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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文字中有时候会有一些偏激的话，因为他的人生道路比较曲折。比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说：
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这是给潮州韩愈庙写的碑文，里面讲到天人之辨。不是哲学上的天人之辨，而是讲人和人之间沟通相处的困难。“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天有时候会降一些天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也遭到毁灭。但是天不会做得太过分，而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一个人有智慧，可以把地位很高的王公欺骗过去，但是你欺骗不了那些小动物。“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有力量的人可以得到天下，但是让一个小人物真心地服从你是很难的。以韩愈为例来说，“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这是韩愈的一个故事，他从潮州回来路过衡山，很想看看衡山的祝融峰。那天正好有大雾，看不到。他默默地在心里祈祷，难得路过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让我看看祝融峰的样子。在他的祈祷之下，雾散开了，祝融峰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说山神大概被感动了。但山神可以感动，皇帝却无法感动，“而不能回宪宗之惑”，唐宪宗还是不原谅他。“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也是韩愈的故事。韩愈到潮州的时候当地人传说海边有一头鳄鱼经常害人，于是他写了《祭鳄鱼文》，说鱼是鱼，人是人，我们互不相关，你还是到大海里面去吧。这篇文章投下去以后，鳄鱼从此不见了。鳄鱼是可以感动的，但是那两位奸臣是感动不了的，他们还是照样诽谤他。“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他得到了潮州人的喜爱，潮州人给他立庙，代代传下去，但他生前一天也不能安于朝廷之上，总是有人和他过不去。“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天是可以感动的，但是对人没有办法。这个天人之辨很有特点。
再看苏轼的《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
。陈直躬是个画家，画了一幅雁鸟，让他题诗。他题的起笔四句是：“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意思是，没人的时候，雁鸟才会呈现出自由自在的姿态，一旦有人出现，鸟类出于自我防卫的本能，就会有所警觉，怕人去捉它，随时准备飞走，那么它就不是完全自由自在的状态。可是另一方面，画家要画出雁鸟的真态，是必然要去观察的，这就产生了矛盾：因为画家是个人，他一在场，雁鸟的真态便不会展现。画家怎么能看到雁鸟的“无人态”，即没人时的自在姿态呢？在这个关于艺术的悖论里，人是一个破坏性的因素，画家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妨碍了自由和真实的展现，把他原来想要看到并表现的对象遮蔽起来。这种意见非常偏激，苏轼有时候心理激愤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想法。
但总的来说，苏轼的人生态度不是这个样子的。虽然他一直诉说着自己与“人”难缠、与“天”更为亲近，但对于“人”也并没有那么绝望。实际上，他在恩怨纷繁的纠缠之中体悟出一种处世之道。
我们在考察他的具体人生态度之前，先明确一下他的社会身份。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存在总是和身份相符，苏轼的社会身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出仕的士大夫。
我把这种士大夫叫做“科举士大夫”，相对于更早时期的“门阀士大夫”而言。中国历史上官员身份的性质在唐宋之际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六朝时期的官员身份大都是由血统决定的，那个社会是贵族社会。隋唐科举制度出现，到宋代以后就基本上以考试进入官员的行列了。
这两种士大夫的性质有很大不同。门阀士大夫是贵族，其经济基础是一个很大的庄园，占据某个地方。他当官不光代表自己，他身后还有地域利益，有一部分的经济实力，甚至是军事实力，皇帝对他也要妥协。所以贵族的重要官员有一定的代表性，是一定的地域、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代表。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就没有这种明确的代表性。我们以前经常说，王安石代表中小地主，司马光代表大地主，这是按照他们的言论性质、行为方式分析出来的一种学说，不是事实上有人找他们做代表。科举士大夫是考试出来的，然后由皇帝任命他做官，并按照官僚制度逐级上升，他是朝廷命官，没有别人好叫他做代表。要代表的话，只能说，在老百姓面前代表皇帝，在皇帝面前代表全体老百姓。他不是某一个局部的实力集团的代表，他是公共性的代表，分享的是公共权力，对国家和皇帝负责。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对百姓负责，这是和以前贵族士大夫的不同。
这种性质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占据主流地位以后，与之相应的道德要求随之也会出现。比如你是国家官员，国家给你发俸禄，因此士大夫靠俸禄维持生活，最好不要经营私人产业。这一点在宋太祖时期强调得非常厉害，官员经商是要被杀的。因为你的性质是国家官员，不是以前那种贵族，只能为国家服务。又比如他要管理一些法律事务，需要判案，判案应该六亲不认。这是违反儒学的，以前的儒学不是这么说的，原始的儒学强调“亲亲”原则，按血缘关系的亲疏来区分待人的态度，是一种以家族制度为起点的道德观念，比如父亲犯了法，儿子就不可以揭发。如果要“大义灭亲”，法律面前六亲不认，这就放弃了以家族制度为起点，转而以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即国家为出发点来作道德要求了。
所以，士大夫的性质变化，会引起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状态的改变。在那种贵族和科举士大夫并存的时代，比如唐代的后期就会形成一些特殊的现象。我们知道贵族结婚必须门当户对，由此形成一个婚姻集团。婚姻集团在很长的时间里面牢固地掌握政权。但科举士大夫只有一个人，要和这些抱成团的贵族在政治上争夺资源，就出现了朋党政治。起初的朋党政治是对贵族的父子兄弟关系的模仿，依靠师生和同年关系来结党，把师生同年模仿父子兄弟关系。所谓同年就是他们同一年考上的进士，唐代人一直把同年称为兄弟，那时候每年十几个人、二十个人，还记得住，后来人多了，就会编一个同年录。北宋最多的时候有八百来个，少的时候也有三四百个，他们就编同年录。同年录把每个人的家乡、父母和家里面的情况、年岁都记好，人手一册。这种同年兄弟在政治上从唐代后期到北宋的前期一直是抱团的。科举里面的师生和同年几乎一定是政治上的同党。北宋名相寇准，有人拜访他，把名片投进来，他就拿出一本同年录来对照，对得上的请进来，对不上的就不提拔。寇准是太平兴国五年（980）的进士，这一年的进士前前后后七八个人轮流当宰相，整个北宋有几十年的时间就是在一届进士的手上。同年兄弟一定抱成团，这样才可以在政界生存，和贵族集团争夺。
同时，在更低层的人那里，武将，以及一些绿林好汉，他们也结成类似的关系，就叫结义。结义的现象在晚唐、五代的时候达到高潮，《三国演义》小说的故事就在那时逐渐形成，所以它说刘、关、张是结义兄弟。那个时候的社会流行这种做法，如果不结义就没有办法抱成一个团和人家争取资源。人家贵族都是父子兄弟，进士有同年兄弟，连和尚们都有师兄弟，武将怎么办？武将就搞结义兄弟。这种现象在五代时期非常显著，基本上几个节度使前后的武将都是结义的父子和兄弟。我们看欧阳修写《新五代史》就专门列了一个传来批判这种现象。他对此深恶痛绝，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莫过于父子兄弟，现在连父子兄弟居然还有假的，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是真的？欧阳修对于这一点非常痛恨，但是在欧阳修自己的政治生涯当中，前前后后也不断得到科举考试同年兄弟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些同年兄弟支持，他做不成那么大的事业。
问题在于这套假的父子兄弟关系，等贵族衰落之后，就失去了对抗贵族的积极意义，于是就带来了很大的后果。北宋时候一直有朋党之争，北宋太祖、太宗朝的朋党之争还有一定的意义，功臣是一个党，新上来的进士是一个党，新上来的进士和功臣对抗，有一点政治意义。功臣和进士的争斗结束后，后来的两党之争，你看来看去这两党有什么不同？不同年份的进士，就好像学校里这一届和那一届的学生各自抱成一团，互相吵来吵去。再之后，到了王安石变法发生以后，同年兄弟的同党结束了，就变成支持“新法”的是一个党，反“新法”的是一个党了。同年兄弟里面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这是按照政治态度结党。处于那个时代的人感情上经历了很大的考验，原来同年像兄弟一样，现在同年之间变得你死我活，对于人的心态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苏轼恰好撞上这个时代。
苏轼是嘉祐二年（1057）的进士。他这一年的进士，状元叫章衡，福建人。这一年进士里面有一些人物，如曾巩、苏辙、程颢、张载、章惇、曾布、吕惠卿等。曾巩比苏轼大了将近二十岁，但是他的考运不好，一直到这个时候才考上。曾巩是王安石的老朋友，但是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并不支持，和王安石吵了一个晚上，然后离开了，在外面当地方官，很长时间不回朝廷。他的弟弟曾布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后来宋徽宗的时候当宰相。苏辙和苏轼是同年进士。这一榜里还有哲学史上很有名的两个人物：张载和程颢。吕惠卿是王安石最得力的助手，新法大部分是他设计的，后来王安石搞《三经新义》，也是吕惠卿帮忙的。司马光反对变法，吕惠卿就和司马光反复争论；老宰相韩琦反对“新法”，吕惠卿就公开驳斥韩琦。但吕惠卿后来也和王安石闹翻了。章衡这个状元政治态度不是很明显。程颢开始也是帮王安石变法的，后来反对。曾布、吕惠卿是“新党”，支持变法的。
因为变法的发生，同年进士有相当大的一批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政治上有几个人之间敌对得非常厉害。这样的事情，对于人的心理打击很大，所以苏轼会有一种“天人之辨”，有时候觉得“天”比较亲近，“人”不好沟通，难以相处。
苏轼如何对待人际关系，如何处世，我们接下来一个个看他的“敌人”，看他和这些“敌人”之间相处的关系。
苏轼最早结下的冤家叫程之才。苏轼的母亲姓程，他是苏轼舅舅的儿子，娶了苏轼的姐姐苏八娘。苏八娘到了程家以后日子非常难过，矛盾非常尖锐。按照苏洵的说法是被程家迫害致死，很早就去世了。当时苏洵写了一首自咎的诗
，就是责备自己，而且和程家绝交。从此，苏程两家绝交几十年。后来苏轼贬去惠州的时候，当时的宰相章惇早年和苏轼是好朋友，清楚这件事情，于是故意派程之才到广东做提点刑狱使，方便他给苏轼吃点苦头。没有想到，两个人见面后非常要好，一起游玩写诗，苏轼和程之才之间的通信，有几十封传了下来。
第二个就是胡宿。他是欧阳修那一辈人，对苏轼来说是长辈，苏轼和他没有太具体的政治对立，只是在苏辙考科举的时候有过矛盾。嘉祐六年（1061）苏氏兄弟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苏辙在对策中激烈地攻击宋仁宗，说他花在后宫的时间太多，当时司马光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应该录取为第一名，但是胡宿坚决反对，认为“不逊”。对于胡宿，苏轼兄弟并未记仇，到了元祐年间，他们和胡宿的侄子胡宗愈结成政治上的同盟，关系很好。苏辙有个外孙女，是画家文同的孙女，苏轼称呼她为“小二娘”，把她嫁到了胡家
。
讲苏轼的“敌人”，从政治上说，最大的政敌自然非王安石莫属。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关于“新法”的争论，但政治斗争中难免用到一些手段。苏轼的同年林希写过一部笔记叫做《野史》，里面有这样一段：
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劾，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讯问。卖盐卒无其实，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既无以坐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巧抑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云。
此时的林希是替苏轼说话的，讲王安石很不好。“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说王安石很恼火，苏轼总是反驳他的“新法”，想害他，但是又没有办法。“会诏近侍举谏官”，正好朝廷要推举谏官，王安石的亲家谢景温就提了个建议：“凡被举官，移台考劾，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被推荐的官员，把名单拿到御史台考核一下，如果这个人不合格，推举的人要被连坐。这建议表面似乎有些道理，但人家怀疑谢景温要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目的？苏轼的同乡长辈范镇，推荐苏轼担任谏官。然后谢景温马上调查苏轼，发现有问题了。据说，以前苏洵去世的时候，苏氏兄弟运送苏洵的灵柩回家，在四川和开封之间，来回带了很多的货物，贩卖私盐。北宋的国家官员是不可以做这个生意的，你就算做得很规矩，作为官员也是品德不佳的表现。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证据呢？按北宋的制度，御史台其实不需要提供证据，这是御史的特权，叫做“风闻言事”，他只要说“我听说的”就可以提出弹劾。于是王安石看到驱逐苏轼的机会来了，非常开心。熙宁三年（1070）八月五日奏上，第二天就“事下八路案问”。宋代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那么大，到八个路去查问，经过的州县都去查，询问有没有带货物去贩卖。查下来的结果，没有带盐，但是坐了官家的船。正好朝廷新任命了一位苏轼家乡眉州的地方官，州府派船到外面迎接新官上任，顺便把苏轼一起送出来。这个算是苏轼利用了公家的交通，坐了公船。这个罪名很小，没有办法定一个很重的罪名。但是就因为这一场风波，苏轼不能再待在朝廷里面了，只好申请到外面当地方官。
为什么呢？苏轼本来应该留在京城继续争论“新法”的，但是有一次司马光见宋神宗的时候谈到苏轼，司马光讲到苏轼怎么好，神宗却冒出一句“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
。司马光搞不懂苏轼为什么不好，然后神宗和他讲这件事。虽然这个卖盐没有事实，但是总归坐了公家的船，不好。苏轼通过司马光知道皇帝对他的印象已经坏了，留在京城没什么意思，就到外面当地方官去了。当时按照苏轼的资历是可以做知州的，但却让他去做杭州的通判。王安石用这么一个办法把苏轼赶出了首都。后来苏轼遭受“乌台诗案”，不但旧党的官员上书救他，他的同年进士章惇也为他说话。据说王安石也反对这样做，但没有确实的依据，当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是反复地给苏轼说话，认为不能够用这个罪名杀苏轼。可能王安礼的行为有利于缓解王、苏两家之间的矛盾。
王、苏的和解发生在元丰七年（1084）苏轼从庐山下来，继续坐船经过石钟山以后到现在的南京，当时王安石退居在那里，两个人见了面。这件事情是宋人津津乐道的，有许多笔记描绘这两大政敌相见的情形。其一致之处，是说苏轼和王安石相见甚欢，两个人非常要好；但是具体的情况，每个人的记载都不一样。我们看陈师道《后山谈丛》的记载，因为他是苏轼的学生，应该还是有点儿可靠。他说：“苏公自黄移汝，过金陵，见王荆公。公曰：‘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公。’”好一个翰林学士，我早就想你适合当翰林学士。这句话在宋朝是有典故的，据说是南唐的李后主被抓到开封，太祖皇帝善待李后主，拉着李后主的手说好一个翰林学士。王安石把这个话送给苏轼。苏轼听了这个话后给王安石讲了一个故事：
抚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价购之，而抚人有之，保之已数世矣，不远千里，登门求售。豪子击之，曰无声，遂不售。抚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声，熟视而叹曰：“你早作声，我不至此。”
这“杖鼓鞚”，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一个抚州人家里传下来一个杖鼓鞚，淮南的一个有钱人出高价购买，不远千里，到淮南登门求售。淮南人打了一下，打不响，就不买。抚州人只好拿回来，过河的时候把它丢在水里。没想到，它到水里却“吞吐有声”。于是抚州人叹道：“你早作声，我不至此。”这个话有点儿双关了，可能苏轼就是用这样讲笑话的方式和王安石沟通。
苏轼遭受的文字狱最初的起因和沈括有关。苏轼的后辈王铚在《元祐补录》里面讲到：
（沈）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签贴以进，云：“词皆讪怼。”轼闻之，复寄诗刘恕，戏曰：“不忧进了也。”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元祐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
沈括的年龄跟苏轼相差不大，曾经“同在馆阁”，在史馆做过同事。但“轼论事与时异”，对于政治的见解和王安石不一样，“补外”，到杭州当地方官；沈括则支持“新法”，受到重用。熙宁六年（1073）六月，宋神宗派沈括到浙江去考察“新法”执行得如何，苏轼正好就在那里。本来，神宗嘱咐过沈括，苏轼在杭州，你去了那里要对他好一点。没想到，沈括到了杭州，“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把苏轼写的诗抄了一通，回去发现了问题，“归则签贴以进”，把诗里面的有些话贴出来，注明意思，进献给神宗皇帝，说“词皆讪怼”，这里面都是讽刺的话。沈括的这个做法，与后来李定等人炮制“乌台诗案”的做法是一致的。
不过，在熙宁六年，有关“新法”的争论所引起的动荡刚刚过去，朝廷好不容易获得一点平静，神宗皇帝也不愿意马上再生事端，所以没有追究。苏轼听说了这件事，“复寄诗刘恕”，给他的朋友刘恕写诗的时候，开玩笑说：“不忧进了也。”这回我不担心别人进给皇帝了，因为刘恕不会告发他的。沈括是第一个指出苏轼诗歌包含讽刺朝政之意，试图从政治上加以打击的人。从他的立场来说，这样告发苏轼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苏轼确实在反对他所支持的政策，要说“罪证”，那是白纸黑字，非常明确的。而且，当时杭州出版了苏轼的诗集，后来李定等人就用出版的诗集作为罪证。从前持不同政见的人非议朝政，只在私下的场合进行表达，传播不会很广，但现在有了印刷出版，这文字一出版，影响就大了，对当时政策的执行就会造成障碍。沈括是个科学家，对出版技术的发展很关心，我国历史上对“活字印刷”的最早记载，就出自他的笔下。显然，沈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告发。
但是据王铚的记载，后来“元祐中，轼知杭州，括闲废在润，往来迎谒恭甚”，他们的关系看来改善了。
对苏轼伤害最大的“敌人”是李定。李定字资深，在王安石变法那一年担任御史。当时很多御史都反对变法，王安石不得不清洗御史台，再找支持“新法”的人当御史，就提拔李定。他为王安石做了很大的贡献，不断弹劾反对“新法”的人。元丰二年（1079），王安石已经下台了，当时御史台的长官蔡确升任执政官，李定继任御史台的长官，然后马上弹劾苏轼。六月初弹劾，六月下旬发令去抓捕，苏轼这个时候在湖州，当场被逮捕，押到御史台，由李定负责审讯。关于这件事有一个很难得的资料，当时另外一个官员叫做苏颂，因为另一件事情也被押在御史台，他有一句诗写到“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说我北面的一间房子里关着湖州知州，遭遇很惨，又是骂又是侮辱，通宵不让他睡。湖州知州就是苏轼。但是也有资料说，李定因为审苏轼，而审得佩服起来，说苏轼“虽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
。
在苏轼和王安石和解以后，元丰八年（1085）到登州做知州，做了五天，马上进京，经过青州碰到了李定。这个时候苏轼给他旧党的朋友滕元发写了一封信，里面讲到，“青州资深，相见极欢，今日赴其盛会也”
。可见他们也和解了。
顺便提到“乌台诗案”发生时的执政官蔡确，神宗死后，蔡确从宰相位置下来了，到安州做地方官，当时心里不舒服，去安州一个叫车盖亭的地方游玩，写了几首诗。诗里面贬低武则天，被人告发，说这是在讽刺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这件事情把蔡确搞得很惨，后来被贬到岭南，一直没有放回来，死在那里。这叫“车盖亭诗案”，发生在元祐四年（1089），苏轼正好要离开朝廷去杭州，临行前给太皇太后写了一封《论行遣蔡确札子》
，明确反对文字狱。他说蔡确可能确实有讽刺，但是人家写了两首诗，你把他贬到岭南，这样不对。可以让皇帝下命令追究，太皇太后再下命令免予追究，这样表示皇帝对于讽刺太皇太后是重视的，而太皇太后又是宽容的。这个办法最好，但是太皇太后没有听他的。太皇太后恨死蔡确了，甚至说如果司马光还活着的话，一定不会允许这种人骂我。
接下来我们看司马光。应该说，苏轼与司马光并不是政敌，但也产生过矛盾。苏轼的前半辈子和司马光的关系非常密切，司马光一做宰相马上起用苏轼，究其原因，一方面他们政见相近，另一方面也由于苏轼可以起到很特别的作用。这个特别的作用，后来由“新党”的章惇道出：
元祐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所以能鼓动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
意谓司马光要在神宗皇帝尸骨未寒的时候全面取消“新法”，推行与之相反的政策，其发布的诏令文诰必须巧妙措辞，所以起用苏轼这样的一个人，他善于作文，而且文章被大家所喜爱，这样才有利于政策的推行。确实，苏轼在这方面为司马光的“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众所周知，元祐初年的苏轼与司马光之间也发生了一些矛盾，那主要是因为对“免役法”的意见不同。当时苏轼给他的朋友杨绘写信诉说了这一点：
昔之君子，唯荆是师；今之君子，唯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
这里的“荆”和“温”就分指王安石、司马光。以前大家都听王安石的，现在大家都听司马光的，这都不好，所以苏轼和司马光经常唱反调。之后司马光生气了，想把他赶走，不过司马光马上去世了，所以苏轼又留下来了。
不管怎么样，苏轼和司马光的关系还是比他和王安石的关系要好得多，司马光去世的时候，朝廷特意任命苏轼写《司马温公行状》，这个行状写得很长。苏轼之后的“敌人”是司马光的那些学生。司马光本人活着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可以和他争论沟通，他未必不能改变；但是死了以后就麻烦了，那些继承他遗志的弟子完全照搬司马光这一套，一切东西都成了凝固不变的。这个时候苏轼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只好和司马光的继承者不断地争论。历史上把元祐时期的朝臣争议叫做“洛蜀党争”，这其实是名不符实的。“洛蜀党争”的意思是苏轼、苏辙一伙为“蜀党”，因为他们是四川人；而程颐是洛阳人，程的一伙就叫做“洛党”。实际上程颐的官很小，和二苏不能比，真正和他们敌对的是当时刘安世、刘挚、朱光庭这些人。这些人主要继承司马光。至于所谓的“蜀党”，是政敌给他们起的名称，有时候也叫“川党”。究其实情，虽然苏轼、苏辙确实有些党羽，但里面并没有四川人。“苏门四学士”没有一个四川人。同朝的四川人政见比较一致的倒也有，范百禄、吕陶这两个比较明显，是四川人，支持苏轼。但是这两个人的资格都比苏轼老，不能说是党羽。跟苏轼的政见非常一致，也被指责为二苏之同党的，是常州人胡宗愈。因为苏轼在常州买地安家，算是半个常州人，勉强也可以说他们是老乡了。胡宗愈要当执政官的时候，引起了刘安世的反对。刘安世有一个集子《尽言集》传下来，里面反对胡宗愈出任执政官的奏章连续地上，有二十几封。反正他每天上一封，只要太后太皇不批准就继续上，理由是胡宗愈是二苏的党羽。
刘安世是司马光最忠实的弟子，元祐年间给苏轼带来不少麻烦，但苏轼最后成功沟通的人，也是刘安世。在宋哲宗绍圣、元符时期，“新党”主政，刘安世也被贬到岭南，而且不断地给他换地方，一会儿叫他到英州，一会儿到梅州，一会儿到化州，移来移去，想把他移死。但是刘安世是个硬汉子，虽然日子非常难过，却顽强地活着，一直活到宋徽宗的时候从南方把他放回来。这个时候苏轼也从海南岛回来，在江西碰到了。北宋的一个和尚惠洪写的《冷斋夜话》有一段记载：
东坡自海南至虔上，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余……尝要刘器之（刘安世）同参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闻见玉版，欣然从之。至廉泉寺，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问此笋何名，东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师善说法，要能令人得禅悦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戏，为大笑。东坡亦悦。
因为刘安世喜欢参禅，苏轼就跟他开了这么个玩笑。他们之前的矛盾通过这个玩笑一笔勾销了，这是最成功的一次沟通。
刘安世长寿，一直活到宣和七年（1125），晚年有弟子给他记了一个语录，叫做《元城语录》。这本语录对于苏轼评价很高，他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
这个评价还是很公正的。
章惇是“新党”中继王安石以后最具实权的人物。苏轼的最大政敌当然是王安石，但王是他的长辈，章惇才是同辈，而且一起考上了嘉祐二年（1057）的进士
，所以两人亦友亦敌，可以说纠缠了一生，最后也和解了。
章惇在宋哲宗时期执掌朝政，把苏轼流放到了海南岛。南宋的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说，他发现章惇贬逐元祐大臣，有个规律，苏子瞻贬到儋州，苏子由贬到雷州，刘莘老（刘挚）贬到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
。这个是章惇的恶作剧。陆游是“新党”陆佃的后代，他这样说应该不算偏见。
宋徽宗上台后，章惇因为起初反对宋徽宗当皇帝，所以宋徽宗把他贬到苏辙贬过的那个地方（雷州），而当时苏轼从海南岛回来了。南宋笔记《云麓漫钞》有记载：
东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还次京口，时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书抵先生……先生得书大喜，顾谓其子叔党曰：“斯文，司马子长之流也。”命从者伸楮和墨，书以答之：“某顿首致平学士：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书，乃渐醒悟。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这里的“丞相”就是章惇，他的儿子叫章援，苏轼给章援回信，表达了对章惇的关心。
以上，像程之才、沈括、王安石、李定、刘安世、章惇，最后苏轼跟他们都和解，他这个人沟通能力还是比较强。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处世态度，虽然“敌人”很多，但他不断地努力，把“敌人”变为朋友。
苏轼从来没有试图与之沟通的，大概只有吕惠卿。吕惠卿是嘉祐二年的同年进士，却是苏轼兄弟最憎恨的一个人。司马光当了宰相以后要改变王安石的政策，这当然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外交方面先稳定下来，不要和外边有战争，才能着手改变内政。吕惠卿这个时候在延安，知道司马光要干什么，为了阻止司马光改变内政，就擅自攻击西夏，想挑起战争，好让你去忙外患。当然西夏也不客气了，搞得司马光非常为难。当时司马光对吕惠卿十分恼火，情愿对外割地赔款，也要贬掉吕惠卿。但这样一来，历史上会记载，你司马光元祐更化是以屈辱外交为前提的！像司马光那样一个追求名声完美的人，被吕惠卿这么设计一下，心里当然是恨透了。毫无疑问，支持司马光改变政策的人，也都恨吕惠卿。当时要起草贬谪吕惠卿的制书，那天苏轼不上班，但是苏轼听说后放出口风，说做了这么多年的刽子手，今天才有机会杀一个人。于是那天值班的人称病回家，把起草制书的机会让给苏轼。苏轼来顶班，马上起草贬谪吕惠卿的制书：
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蠧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
这是苏轼一生骂人最厉害的一篇文章，完全是深恶痛绝的口吻。
苏轼、苏辙被贬的时候，连执政的章惇、蔡卞心里也清楚，吕惠卿是不能当广东地方官的，吕惠卿到广东去的话，二苏就没有活路了。吕惠卿申请当地方官，可以去北方和湖南，广东不能去，否则要出人命。大概吕惠卿是苏轼兄弟认定的一个真正敌人，而且同时代的人也都了解这一点。我们在众多记载中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和解的迹象，不过也看不到这种敌意与哪一件私事相关，其敌对之情都围绕政见而生。按理说，吕惠卿起初不过是王安石的助手，但二苏似乎倾向于认为，王安石是被吕惠卿教坏的，然后吕又背叛了王。
我们最后读一首著名的东坡词，这首词可以反映他处世的态度：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是熙宁九年（1076）中秋节，喝醉酒以后，想念弟弟苏辙而作。
赏析此词有一个前提，就是须了解中国传统关于“谪仙”的说法。仙人本来在天上（或在海中仙山），不知因为什么缘故，而被谪居人间。这样的人当然与凡人有所不同，如果是女性，应该特别美貌，是男性的话就才华横溢，而无论是男是女，气质上都超尘脱俗，多少留着些仙人的气息。这当然是令人向往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既是“谪仙”，那就多少具有跟世俗不合的倾向，在这个世界显得另类，可能被向往而不易被认同，所以大抵不可能生活得幸福安宁。唐代李白有诗云：“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这东方朔在汉代就是以“滑稽”闻名的，比较另类，所谓“世人不识”，就是不容易获得认同。当然最有名的“谪仙”是李白本人，他一到长安，就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也”。那是指他的天才，绝非凡人所能有。从此，这个称号几乎就专归了李白，直到苏轼出世，人们才意识到：又一个“谪仙”来了。我们的祖先就是以这种特有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天才的尊重。
至于苏轼自己，肯定也接受这样的说法，他在不少作品中暗示或明说自己是“谪仙”，就像这首《水调歌头》，一开头就以“谪仙”的口吻，向他原来的居所“青天”提问，想知道如今的天上是什么岁月，仿佛一个离家的游子询问家乡的消息。“我欲乘风归去”，这“归”之一字就非“谪仙”不能道，而“乘风归去”的飘然洒脱，也符合人们对于“谪仙”的一般想法：他总有一天会厌离人间，回到天上去。因为他在人间是另类，遭遇不会很如意，他的宿命是“归去”，这不单是一种绝妙的解脱，也是对使他不如意者的轻蔑和嘲弄：就让你们枉自折腾去吧，我飘然归去，你们伤害不到。
一个富有才华的人应该得到的尊重，如果在人间失去，那就一定会由老天来补偿。所以，苏轼越是颠沛流离，人们便越相信他是“谪仙”。后来他被贬谪黄州，世间便产生了他白日仙去的传闻，这传闻令神宗皇帝也深深为之叹息
。毕竟，他知道苏轼是天才，这样的天才世间不常有，而居然出现在自己领导的时代，是无论如何应该珍惜的。类似的传闻在苏轼身后也被多次“证实”，宋徽宗把苏轼列入“元祐奸党”，禁毁苏轼的作品，但被他迷信的一位道士，却自称神游天宫，看到奎宿在跟上帝说话，而这位奎宿就是“本朝之臣苏轼也”
。这道士不会不知道宋徽宗的政策，但他更明白，自己装神弄鬼要博得别人相信，最好搬出苏轼来，因为大家早就知道苏轼“乘风归去”，一定是在天上做神仙。
可是，苏轼的词意却从这里开始转折，他对“归去”的意义发生了质疑。天上虽有琼楼玉宇，似乎令人向往，但毫无人间烟火，那也就是一片凄清寒冷，若“归去”那里，恐怕也只成个顾影自怜的寂寞仙子。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还不如留在人间。对于这一点，宋人也有传说云，神宗皇帝读到了这一句，大为放心道：“苏轼终是爱君。”
他把不愿“乘风归去”、愿意留在人间的苏轼，理解为留恋君主。
这当然也不完全是自作多情，因为类似的表达法，在诗歌史上也是蔚为传统的，如谢灵运诗云：“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杜甫诗云：“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意谓自己本来可以潇洒江海、逍遥世外，只因为留恋君主，才决心投入政治，做个忠义的人。苏轼自己在另一首词中也说：“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
虽然说的是“老去”而不是“仙去”，但“爱君”的意思还是很明确的，清代的评论家刘熙载还专门把这几句跟“我欲乘风归去”等句对比，说不如后者写得含蓄
。看来，他对《水调歌头》词意的理解，与传说中的宋神宗的看法相近。
不过，苏轼说的明明是“人间”，这“人间”当然不是只有君主一人的。他用“人间”跟“天上”对比，说明“人间”的范围很大。词是因想念苏辙而作的，关于“天上”“人间”的这番思量和讨论，首先是用来安慰苏辙：这人间的生活虽然不尽如意，但天上也并非完美，而且可能情况更糟，相比之下，不如留在人间。所以，“人间”的含义首先应就具体的人生境遇而言，就眼前兄弟相离，互相思念而不能见面的生活情状而言，如果可以由此联想到君臣关系，那么也可以进一步推广到所有人世生活。
下阕写月光的移转，写象征团圆的月亮照着无眠的离人，还是发挥题中“兼怀子由”之意，也接续着“人间”的话题。留在人间就会有分离，这就是不如意、不完美之一证，但是苏轼的词意到这里又发生一转：“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世生活的本来状态就是不如意、不完美的，从来如此，也会永远如此。不但不该厌弃，正当细细品尝这人生原本的滋味。所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决心不去做那寂寞的神仙，情愿永远留在世间，跟弟弟共看明月，即便是在分离的两地一起看相同的明月。
这是一位不肯“归去”的“谪仙”，他愿意永留人间，陪伴他的兄弟，陪伴君主，陪伴所有的世人。我们从这里听见了“谪仙”的心声，他是如此留恋人世，尽管有许多不平，尽管人世间有许多人给予他的只是打击和伤害，他依然深爱这个人间，而为人世的生活唱出衷心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