攻战术，将黄巾军打得人仰马翻，于是曹操与他们协同作战、内外夹击，大破波才部队，从而解除了颍川黄巾军对京师洛阳的直接威胁。
此后，曹操又多次参与镇压黄巾军残部的战斗，最终因功得赏，被提拔为济南国相。
汉代在地方行政制度上，实行郡国并行制。其中，郡直属于中央，王国则是分封给同姓诸侯王的领地，两者都是地方最高行政单位。自西汉景帝之后，各地的诸侯王被剥夺了行政权，只能享受封国内的赋税收入；由朝廷直接任命的国相，才是各王国处理实际行政事务的主管，地位相当于二千石的郡太守。
曹操这位新任济南相很快就发现，他属下的十位县太爷至少有八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们一方面通过行贿等途径，攀附朝廷政要，以为后台；另一方面又与当地的奸猾豪强狼狈为奸，不仅巧取豪夺，而且为非作歹。也正因为有着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不仅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即便是此前的历任国相，也都听之任之，苟且偷安，甚至同流合污。
曹操到任后所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将那八个千夫所指的贪官污吏撤职查办，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担任王国属吏。这一把火，不仅一下子切除了当地的毒瘤，而且驱散了长期以来甚嚣尘上的歪风邪气。于是，昔日作威作福的劣绅奸商在震恐之余，收敛行迹，或者卷铺盖走人，社会治安因此大为好转。
但济南国的问题又不仅仅是吏治的腐败，以及由吏治腐败而导致的治安紊乱；普遍的、根深蒂固的鬼神崇拜和淫祀之风，同样触目惊心。而且，相对于前者来说，后者更难整治。
如果寻找根源的话，济南这种不良社会习气的形成，大概可以追溯到西汉前期。当初，汉高祖刘邦驾崩之后，他的遗孀吕雉临朝称制，娘家吕氏一门因此鸡犬升天，个个飞黄腾达。他们不仅对大行皇帝“非刘氏不王”的约定嗤之以鼻，甚至竟然打算冒天下之大不韪，改朝换代。在社稷存亡之秋，幸有忠贞不贰的周勃、陈平等元老重臣，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定计除灭了吕氏。
在这场颠覆与反颠覆的政治风波中，汉高祖众多皇孙之一的刘章，也曾为确保刘氏江山出力流汗，因此在论功行赏的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刘章从朱虚侯晋升为城阳王。
城阳王刘章受封两年后去世，继立者在国境内为他立庙祭祀，以志纪念。在西汉元帝、成帝以后，鉴于外戚互相专权、皇室岌岌可危的严峻现实，有人就将城阳王作为拥护皇室、反对外戚的精神象征，城阳王祠因此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以城阳为中心的泰沂山区。在东汉建国之后，青州民间对于城阳王的崇拜之风更趋盛行，一时间祠庙林立，仅济南国境内就有六百多座。
不过，东汉时期青州民众祭祀城阳王的目的，基本上已经不是安汉尊刘，转而蜕化成为祈福、禳灾、祛病的迷信活动。这种淫祀活动的弊病不一而足，其中最大的危害是：不但社会财富化为灰烬，而且滋生出愚昧、荒唐等各色各样的陋习恶俗。
曹操烧的第二把火就是禁断淫祀。这把火烧得更旺，并在短期内颇见成效。在他的主持下，大量的祠庙被强行拆毁，官民被警告不能再行淫祀。济南境内的淫祀现象，一时间销声匿迹。
尽管在曹操离任之后，济南地带依然盛行淫祀滥祭之风，后来成为天师道的温床，然而曹操对于济南吏治的有效整顿，对于当地淫祀之风的严厉打击，在青州民众间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良好印象；在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四月，由部分青州民众转化而来的青州黄巾军，在给曹操的一封信函中，不无好感地提到了他在任职济南相期间的所作所为。据此完全可以断言：青州黄巾军在初平三年十二月集体投降曹操，及其此后为曹操的南征北战，是有历史渊源的，这一历史渊源，一方面就是着力禁断淫祀的曹操被青州黄巾军视为同道；另一方面就是曹操的为官风范感化了老百姓，被老百姓认为是可以将自己的前途命运相托付的好人。
就在济南各方面都处于好转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曹操突然辞去济南相的职务，请求回到洛阳担任宿卫，实际上是要求赋闲。朝廷以他为议郎，他表面上接受，实际上不去上班，常常装病。中平二年（185），朝廷让他做东郡太守，曹操不仅没有答应，相反连议郎也不肯做了，推托有病，再一次回到了谯县老家。
对于曹操的突然离职，史书中有很多解释，但都互相矛盾。曹操自己也作过说明，在《让县自明本志令》这篇文章中，曹操说他之所以要辞职回乡，是因为他在济南国的所作所为，既招致了当地豪强的怨恨，也得罪了朝中当权的宦官，为了避免连累家人，所以辞官不做。不过，曹操这个解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依曹操做事的方法，烧了两把火的后果，他是会做过一些预想的。他之所以敢这样干，也就是说他不惧怕这个后果。第二，曹操在出任济南国相的时候，恰恰是他的父亲曹嵩正在走红的时候，曹嵩出钱一亿，得到太尉之职，位列三公。有曹嵩撑腰，曹操完全不必有这样的顾忌。
实际情况可能是，曹操当时出任济国相，大刀阔斧搞改革，是想求得更大的名声。不料名声是有了，忌恨却是更多，这对将来的发展颇为不利。在地方上做得再好，毕竟是“能臣”角色，非他所愿。辞官回乡，再图发展，这可能是他当时的设想。果然仅过了一年，在谯县老家过着春夏读书、秋冬射猎日子的曹操，被征为都尉。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黄巾起义主力被镇压不久，金城（今兰州）人边章、韩遂起兵反叛，并率兵数万进攻长安，侵逼刘氏皇陵。汉廷派了好几批军队，才将边章、韩遂打回金城。中平三年（186）冬，韩遂杀死边章，并进攻陇西。陇西太守李相如不仅不战，反而与韩遂连和。凉州刺史耿鄙的属下扶风人马腾也凑个热闹，树起了反旗，起兵响应韩遂。一时间，天下骚动，朝廷震恐。在这种情况下，汉廷网罗人才，这才征召曹操为都尉。
灵帝中平五年（188）六月，冀州刺史王芬勾结汝南人陈逸、南阳人许攸、沛国人周旌等人，同时联络了一些地方豪强，企图利用灵帝北巡河间国（隶属于冀州刺史部）之机，发动政变，废黜灵帝，改立合肥侯为皇帝。《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当时也受到邀请，但他拒绝入伙，并且规劝王芬等人不要玩火自焚。结果正如曹操所预料的那样，这次政变胎死腹中，王芬自杀。司马彪《九州春秋》解释说，导致政变流产的原因是：灵帝接受了太史“当有阴谋，不宜北行”的建议，临时取消了北巡河间的计划。
我们怀疑：这次政变的流产，很可能是曹操告密的结果，要不就很难解释，一个小小的都尉凭什么资格一下子就能进入新成立的军事机构的领导班子，做了“西园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要知道，曹嵩刚刚在这年四月被罢免了太尉职务，告老还乡，当时的曹操，已经失去了强有力的政治靠山。
不管怎么说，曹操一举成了东汉皇室核心武装的重要将领，这使他在仕途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他本来的愿望只是想做一个郡太守，好好地为老百姓做些实事，而现在的身份却是手握兵权的西园典军校尉。在这个位子上，曹操将面对什么局面，他又会如何应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