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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牍，又叫手书、手启、手简、小简等，是作者亲笔所写的短小信件。
现在看来，此种尺牍颇能反映作者的真性情，而且包含时地背景、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丰富信息，在研究其生平行事，特别是编排年谱时，甚具价值。但是，古人大抵不将它视为正式的“作品”，所以一般并不收入别集。别集中收入的信件，叫做“书”或者“启（状）”，对照之下，尺牍的文体同于“书”，大抵用古文写作，但篇幅短小得多；“启（状）”的篇幅也比较短小，却用四六骈体，显得正式。
从苏轼的尺牍中，我们也不难了解尺牍与启（状）的区别，如《苏轼文集》
卷五十八《与杜道源二首》之二云：
某无人写得启状，即用手简，甚属简慢，想恕其不逮也。
同卷《与杜孟坚三首》之二云：
某乏人写大状，必不深罪。
同卷《与李亮工六首》之二云：
某乏人修状，手启为答，幸望宽恕。
这些都是因为没用启（状）而用了尺牍，故向对方致歉。由此可见，尺牍比启（状）显得随便简慢。但反过来，如果双方关系亲密，则用尺牍似乎更为合适，同书卷五十三《与鲜于子骏三首》之二云：
忝厚眷，不敢用启状，必不深讶。
所谓“不敢用启状”，意思是老朋友之间如果用了正式的启状，便显得生分了。
与多数宋人别集一样，苏轼的别集（如宋本《东坡集》）起初也不收入尺牍，但一方面因为东坡名满天下，同时也因其书法优异，故其尺牍不但被大量保存下来，而且产生不少文本形态，有墨迹，有石刻，有专收尺牍的专集，也有后人所编的包含尺牍的东坡诗文集。所以，现在要清理他的尺牍，便与清理东坡集版本问题无法分离。这方面，日本学者村上哲见《苏东坡书简的流传与东坡集版本之系谱》
一文颇着先鞭，而且迄今为止最可推为力作。就笔者关心的部分来说，村上先生对《东坡外集》和《续集》所收尺牍之间的关系论述得最为精到。但不知何故，他对日本保存的《欧苏手简》一书反而不够重视。
正因为清理尺牍与清理版本的问题密不可分，故刘尚荣《明版苏轼文集选本考述》《〈东坡外集〉杂考》
等一系列有关东坡集版本的论文，也都涉及尺牍的问题，颇足参考。孔凡礼编《苏轼文集》时，已将尺牍专门归并为一类，其“点校说明”中交代了版本依据，以及他对现存各种版本的看法。但遗憾的是，他对几种重要版本的认识，在笔者看来有些不够准确之处，虽然这基本上不影响《苏轼文集》的编排质量，但当孔先生编辑《苏轼年谱》
，为大量东坡尺牍系年时，消极影响便呈现出来。
本文重在清理有关东坡尺牍的版本，暂不涉及具体的系年问题。不过，笔者之所以要清理版本，乃是为系年做准备工作，所以，本文也不拟对相关版本一一作介绍，而是选择了可能与系年问题发生关系的，或笔者以为值得特别提及的某些重要版本，加以考察。同时不妨指出，为东坡编辑年谱时，除了传记资料外，传统上是以编年诗为主要依据的，但若详细到孔先生《苏轼年谱》那样的程度，则尺牍便不可忽视。实际上，孔《谱》对现存东坡尺牍的使用密度，几乎不下于编年诗。然而，到目前为止，对苏轼各体作品的编年研究，恐怕是以尺牍最为迟缓落后。如果我们能更准确地认识有关东坡尺牍的各种版本，就能更合理地为尺牍系年，从而也能编订更精密的年谱。
可想而知，东坡尺牍最原始的文本形态，就是他亲笔书写后送出的墨迹。一般情况下，他本人不留底稿，墨迹都被受书人所拥有。因为苏轼的文笔和书法俱佳，受书人多会珍藏，有时候还供人观赏。于是，宋人的文集中留下许多观赏东坡墨迹后书写的跋文，如黄庭坚《跋东坡与李商老帖》：
轼启：昨日辱访，且惠书教。适病，未能读。晨起，乃得详览。阅味再三，悲喜兼怀。知德叟有子，不亡也。未能往谢，但写得墓盖大小两本，择而用之可也。病倦，裁谢草草。
东坡晚年书，与李北海不同师而同妙，汉庭皆不能出其右。泰山其颓，吾将安仰，实同此叹。庭坚书。
前面一段抄录了苏轼写给李彭（商老）的尺牍
，后面一段是黄庭坚观赏墨迹后的跋文，所谓“泰山其颓”，指苏轼已去世。黄集中还有一篇《跋伪作东坡书简》
，指出当时流行的某些苏轼墨迹是别人伪造的，可见收藏苏轼墨迹已成为一种时尚，黄庭坚感到自己有责任来做辨伪的工作。同样致力于辨伪的还有苏轼的幼子苏过。他们都认为自己在辨认东坡墨迹方面具有权威性。
禅僧惠洪也有《跋东坡与佛印帖》《跋东坡与荆公帖》
等为苏轼尺牍墨迹所写的跋文。他是个和尚，所以不受北宋末年禁止传播三苏文字的政令影响。到了南宋，禁令不再存在，士大夫也纷纷写作这类跋文，数量很可观，仅举朱熹《跋东坡与林子中帖》为例：
淳熙辛丑中冬乙酉，观此于衢州浮石舟中。时浙东饥甚，予以使事被旨入奏。三复其言，尤深感叹，当摹刻诸石，以视当世之君子。新安朱熹书。
同样是观赏苏轼尺牍的墨迹，但朱熹的关注点不在书法，而在其中有当今为政者可以吸取的内容，因此他决心把墨迹转为石刻。不过，在石刻、版本等其他文本形态兴起后，对墨迹特加蒐集保存的，大抵是因为书法。留存至今的墨迹文本，绝大部分已集中在《中国书法全集·苏轼》2册（荣宝斋，1991年）里。
对墨迹进行摹刻的，有石刻，也有木刻。这种做法，在苏轼生前就发生了。比如元丰七年（1084）苏辙《题都昌清隐禅院》诗就写道：“谁道溪岩许深处，一番行草识元昆。”原注：“长老惟湜，曾识子瞻于净因，有简刻石。”
这位惟湜长老就把苏轼的尺牍摹刻上石了。当然，这仅是个别尺牍，将大量尺牍汇集摹刻的行为，还是要到南宋才臻于兴盛。这方面最具盛名的，就是汪应辰所刻《西楼帖》三十卷，其拓本至今为书家所珍视，陆游还曾从中挑选了一部分，编成《东坡书髓》十卷
。此后著名的摹刻集录，南宋有曾宏父编《凤墅帖》四十四卷，其中包含苏帖较多，明代有《雪浪斋苏帖》四卷、《晚香堂苏帖》三十五卷，清代有《观海堂苏帖》一卷、《景苏园帖》六卷等。
墨迹及其摹刻（石刻、木刻）都保留了书法形象，体量较大，就苏轼尺牍内容的存录来说，当然还以仅存文字文本的版刻为主。但在文本校录上，流传至今的这些墨迹及其摹刻有极大的价值，这一点不必赘言。下文主要讨论版刻，包括专收尺牍的专集，和编入了尺牍的苏轼诗文集。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元刊本《东坡先生翰墨尺牍》残二卷，和清刊《纷欣阁丛书》本《东坡先生翰墨尺牍》八卷，是国内学者最为熟悉的东坡尺牍单行本。据村上论文，两者完全一致，依受书人为序编集。因元刊本的存在，我们可以推知其流传甚早。
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文集》，收入了三种日本流传的东坡尺牍：该丛书第四辑所收《东坡尺牍》四卷、第二十辑所收《欧苏手简》四卷中“东坡先生”二卷、同辑所收《五老集》二卷中“东坡先生苏公小简”
，皆依受书人为序编集。据长泽先生所撰“解题”，《东坡尺牍》为清人黄静所编，冈本行敏于明治十二年（1879）校定出版。《五老集》选录“东坡先生苏公”、“仲益尚书孙公”、“柳南先生卢公”、“秋崖先生方公”、“清旷先生赵公”五人的尺牍，数量都不大，原刊庆安三年（1650）。长泽先生解题，谓“仲益尚书”是孙觌，“秋崖先生”是方岳。检《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可知“柳南先生”是卢方春，唯“清旷先生”仍未详，大概与其他四位一样，也是宋人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总集类存目二，著录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群公小简》六卷，提要云：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成化乙未徐传序，称苏文忠、方秋崖、赵清旷、卢柳南、孙仲益五先生之所著，而第六卷乃为欧阳修作。其第一卷题五先生手简，自第二卷以下又题曰六先生手简。后有成化二十年周信跋，称出醉翁帖一帙赠徐，徐亦以此书报赠；又称捐俸命工，仍旧本重刊。则末一卷为信所增入，其改题六先生亦信所为也。盖明代朝觐述职之官，例以一书一帕赠京中亲故，其书皆潦草刊板，苟应故事，谓之书帕本，即此之类。其标题颠舛，固不足深诘矣。
据此可知，和刻本《五老集》出自明人“书帕本”。笔者寻检新版的《全宋文》，发现尚未采入此《五老集》所载作品，故特别提及。
至于《欧苏手简》，则为欧阳修、苏轼二人尺牍的合集，长泽先生从内阁文库借得正保二年（1645）初刻本影印，笔者所见尚有天明元年（1781）重刻本。此书有一篇署名“真止轩老人杜仁杰”的原序，抄录于下：
自科举利禄之学兴，则百艺俱废，此理之自然，无足怪者。夫文章翰墨，固士君子之余事，如将之用兵，苟无旗帜钲鼓，其何以骇观听哉？至于尺牍，艺之最末者也，古人虽三十字折简，亦必起草，岂无旨哉？今观新刊欧苏手简数百篇，反复读之，所谓但见性情，不见文字，盖无心于奇，而不能不为之奇也。近代杨诚斋、孙尚书启札，其铺张错综，非不缛掞，及溯流寻源，亦皆自二老理意中来。大抵意者文之帅，理者帅之佐，理意正则辞从之，牧之所谓如鱼随龙，如鸟随凤，如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八表是也。予亦长怪乎壬辰北渡以来，后生晚进诗文往往皆有古意，何哉？以其无科举故也。学者乘此间隙，何艺不可进，又岂止简启而已。恐国朝绵
之后，汉唐取人之法立，则不暇及此，幸笃志焉。真止轩老人杜仁杰序。
杜仁杰之名见于《归潜志》《中州集》《遗山集》等金元之际的史料，但目前出版的《全辽金文》和《全元文》杜氏名下都未收入此序。祝尚书先生曾据序中内容，推测该书编刊于杜氏入元以后
。但杜氏作序的时间未必就是此书编成的时间，也许它在宋金对峙的时代就已流传于北方了。
以上这些单行本，皆以供人学作尺牍为出版目的，而依受书人为序编集，则反映了尺牍收集、整理过程中的初步、简单之方式。因为尺牍原不收入别集，最初编集东坡尺牍时，必是从许多受书人那里搜寻得来，呈现为一个一个帖子的形态（如上所述，宋人文集中对此类帖子的题跋甚多），基本上不能设想按作者家中所留底稿编集的情形。受书人把东坡写给他的尺牍粘贴一处，就是最原始的资料了，所以尺牍依人物归并的形态是自然出现的。至于受书人的排列顺序，《欧苏手简》仅以“司马温公”为首而已，《翰墨尺牍》则把地位高、名气大的人物都排在前面，如卷一便以“司马温公——范蜀公——苏子容——刘贡父——曾子宣——刘仲冯——滕达道——李公择”为序。可见，此类本子流传虽古，却实为俗本。不过，笔者仔细考察《欧苏手简》，却发现它有特殊的价值，这一点下文将会详述。
以受书人为序来编集尺牍的方式，对于研究作者的人际交往是有利的，但对于尺牍的系年来说，却非常不利。可能早就有人考虑到这一点，故依写作顺序来编排尺牍的专集，似乎也出现甚早。元人赵汸《书东坡尺牍后》云：
宋礼部尚书赠太师东坡苏公，忠义贯日月，名声塞宇宙，盖千载一人也。妙龄登高科，思以文学经济，如贾太傅、陆宣公；中岁偃蹇不偶，始留心佛乘，交友禅伯，如白乐天、柳子厚；晚节播迁岭海，遂欲阴学长年，起然遐举，如安期生、梅子真。此公平生学术三变，见于手笔书疏者，具有本末也。……至正己丑秋，过倪氏黟川寓居，敬书此于其所观东坡尺牍后。
这里对东坡“学术三变”的概括未必正确，但看来他所见的《东坡尺牍》大致是依写作时间编次的。《文渊阁书目》卷二著录有“东坡尺牍一部十二册，东坡尺牍一部五册”，不知是否赵汸所见者。要之，东坡尺牍有依受书人为序编集者，也有依写作时间编次者，后者似乎更值得我们重视。
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八十六卷，现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较易见，据刘尚荣论文，编成于南宋。其中卷六十三至八十一为“小简”，共计810简，村上论文已指出，是依写作时地排列的。在笔者看来，这是研究东坡尺牍时最值得重视的一个版本。
宋代文献中已有引及《东坡外集》者，如《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五《韩文公庙碑》题下注，《山谷内集诗注》卷十三《题石恪画尝醋翁》注，《九家集注杜诗》卷十一《杜鹃》注（《文章正宗》卷二十三、《诗林广记》卷二所引同）等。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八《苏东坡文》云：
右苏东坡六册，录于胡祭酒若思。盖所录者《东坡集》起二十四卷至四十卷，《后集》起八卷至十卷，《外集》起二十五卷至九十卷。奏疏、内外制及诗皆未得录也。
考胡若思名俨，南昌人，洪武末以举人授华亭教谕，永乐初擢翰林检讨，与解缙等同直内阁，迁国子祭酒，洪熙元年加太子宾客致仕，家居二十年而卒，《明史》有传。可见，明初存在九十卷本《外集》，这说明《外集》确有流传渊源。
《外集》据东坡生平经历，依写作时地排列尺牍，标出21个阶段：京师、凤翔、除丧还朝、杭倅、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离黄州、赴登州、登州还朝、翰林、杭州、召还翰林、颍州、还朝、赴定州、南迁、惠州、儋耳、北归。这种编辑方式极具学术价值，应该成为研究尺牍系年问题时的重要依据。当然《外集》所收并不是现存东坡尺牍的全部，而且考虑到依受书人为序编集才是尺牍的原始形态，则依写作时地编次显然是历代编者整理的结果，这种整理工作自不能避免失误。但是，来源较早，并且有可能出于宋人之手的这种整理本，一般情况下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今天的研究者显然不可能完全地掌握编者曾经拥有的一切依据。笔者曾详细比对《外集》尺牍的编排顺序和孔凡礼《苏轼年谱》所引尺牍的系年情况，发现两者符合的甚多，其不符合之处，若考究其合理性，也有不少是《外集》显得更为合理的。孔《谱》中有许多问题，就是因为对《外集》尺牍部分所反映的时地信息不够重视而引起的
。
明刊东坡七集之《续集》十二卷，其卷四至卷七为“书简”，约800简。《四库全书》所收清蔡士英刊《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其卷七十七至八十五为尺牍，文本上同于《续集》。村上先生曾将《续集》与《外集》所收尺牍仔细比对，其结论是：
《续集》卷四第165首《谢吕龙图》至卷七末尾《与径山长老维琳》，跟《外集》卷六十三至八十一的序列大抵重合。若仔细对照，则《续集》时而有所漏落，但其漏落的部分实际上大都可在《谢吕龙图》前的164首中找到。换句话说，如以《外集》的序列为基准来看《续集》，就是从中随处抽出一百数十首，置于前面，而自第165首以下的六百余首则保持了原来的序列。
经笔者复核，村上所说完全正确。不过，其所谓抽出置前的部分（即自开始《与李方叔》至《谢吕龙图》前）含有不见于《外集》的内容，且并无时地标识，以受书人为序排列，其编辑方式与后面的部分不同，显然别有来源，今称为A；《谢吕龙图》以下则有时地标识，大抵同于《外集》，只是把其中已见于A的作品除去而已，今称为B。下面对这两个部分分别加以考察。
先看B的部分，与《外集》相比，标识的时地中漏落了“离黄州”、“召还翰林”等。若仔细校核，其卷四所标有：
《谢吕龙图三首》（京师）……《与杨济甫》（凤翔）……《答杨济甫二首》（除丧还朝）……《与大觉禅师琏公》（杭倅）
卷五所标有：
《答水陆通长老五首》（密州）……《与眉守黎希声三首》（徐州）……《与文与可三首》（徐州）……《答周开祖二首》（湖州）……《与乐推官》（黄州）……《与蔡景繁十四首》（黄州）……《答濠州陈章朝请二首》（黄州）
到此为止，同卷内“徐州”标了两次，“黄州”标了三次。对照《外集》，《与眉守黎希声》在卷六十四中，自此始标“徐州”，而《与文与可》则为卷六十五之开头，是因换卷而复标“徐州”；《外集》始标“黄州”，为卷六十五之《与朱康叔》，但《续集》已将此题抽出至A的部分，故在下一题《与乐推官》始标“黄州”，而《与蔡景繁》乃《外集》卷六十七之开头，《答濠州陈章朝请》乃卷六十九之开头，皆因换卷而复标“黄州”。至《续集》卷六、七所标，“惠州”、“北归”皆有两次，对照《外集》，重复原因同上。可见《续集》B的部分确实根据《外集》而来，唯《外集》是因换卷而于卷首重复标识，《续集》则在同卷中重复标识，而处于卷首的作品反无标识，其编次不善，远逊《外集》。
至于《续集》A的部分，乃是以受书人为序编集，与B的性质不同。但若仔细考察受书人的排列顺序，则可发现其与《欧苏手简》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关系，试比较如下：
A的开头部分为：李方叔——陈公密——徐仲车——吴秀才——彦正判官——毛泽民推官——陈辅之——司马温公——鲁直——陈传道。
《手简》卷三的开头部分为：司马温公——李方叔——程公密——徐仲车——毛泽民推官——陈辅之——黄鲁直——陈传道。
A的中间有这样一部分：朱康叔——胡深夫——朱行中——李之仪——冯祖仁——黄师是——广西宪曹司勋——晦夫——范梦得。
《手简》卷四有这样一部分：朱康叔——胡深夫——李之仪——曹司勋——晦夫——范梦得。
A的结束部分为：陈怀立——孙叔静——刘贡父——曾子宣——李公择——姜唐佐秀才——傅维岩秘校——林天和长官——张朝请——汉卿。
《手简》卷四的开头部分为：程怀立——刘贡父——曾子宣——姜唐佐秀才——罗岩秘校——林天和——张朝请。
从以上这三部分来看，似乎《手简》是从A中选出，只是出于销售目的，将“司马温公”提到首位而已。确实，若仔细核对相同人物名下所收的尺牍，A所录数量往往远多于《手简》，且《手简》所录者基本上以同样的先后顺序被包含在A中。唯“程怀立”名下，《手简》录了三首，而A的“陈怀立”名下只有第一首，但《手简》的后两首，A置于“孙叔静”名下，《手简》看来是漏标了一个人名而已。所以，就以上这些重合部分来说，可以肯定《手简》是从A中选出的。
但是，除了这三个重合的部分外，两者毕竟还有不相同的部分，而且A总共才收录41个受书人，而《手简》多至83人，其范围远广于A。
笔者寻思，这两种资料应当是残本与选本的关系。也就是说，两者有一共同之祖本，A是其残本，而《手简》是其选本。A虽是残本，但所存部分犹为全貌，故能包含《手简》的相关内容；《手简》有取有舍，却是从全本中选出，故大量内容逸出A之外。鉴于《手简》的文本成立于金元之际，大约可以推论这里设想的祖本乃是宋本，但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宋本只能作出如下一个判断：它的全貌肯定不同于《翰墨尺牍》。
《续集》的编者显然对A比较重视，故A与《外集》重复的部分，他优先录A，而对《外集》的处理则较粗疏。这也可见，当时他亦认为A反映了更古老的面貌。
现存《永乐大典》卷一一三六八“简”字下，专录北宋人孔平仲、杨亿、程颐、苏轼的尺牍（《大典》称“书简”或“手简”），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其中绝大部分是东坡尺牍，据《大典》所称，是抄自《苏东坡集·书简》。这个《苏东坡集》的情况有待考证，现在仅就所录“书简”来看，是依受书人为序编集，内容基本上与上述《续集》A的部分相同，但也有些微差异。
上文说过，《续集》A的开头部分为：李方叔——陈公密——徐仲车——吴秀才——彦正判官——毛泽民推官。《大典》本《书简》则从“毛泽民推官”开始，此后所录与《续集》一致，而到最后，又录李方叔——程公密——徐仲车——友人。此所谓“友人”，从尺牍内容看，相当于《续集》之“吴秀才”，唯《续集》的“彦正判官”不见于《大典》本。除了编排上的这点差异外，如以《续集》为标准来看，《大典》还有少量抄漏之处。但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判断，《大典》本《书简》与《续集》A的部分，来源于同一种资料。上文通过与《欧苏手简》的对比，推测这一种资料的性质乃是残本，果真如此，则此残本为原本的一个局部，还是前后断裂的几个局部，仍费寻思。从《大典》本与《续集》A在编排顺序上的差异，《大典》本的少量“抄漏”，以及与《欧苏手简》重合的部分在《手简》中的不同位置来看，其为前后断裂的几个局部的可能性是更大的。那么，将这几个局部抄合时，不但会产生顺序上的小小差异乃至“抄漏”，甚至也有可能发生类似错简的讹误，故我们使用这份资料时，应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总之，《大典》本《书简》的存在，不仅可以进一步证明《续集》A的部分反映了颇为古老的面貌，也为这份残存的资料提供了与A不尽相同的另一个抄本。
明茅维刊《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其卷五十至六十一为尺牍，总数近1300首，从收集上讲是最为完备的。明刊《苏长公二妙集》中《东坡先生尺牍》二十卷，据刘尚荣论文，即从茅本录出。孔凡礼编《苏轼文集》，以茅本为底本，校以传世的各种版本，写有校记。故这个文本的形态，目前以《苏轼文集》为最善。
但孔凡礼在《文集》卷首所写的《点校说明》，对东坡尺牍各种文本的认识不太正确。他说：
《续集》中之尺牍，一人多次出现，一次之中又不第先后。……（茅本）以人为纬，有多首尺牍者，则大体按写作时间排列。北京图书馆所藏元刻本《东坡先生翰墨尺牍》残卷，就属于此类本子……（《外集》）部分地收了东坡尺牍，其收入的部分，与底本的体例相同，排列也一样。当同出于一源。
茅本的情况确实如其所云，但元刻本《翰墨尺牍》却没有“大体按写作时间排列”的性质，而恰恰是被孔先生认为“不第先后”的《续集》，其大部分（即上文所云B的部分）却是继承了《外集》“按写作时间排列”的性质。孔先生没有看到《续集》与《外集》的关系，又误认《外集》的体例、排列与茅本相同，这使他过于倚重茅本而忽视《外集》，严重地影响到他在《苏轼年谱》中为东坡尺牍系年的质量。
茅本依受书人为序编集尺牍，而受书人的排列顺序与《翰墨尺牍》颇相关，如其开头部分（卷五十至五十一）为：“司马温公——韩魏公——王荆公——吕相公——张太保安道——范蜀公——范子功——范子丰——范纯夫——范元长——苏子容——刘贡父——曾子固——曾子宣——刘仲冯——滕达道——李公择……”相比于《翰墨尺牍》卷一，是在司马光后面添入几个地位相当的人物，范镇的后面添入他的儿子、侄孙、曾侄孙，曾布的前面添入他的哥哥，其余基本一致。可见茅本确实参考过类似《翰墨尺牍》那样的本子。但若仔细核对，如《翰墨尺牍》卷一《与范蜀公》（凡九帖），与茅本卷五十《答范蜀公十一首》，不但所收数量不同，具体各简的排列次序也全不一致。这是因为茅本在同一受书人名下又“大体按写作时间排列”，而《翰墨尺牍》并不具备此种性质。
因为“大体按写作时间排列”的缘故，茅本的排列顺序与《外集》也不无关系。如卷五十九《与钱世雄一首》，题下标“以下俱黄州”，此后排列《答君瑞殿直一首》《与景倩一首》《与赵仲修二首》《与何圣可一首》《与毛维瞻一首》，皆无时地标识，而对照《外集》，此数简皆属黄州阶段，且排列位置接近。又如卷六十《答王圣美一首》，题下标“以下杭州还朝”，此后排列《与王正夫三首》《答杨礼先三首》《与潮守王朝请涤二首》，皆无时地标识，而对照《外集》，皆属“召还翰林”阶段，且次序相接。同卷《与钱志仲三首》，题下标“以下俱北归”，此后排列《答王庄叔二首》《与宋汉杰二首》《答虔人王正彦一首》《答王幼安三首》《与寇君一首》，皆无时地标识，而对照《外集》，除了《答王庄叔二首》属“惠州”阶段外，其余都属“北归”阶段，且排列位置接近。可见，茅本编辑时显然参考了《外集》（茅维序中也提到《外集》），而且对茅本“以人为纬，有多首尺牍者，则大体按写作时间排列”的概括，还不太全面，因为它不光是在一人名下按时地排列尺牍，有时候也出现以时地为线索排列人物的片断。比如说，上述《与钱世雄一首》题下所标的“以下俱黄州”一语，不但针对写给钱世雄的尺牍而言，也针对排在后面的写给“君瑞殿直”等人的尺牍而言。弄清这一点，并非琐屑无聊之举，因为这意味着：当我们以茅本为底本来编集东坡尺牍时，不宜轻易调整其编排顺序，或者将他处搜集到的作品插入茅本同一受书人名下，那可能会淆乱茅本的系年顺序。还是以《与钱世雄一首》为例来说，可能因为茅维不知钱世雄就是钱济明，故茅本将此题单立，而另有写给钱济明的尺牍多首，孔凡礼先生编《苏轼文集》时，便将两题归并了。从“以人为纬”的原则看，这样的归并是合理的，但从茅本删去《与钱世雄一首》一题，却也使排在后面的几个作品失去了时地信息。所幸孔先生在相应的位置留下了校记，其处理方式堪称妥善。
笔者曾将茅本所标的时地与《外集》一一核对，可以认为基本一致。其相异之处，除了刊刻讹误外，还存在茅本有意改订的可能（不过，以改错的居多
）。茅本所收尺牍数量远过于《外集》，而对许多不见于外集的作品，也能标出时地。如《外集》第47简《答富道人》，为茅本《与富道人二首》之第二首，茅本第一首不见于《外集》，却能标出时地为“杭倅”；《外集》第131简《与陈季常》乃茅本《与陈季常十六首》之第三首，其第一、二首不见于《外集》，而第一首标“以下俱黄州”；《外集》第197简《与杨元素》乃是茅本《与杨元素十七首》之第二首，其第一首不见于《外集》，也能标出“以下俱黄州”；与李常之尺牍，《外集》共收5简，相当于茅本《与李公择十七首》的第十二、十、十一、十六、十七首，但茅本于第一首标“杭倅”，第二首标“离杭倅”，第四首标“赴密州”，第五首标“以下俱徐州”，第八首标“以下俱黄州”，这些都不见于《外集》；茅本卷六十一《与灵隐知和尚一首》也不见于《外集》，而标出“密州”。此类不知是茅本另有版本上的依据，还是主观判断的结果？像“离杭倅”、“赴密州”的标法，区分时地的方式比《外集》更显细密，看来是主观判断的结果。
从收集、整理作品的角度说，茅本综合了“以人为纬”与按时地为序的两种编辑方式，数量最为庞大，体例可称良善。但是，从系年的研究目标来说，“以人为纬”的编辑方式恰恰起到消极作用，因为它抹煞了同一时地阶段内致不同人物之尺牍的先后顺序。《外集》所提供的排列顺序，固然不可完全迷信，多少应有参考价值，这方面大大胜于茅本，值得重视。
据上文的考察，作简单的总结，就是：
1．现存苏轼尺牍的文本形态，有墨迹、墨迹之摹刻（包括石刻、木刻），是保留书法形象的；仅存文字文本的版刻，则有尺牍专集、编入尺牍的诗文集两类。
2．版刻的文本，有依受书人为序编集，与按写作时地编次的两种编辑方式。前者比较原始，在校定文本时值得重视；后者则有利于系年研究，在根据尺牍来编辑东坡年谱之时，值得充分利用。
3．依受书人为序编集的本子中，元刊本《翰墨尺牍》与《纷欣阁丛书》本是一个系统，《欧苏手简》与《续集》A的部分以及《永乐大典》本《苏东坡集·书简》同源，另为一个系统。两者都来源甚早，若参以现存墨迹及其摹刻，可为一大部分东坡尺牍校定可靠的文本。
4．按写作时地编次的本子，以《外集》所载尺牍最堪重视。《续集》B的部分完全根据《外集》而来。
5．茅维本（即《苏轼文集》所据底本）所载尺牍，综合了两种编辑方式，事实上也参考了《外集》和类似《翰墨尺牍》的本子，搜罗较为完备，但因两种编辑方式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故在对尺牍作系年研究时，无法替代《外集》。
《欧苏手简》四卷，包括了欧阳修和苏轼的尺牍各二卷，书首有金元之交的文人杜仁杰所作序。此书国内不传，而在韩国、日本，则有刊本多种。据我所知，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首先向国内介绍了此书的存在
，嗣后祝尚书先生撰《〈欧苏手简〉考》
，对版本、编者和编刻时期加以考证。祝先生把序言作者杜仁杰认作此书的编者，通过对杜氏生平事迹的梳理，来推测此书编刻于元灭南宋之后。对于这四卷尺牍的内容，祝先生也评价不高，认为其“所收为欧阳修、苏轼书信，单从内容论，无甚特别处，盖从欧、苏二集选录”。不过，他没有详说这“欧、苏二集”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集子。
祝先生所见的《欧苏手简》，乃日本天明元年（1781）刊本，而此书实有更早的正保二年（1645）刊本，藏在东京的内阁文库，日本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文集》，于第二十辑影印了这个正保本
。如果祝先生有条件拿正保本与天明本对比一下，就肯定不会作出以上的判断。天明本是按正保本重刊的，但在重刊时，将书中所收的欧、苏尺牍与通行的欧、苏别集认真比对了一番，并依据别集，将正保本的“错误”统统“校正”了。这样一来，天明本虽然留下了校记，但其正文内容却与欧、苏别集一致，确实“无甚特别处”了。可是回过头来看正保本，却实有其特别处，至少它保存着那些被天明本“校正”的“错误”，也就是它跟欧、苏别集的不同之处。下文我将考明，这些“错误”恰恰就是它的文献价值所在。
前文已经对《欧苏手简》所收的两卷苏轼尺牍加以考辨，认为它跟《东坡续集》的A部分具有选本与残本的关系。换句话说，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宋本的苏轼尺牍集，其全貌并未流传下来，只有一个残本，就是A；而《欧苏手简》的编者，却有机会获得这个完整的宋本，从中选出了两卷苏轼的尺牍。那么，如果我们由此确定《手简》的性质乃是选本，则另两卷欧阳修的尺牍，也不妨假设为编者从某个欧集选出。然而很明显的是，这个欧集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南宋周必大编《欧阳文忠公集》。
周必大编欧集，最后的部分为《书简》十卷，以通行的《四部丛刊》本与《欧苏手简》比对，可以发现《手简》所录欧公尺牍全部见于欧集《书简》，但排列顺序大不相同，详见下表：
（续表）
（续表）
除了顺序不同，和少量文字上的错讹（如《书简》“吴正献公”在《手简》中误为“吕正宪公”）外，两者之间比较明显的差异是标题（即对受书人的称谓）多不一致。不过这一点很容易解释，《书简》卷十的末尾有一段编者的附言，说明：“右《书简》十卷，命题以各人所至之官，故于称谓不必相应。”也就是说，周必大的编校班子，按照受书人的最高官职重新拟定了尺牍的标题，故与尺牍中原有的称谓多不一致。那么，《手简》中与《书简》不一致的标题，莫非是这些作品未经周氏等处理之前的更原始的标题？除非我们断定这些不一致的标题是《手简》编者捉空而造，否则只能如此理解。
更值得注意的当然是尺牍内容上的差异，主要有这样三处：
第一，《书简》卷四《与吴给事（名中复）》共3首，在《手简》中被分在三人名下。第一首即《手简》卷二《与仲大傅》，“大傅”应是“太博”之讹（《手简》的目录就作“仲太博”），但“仲太博”也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书简》本文的末尾有“某再拜仲庶太博执事”一句，这“仲庶”是吴中复的字，所谓“仲太博”也许是误读此句而来。第二首即《手简》卷一《与吴谏院》，“谏院”与“给事”的称谓差异，应是周必大等人处理的结果，鉴于文末有“某顿首谏院舍人执事”一句，可以相信“谏院”的称谓是更原始的，现存《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也收录了此文，标题亦作《与吴谏院帖》。第三首即《手简》卷一《与吴龙图》，看起来这也是称谓问题，《手简》的编者尚未判定“吴龙图”即吴中复。这个情形让我们仿佛窥见周必大等人的编校工作之一斑，反过来也说明，《手简》反映出了未经周氏班子处理之前的欧公尺牍之面貌。
第二，《手简》卷二有《与苏监丞》1首、《与苏主簿》3首相连，而《书简》卷七也有《与苏编礼（洵，字明允）》5首、《与费县苏殿丞》2首相连，两者的关系很明显：“监丞”可能是“殿丞”之讹，“主簿”与“编礼”是对苏洵的不同称谓而已。但是，《手简》中《与苏主簿》3首的第二首，在《书简》中被编为《与费县苏殿丞》的第二首，受书人不同了。这一首尺牍究竟是写给谁的，现在还难以判明，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手简》知道，《书简》列在某人名下的尺牍，有些是编者判断的结果，不是本来如此。
第三，《手简》卷二有《与苏子容》4首，其第一、二首在《书简》卷二《与苏丞相》中，这只是对苏颂的不同称谓问题；但其第三、四首，则在《书简》卷五《与刘侍读》中，而且题下皆有小字注：“此帖，绵、吉本误作《与苏子容》。”这两条校记实在令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在周必大之前流行的所谓绵、吉本欧集，也已经包含尺牍，而且与《手简》一样，把这两篇写给刘敞的尺牍“误作《与苏子容》”。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猜想：《手简》的“误”乃是承绵、吉本而来。进一步还可以猜想：《手简》反映出来的所有比《书简》显得更原始的面貌，其来源就在于绵、吉本，或者类似的早于周必大编校本的欧集。
换一个角度来表述以上考订结果，就是《手简》的编者从某个早于周必大编校本的宋本欧集（很可能就是所谓绵、吉本）选出了两卷欧公尺牍，与他从宋本东坡尺牍集选出苏轼尺牍的情形正好相同。由于上述《手简》与周必大本《书简》的差异或“错误”，在《手简》的天明重刊本中被“校正”，致使祝尚书先生未能看到《手简》内容的“特别处”，但正保本却保存了这些“特别处”，而且这些“特别处”恰恰可与周必大等人留下的校记互相印证。
其实，从周必大编定本《书简》的其他校记中，我们也能得到类似的信息，如卷四末有“《与余襄公》又别本”，校云：“此帖与本卷者大同而小异，载闽本及《京师名贤简启》中，疑有改定处。”卷十末的编者附言也说：“吉、绵本《书简》有论文史、问古事之类，已移入《外集》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卷中。”这说明吉、绵本已有《书简》汇集，闽本看来也有，周必大等人在此基础上，再参考《京师名贤简启》以及其他校记中提及的《英辞类稿》《圣宋简启》等书，来编定《书简》十卷。问题是，虽然我们可以推想这样的编订过程，但由于我们无从获悉吉、绵、闽本的面貌，故也无法了解它们为周必大本《书简》十卷提供的基础已达到怎样的规模。如果本文对《欧苏手简》选文来源的推考大抵正确，则从《手简》所选的两卷欧公尺牍所涉范围来看，它所根据的吉、绵本《书简》应已达到相当规模，甚至已与周必大初编本的《书简》在容量上相去不远。当然，从上面的对照表也可以看出，两者排列尺牍的顺序只有某些局部相同，总体上差别很大。显然，周必大等按照受书人的官位或知名度重新编排了尺牍的顺序，以韩琦为首，而《手简》所据的本子，似以梅尧臣为首，作为文学研究者，我对这样的本子更有好感。
最后说明两点。第一，祝尚书先生把《欧苏手简》序言的作者杜仁杰认作此书的编者，我以为不够妥当。杜氏只写了序言，序中并未交待他自己是编者，那真正的编者，应该生活在周必大编定本欧集流行之前，或者难以获得周氏编定本的地区（如宋金对峙时期的北方），因为周必大的本子行世后，几乎将从前的欧集诸本都淘汰了，很难想象周必大以后的南宋人或南北统一后的元朝人会从吉、绵本去选录欧公的尺牍。第二，最近日本学者东英寿先生从欧集的天理图书馆藏本辑出《四部丛刊》本所无的欧公尺牍96首，自是对中国学界的一大馈赠，他考定《四部丛刊》本是周必大编定欧集的增订本之复刻，而天理本是再次增订本，这完全正确，但他认为《书简》十卷在周氏前并未成形，是周氏等初次结集，我以为尚可商榷，因为如上所考，吉、绵本已有《书简》，且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北京大学王岚女史曾对欧集的编刻、流传历史详加考论
，但对《书简》部分以及吉、绵本的情形，语之而不能详。我以为《欧苏手简》可帮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欧集形成史的这些局部。今后，若能对欧集形成史作出详密的研究，将是我们对东先生馈赠的最好报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