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三国演义》开篇有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数千年的中国史有过长时期的统一，但也出现过几次连续数百年的分裂。魏晋南北朝就是我国历史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

无论统一还是分裂，只要长期存在，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是个人意志随心所欲造成的。大汉社会的长期统一，并非秦始皇废除了分封贵族创立郡县所造成，相反是因为两汉时期普遍存在着五口之家的小农，他们虽用简陋的铁农具但已经勉强可以自给自足。有了大量个体农户的存在，庞大的官僚机构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足够的赋税，以及成千上万服劳役、兵役的丁口，这些对于支撑中央集权的国家而言必不可少。郡县的设立正是迎合了统治个体农户和中小地主的需要。

东汉末年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耕具——由两头牛牵引的数十斤的大铁犁，又称为“耦犁”。使用耦犁比旧铁犁耕田效率提高了许多，然而在当时能够拥有耦犁的，绝非寻常五口之家的小农。于是拥有先进农具的地主庄园，开始了一轮兼并个体农民的浪潮。庄园地主从国家手中夺走了农民，以及农民耕种的土地，也就等于切断了中央集权政府的财源、兵源。从此一个漫长的分裂时期，就在繁荣的庄园经济的基础上开始了，而只要这一基础不变，几乎也就没有了天下统一的希望。即便像西晋王朝那样表面上取得了统一，但很快就陷入了八王之乱的纷争之中；最后代表大庄园主，或者叫作士族利益的西晋王朝的统一，仅仅维持了三十余年，就在少数民族和流民的打击下土崩瓦解。

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统一王朝的创建者，像西晋开国君臣那样没有抱负，那样缺乏远见，那样迅速地走向堕落。对于这种现象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当时根本没有希望维持天下统一。相反在西晋的短暂统治时期，由于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反而酝酿出了更多分裂的因素，撒下了更多相互仇视的种子。于是西晋灭亡，北方中国立刻就出现了长达一百三十余年的更大分裂和更大纷争的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国君石虎嗜杀汉人以及他的养孙冉闵几天内残杀二十万胡人的事件，就是民族隔阂发展到民族仇视的例证。虽然这类仇杀都是由少数统治者所挑起，但如此大规模的血腥事件，显然是以普遍的民族对立情绪为前提，并且又进一步激化了各民族之间的仇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不消除族群间深刻的对立和仇恨，要想实现长远的统一，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在这段长达百余年的分裂中，中国北方原来的庄园经济开始日趋衰落。到了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和成片荒芜农田的出现，又一次给北朝的个体农民提供了生存空间。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有关均田的规定，正是透露出北方小农经济复苏的重要信息。但新一轮个体农业经济的更大发展，还有赖于一批新型农具的改良和推广。而在田多人少的古代农村，耕具的改革对于争取农时、扩大播种面积，往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适应新一轮个体农业经济的耕具，便是后来被人称为曲辕犁的新式铧犁。

大约在隋唐时期，曲辕犁在我国农村已经相当普遍。直到20世纪的上半叶，我国农村甚至仍在沿用的铧犁，其基本结构和隋唐时候并没有多大改变。这种传统的东方耕具，明清之际由荷兰海员带回欧洲，由于那些海员是在中国江南得到它的，所以又称其为江东犁。江东犁西传后，欧洲农民竞相仿制，由此诱发了欧洲的农业革命。欧洲的农业革命通常又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先导。

许多中国人不仅不知道中国的传统农具曾给西方的现代文明带来过怎样的影响，甚至也不清楚曲辕犁在隋唐个体小农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当时的农民正是靠着这种新型的生产工具，摆脱了地主庄园的控制，发展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体农业经济。而小农经济的复苏，又促使了社会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至于后来隋唐农业文明的繁荣，更与这种先进的耕具紧密关联，就好像20世纪农民靠着拖拉机进入现代文明一样。

我们或许无法搞清曲辕犁发明和传播的全部细节，但仍然可以想象，在北朝推行均田制时获得土地的农民，他们是怎样热衷于改良和推广新的农业技术。那时候一项重大发明，从产生到成熟直到最后普及，一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共同发展个体经济的过程中，过去彼此对立的民族情绪，也由下层到上层逐渐得到了缓和，而各民族的大融合，也逐步开始代替民族间的彼此隔阂。

北魏孝文帝颁行汉化政策，说明当时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民族融合的重要性。此后的北朝统治者，尤其是日益强大的西魏、北周的统治者，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政策。北朝的统治者鼓励不同民族男女相互通婚，隋朝立国者杨坚就是在北周时期与匈奴贵族联姻的。北周明帝时鲜卑族大臣豆卢𪟝虽然高官厚禄，却因自己不曾学过儒家经典，自愿弃官去太学攻读，而且明帝对他的做法也大加赞许，还破例允许他“停职留薪”，像这一类体现民族融合的例子，史书上举不胜举。

总之，小农经济的逐渐复苏，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入，正在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的诞生集聚条件。北周初年一些对时局敏感的人，已经觉察到了这一历史的趋势，这里不妨再举金州总管贺若敦的例子。

贺若敦是一名武将，因得罪了朝廷中操纵权力的大将军而被判死刑。临终时他和家人诀别，关照儿子的只有两条：“父亲立志平定江南，但至今未能成功，你一定要继承我的遗志。乃父戎马生涯可谓功勋累累，只是爱发牢骚惹下了杀身之祸，你一定要记住以舌而亡的教训。”贺若敦因牢骚而送了命，临终时再也不敢在儿子面前发牢骚，只是叮嘱儿子吸取自己的教训。贺若家的悲剧，封建社会不知上演了多少回，所以我们的民族语言中才会有“祸从口出”这样可怖的成语。耐人寻味的是，一个军人以舌而亡冤屈而死，但他临终念念不忘的竟是平定江南，由此可见统一天下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占据了何等的地位。贺若敦的儿子贺若弼日后果然担任了平定陈朝的先锋大将，但这已经是入隋之后的事了，距贺若敦的死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