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也就是苏轼在世的最后一年，他从贬谪之地海南岛获赦北归，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遇见老朋友法芝和尚，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
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
作此诗后不久，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所以，诗里以“归鸿”自喻，读起来令我们有些伤感。但苏轼写下“何处不归鸿”的时候，似乎是喜悦的。当然除了“鸿”以外，接下来还有“牛”、“月”两个比喻。四句诗写了三个比喻，大抵直呈喻体，对喻义没有明确的阐说，这是因为苏轼相信对方即法芝和尚是能够看明白的。所以，在探讨喻义之前，我们先得搞清楚这位法芝是谁。
《苏轼诗集》注法芝“名昙秀”，这个注释不是太准确。当时确实有一位名为昙秀的和尚，而且曾在苏轼笔下出现，那是一位禅僧，即虔州廉泉昙秀，临济宗黄龙慧南禅师的法嗣。但我们读苏轼《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
一文可知，此僧在苏轼北归之前已经去世。所以这里的法芝不可能是廉泉昙秀。不过，有时候苏轼也确实把这位法芝称呼为“昙秀”，有时又称为“芝上人”，这样看来，他应当是名法芝、字昙秀。同时人贺铸的《庆湖遗老诗集》卷七，有一首《寄别僧芝》，自序云：
吴僧法芝，字昙秀，姓钱氏。戊辰（1088）九月，邂逅于乌江汤泉佛祠，将为京都之游，既相别，马上赋此以寄。
贺铸介绍的这一位法芝，才是《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的写赠对象，其俗姓钱氏，可能是五代十国时吴越钱王的后代，苏轼在杭州时，与钱王的后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
孔凡礼先生编订《苏轼诗集》时，参校各种版本，把诗中“真似月”一语校改为“心似月”。今按苏轼《书过送昙秀诗后》云：
“三年避地少经过，十日论诗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犹能茧足慰东坡。来时野寺无鱼鼓，去后闲门有雀罗。从此期师真似月，断云时复挂星河。”仆在广陵作诗送昙秀云：“老芝如云月，炯炯时一出。”今昙秀复来惠州见余，余病，已绝不作诗。儿子过粗能搜句，时有可观，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为书之，以满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丁丑是绍圣四年（1097），苏轼贬居惠州，法芝前来看望，轼子苏过写了一首律诗送给法芝，里面有“从此期师真似月”一句。按苏轼的说明，这是因为苏轼从前送法芝的诗里已经把对方比喻为“月”。检“老芝如云月”之句，在苏轼《送芝上人游庐山》
诗，作于元祐七年（1092），过了五年，苏过继续用这个比喻称许法芝。这样，再过四年后，苏轼又转用苏过的诗句赠予法芝，所以，文本上应该以“真似月”为是。
“真似月”与“心似月”有什么差别呢？都是把对方比喻成“月”，但“心似月”可以是第一次作这样的比喻，而“真似月”则表明已不是第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差别。在苏轼父子与法芝之间，这个比喻被反复使用，其喻义为双方所知晓，且不断地加深领会和沟通，借助于这个简单的意象，可以达成更为复杂曲折的交流。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诗中另一个比喻“牛”，也曾出现在苏轼赠予法芝的《送芝上人游庐山》中，也是反复使用；至于“鸿”，在苏轼的作品中出现得更频繁，其含义亦必为法芝所了解。作为赠诗的接受者，这位方外友人能够明白“鸿”、“牛”、“月”三个比喻的意思，进一步说，它们连贯地呈现在一首诗里，则除各自的喻义外，其间也必能形成一条意脉。下文的目标就是依苏轼的生平和诗歌，来追索这条意脉。
苏轼字子瞻，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回家乡眉州为母亲守孝后，嘉祐六年（1061）再到京城开封府，参加了该年举行的制科考试，考中三等，授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他告别父亲苏洵（字明允）、弟弟苏辙（字子由），独自去凤翔上任，途中有著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开始了苏诗对“鸿”的书写：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自注：“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
这可以视为苏轼生平中第一首影响深远的诗作，雪泥鸿爪一喻，至今脍炙人口。
然而，这雪泥鸿爪的喻义究竟为何，却费人寻思。简单地说，就是太渺小的个体不由自主地飘荡在太巨大的空间之中，所到之处都属偶然。古人注释苏诗，多引北宋天衣义怀禅师（993—1064）的名言“譬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
来注释此句，认为苏轼的比喻是受了这禅语的启发。从时间上看，义怀比苏轼年长数十岁，苏轼受他的影响不无可能，但嘉祐年间的苏轼是否知道义怀的这段禅语，却也不能确定。我们且不管两者之间有否渊源关系，比较而言，潭底的雁影比雪上的鸿爪更为空灵无实，不落痕迹，自然更具万缘皆属偶然、本质都为空幻的禅意。不过，从苏轼全诗的意思来看，恐怕不是要无视这痕迹，相反，他是在寻觅痕迹。虽然是偶然留下的痕迹，虽然留下痕迹的主体（鸿）已经不知去向，虽然连痕迹本身也将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失去其物质性的依托（僧死壁坏，题诗不见），但苏轼却能由痕迹引起关于往事的鲜明记忆，在诗的最后还提醒弟弟来共享这记忆。所以，义怀和苏轼的两个比喻虽然相似，但禅意自禅意，诗意自诗意，并不相同。禅意是说空幻、说无常；诗意却正好相反，说虽然人生无常，在这世上的行踪也偶然无定，留下的痕迹也不可长保，但只要有共享回忆的人，便拥有了人世间的温馨。这也许受了禅意的启发，但并不是禅，而是人生之歌。
当然，“鸿飞那复计东西”，此时的苏轼对于人生的感受，确是不由自主，充满偶然性的。从仕宦的实况来说，这样的感受将会延续一生，所以这个“鸿”的意象在他以后的诗词中也不断重现。直到他去世，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依然用“鸿”来比喻兄长的身世：“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
我们用这几句来移注雪泥鸿爪一喻，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身世飘忽不定，所以一切境遇皆为偶值，无处可以长守，不能安定。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为官之人不能自主，一身随朝廷差遣而转徙，竟不知将来之于何地，则此身犹如寄于天地间，随风飘荡，而前途也如梦境一般不可预计。
人生固然是不可完全预计的，苏轼还在凤翔的时候，对他非常欣赏的皇帝宋仁宗去世了，其侄子宋英宗继位，改元治平；到治平三年（1067），父亲苏洵卒，苏轼、苏辙回乡守孝，其间宋英宗又去世了，宋神宗继位，改元熙宁；到熙宁二年（1069），守完孝的苏轼回到京城，迎面就撞见一件大事：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把北宋的政界撕裂为两半：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有许多原因使苏轼选择了反对立场
，但宋神宗的支持使“新党”在“新旧党争”中占据了优势，这就使苏轼被迫离开朝廷，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任密州知州，熙宁十年（1077）任徐州知州，长期在地方上工作。由于作为地方官的他必须执行自己所反对的政令，心情必定是不好的，在当时所作的诗文中难免有些宣泄。这些宣泄引起了“新党”的注意，他们认为是恶意的讥讽，加以弹劾。正好王安石罢相，宋神宗改元元丰，亲自主持政局，使原本反对王安石的话语读起来都像在反对皇帝了。语境的改变引起有意无意的解读错位，给苏轼带来一场牢狱之灾，就是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苏轼转任湖州知州，七月二十八日在任上被捕，八月十八日押解至京，拘于御史台，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才结案出狱。其间，负责审讯的御史台对他严厉拷问，意图置之死刑，但负责法律裁断的大理寺、审刑院却认为苏轼所犯的“罪”可据朝廷历年颁发的“赦令”予以赦免，最多剥夺他两项官职就可以抵消
。最后，由皇帝圣裁，加以“特责”，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其连累的苏辙也贬为监筠州盐酒税。
于是，元丰三年（1080）至七年（1084）间，苏轼贬居黄州。他在黄州所作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词，再次以“孤鸿”自比：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以“鸿”自喻，本是因为必须随朝廷差遣而转徙，不能自主，感到被动不安；但此时被朝廷抛弃，不再转徙了，却又觉孤怀寂寞，有不被理解之苦，这孤鸿仍是精神上遭流落的象喻。不过，“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似乎已经有了对于主体的意识，与完全被动的随风飘荡之鸿有所不同了。——那不能不说是贬谪的打击唤醒了苏轼对主体性的自觉，大抵贬居的时候对“自我”的关心总比身任要职时期更多。
苏轼在黄州所作的诗歌中，还有一联写“鸿”的名句，曰“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作为候鸟的鸿，春去秋来其实是有规律的，其境遇并非全属偶然。或者说，偶然性并不来自鸿本身，而是来自外力的迫使。人也是如此，自由之身可以与喜爱的环境反复温存，听命于朝廷的仕宦生涯才会四处漂泊。这个时候的苏轼年近五十，而坚持“新法”、亲自主政的宋神宗只有三十几岁，苏轼当然不能也不敢因为政见不同，就预想皇帝会英年早逝，他只能为仕宦生涯就此结束做好心理准备，调整心态去适应长期贬居的生活，而从中体会到获得自由之身的喜悦。
不过苏轼的仕宦生涯并没有在黄州结束。元丰七年（1084）宋神宗下诏让他离开黄州，改去汝州居住，不久又同意他改居常州。然后，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崩，年幼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官员。苏轼也在十一月起知登州，十二月召回京城。元祐元年（1086）任翰林学士，成了“元祐大臣”。就仕途而言，这是佳境，但也意味着自由之身已经失去，他又必须听命于朝廷的差遣而到处转徙，重新陷入雪泥鸿爪般的人生境遇。
元祐四年（1089），苏轼再次来到杭州，担任知州。这一回旧地重游的经历，似乎令他的人生被动、所至偶然之感有所纾解，以诗为证：
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首句实际上就是“雪泥鸿爪”喻义的直写，太渺小的生命个体在太巨大的空间里不由自主地飘荡，所到所遇无不充满偶然性，同梦境没有根本区别。但在此过程中，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时间，却悄无声息而冷酷无情地流逝，当老朋友重逢而彼此看到的都是满头白发时，感慨之余，是否为生命的空虚而悲哀呢？在这里，苏轼虽然没有悲叹，可读者分明能感到一种人生空漠的意识扑面而来。
不过，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如此渺小的个体在如此巨大的时空中飘荡，而居然能够重逢，那简直是个奇迹，足可快慰平生。所以，此诗的后两句扭转了悲观的意思，等于是在提议为“重逢”而欣喜，因了这重逢的喜悦，“雪泥鸿爪”般的人生也弥漫出温馨的气氛，驱走了空漠意识。十五年前，苏轼曾以“白雨跳珠乱入船”
形容西湖之雨，同样的情景如今再一次出现在眼前，仿佛一段悠扬乐曲中的主题重现，令人陶醉其中。如果说“重逢”是个奇迹，那么即便如何平凡的人生，原也不乏这样的奇迹，使生命具有诗意。
苏轼离杭归朝，是在元祐六年（1091），此时他的弟弟苏辙已经获得更高的官职，进入了执政的行列。所以，为了避嫌，苏轼经常申请到外地任官，先后在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担任知州，中间也曾有几度在朝，所获得的最高官职是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离执政的宰相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宋史》的《苏轼传》还为他没能当上宰相而感到遗憾。
“重逢”的喜悦固然可以遣散到处偶然的痛苦，但这样的喜悦马上被另一种痛苦所打消。在苏轼元祐七年（1092）所作《送芝上人游庐山》中，出现了另一个比喻，就是“牛”：
二年阅三州，我老不自惜。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
所谓“二年阅三州”，就指元祐六、七年间，从杭州知州被召回，又出知颍州，移扬州。此时苏轼五十六、七岁，过了中年，渐入老境。数州皆其早年游宦经历之地，临老出守复又至此，初时虽有“重见”的喜悦，但“重见”得多了，却犹如转磨之牛，“步步踏陈迹”了。
钱锺书先生对这个“磨牛”之喻有一番分析，他引了古诗中所咏的盆中之虫、拉磨之驴、磨上之蚁，及西方文学中的有关比喻，参考阐释，谓：“生涯落套刻板，沿而不革，因而长循，亦被圆转之目。”“守故蹈常，依样照例，陈陈相袭，沉沉欲死，心生厌怠，摆脱无从。圆之可恶，本缘善于变易，此则反恶其不可变易焉。”
这个分析甚为透彻精辟。与雪泥鸿爪之喻相比，磨牛之喻的喻义可以说正好相反：前者苦于到处偶然，后者则苦于人生的重复无趣。若将两者相联来看，则更觉意味深厚：从少年时感叹人境相值的偶然性，到中年后历经宦途的转徙，改为感叹人境相值的重复性，这一转变中，积累着厚重的人生阅历和久长的人生思考。雪泥鸿爪之喻中暗示的那个太大的空间，在磨牛之喻中变得太小，就此而言，即将再次降临到苏轼头上的贬谪命运，却会把他带向前所未至的岭南大地，乃至天涯海角，毋宁说是值得欢庆的。
元祐之政随着太皇太后高氏的去世而走向尾声，哲宗皇帝亲政，意图起用“新党”，恢复他父亲神宗的政策。苏轼在元祐八年（1093）出知定州，次年改元绍圣，“新党”掌控政局，大规模贬谪“元祐党人”，苏轼得到落两职（剥夺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称号）、追一官（官品降低一级）、以左朝奉郎（正六品上散官）责知英州（今广东英德）的严惩，而在他赶赴英州的路上，又继续降官为左承议郎（正六品下），追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被惩罚的还有其他元祐大臣，已经死去的司马光被追夺赠官、谥号，连墓碑都被磨毁，活着的均被贬谪远州，苏辙也在连续遭贬后，又回到他元丰时的谪居地筠州居住，真像做了一场大梦。
万里南迁的苏轼，在途中跟苏辙见了一面，于绍圣元年（1094）秋天翻过了大庾岭，作诗云：“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进入岭南意味着告别了“步步踏陈迹”的被动重复之生涯，来到海阔天空之处，再次获得黄州时期那样对自我的关注。十月二日到达惠州，正值孟冬之际，他却感到“岭南万户皆春色”
。后来因为吃到了荔枝，还肯定自己“南来万里真良图”
。准备终老于惠州的他用了几乎全部的积蓄，在白鹤峰下修筑新居，还让长子苏迈带领原先寄住在宜兴的家人前来团聚。
然而，绍圣四年（1097）二月，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贬窜“元祐党人”，苏辙被贬到雷州，过了一月，苏轼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即儋州）安置。于是，苏轼只好把家人留在惠州，在幼子苏过的陪伴下赶赴贬所。五月十一日，他在广西藤州追上了苏辙，兄弟同行到达雷州，至六月十一日告别，渡过琼州海峡，登上海南岛。这一次浪迹天涯旅途中的兄弟会聚，正好一个月，此后再未相见。
不过，朝廷的这一番折腾，也带来一个奇妙的结果，贬谪“元祐党人”的政策使岭海之间充满了逐臣，让岭南地区拥有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史学家范祖禹，诗、词、文三种文学体裁的顶尖高手苏轼、秦观、苏辙，以及政治家刘挚、梁焘、刘安世等一大批精英人物，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的“贬谪文化”。岭南地区从来不曾、也再不可能拥有如此豪华的精英队伍，这使我们不能不把宋哲宗时期看作岭南文化史的一个高峰。就苏氏一家来说，轼辙兄弟都带了幼子（苏过、苏远）相伴，加上此前来到惠州的苏迈，有五苏聚集在岭海之间。有一次，苏迈写了诗，通过渡海的船舶寄给苏过，经过雷州时，苏远先唱和了一首，苏辙看到子侄们写得都不错，就寄书苏轼，表示庆贺，于是苏轼也次韵一首以资鼓励。在这首诗的开头，又出现了“牛”的比喻：
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黄犊走却来，海阔山高百程送。
虽然因为年纪大了，苏轼把自己比喻为路途艰难中的老牛，但这与磨牛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把儿子比作步履轻健的黄犊，跨越“海阔山高”，可见其精神上的欢快。如果不是因为身体衰老，他也能够像黄犊般不惧“雨滑泥深”的，他的精神已经是黄牍，不是磨牛了。在此诗的末尾，他提出了对子侄的期许：
《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
只要孩子们能够继承学问和诗笔，令世人还能欣赏到苏氏的创作，则两位老人就算埋骨南荒，也无甚遗憾了。
当然，苏轼、苏辙并没有埋骨南荒。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暴崩。由于哲宗没有儿子，须从他的弟弟中挑选一位继承人。为了有利于哲宗所行政策的延续，宰相章惇主张由哲宗的母弟，即其生母朱太妃的另一个儿子来继承。但这个主张却遭到向太后的反对。原来，哲宗虽然是神宗的长子，却并非神宗正宫皇后向氏所生。这向氏虽无子，其正后的身份并不动摇，在哲宗朝也依然高居太后之位。如果再选一位朱太妃的儿子来做皇帝，则朱太妃的地位就太不一般，有可能威胁到向太后。所以向太后坚持认为，朱太妃的儿子与神宗其他的儿子没有身份上的区别，应该按照年龄的顺序，由端王赵佶来继承皇位。赵佶的生母已经去世，他显然是向太后眼里的最佳人选。此时章惇说了一句冒失的话：“端王浪子耳。”他说这位赵佶是个“浪子”，怎么可以做皇帝？然而，“新党”中比较温和的一派首领曾布（曾巩的弟弟）在争执中支持了向太后，导致章惇失败。这样赵佶顺利继位，就是著名的“浪子”皇帝宋徽宗。他一继位，马上就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批判章惇的政治运动。为了打击章惇所领导的政治力量，被章惇迫害的“元祐党人”便渐获起用，政局于是又一次发生逆转。苏轼、苏辙也因此得以离开贬地，启程北归。
静如处子的苏辙表现出他动如脱兔的一面，此年二月朝廷将他移置永州（今属湖南），他马上动身北上，四月又移置岳州（今湖南岳阳），他接到命令时已经身在虔州（今江西赣州），到十一月，更许他任便居住，于是他在年底之前便到达京城附近的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其行动如此迅速，当然是要寻机归朝。相比之下，苏轼却没有那么急迫，二月份诏移廉州（今广西合浦）安置，四月份又移永州居住，而他六月份才离开海南岛。十一月朝廷许其任便居住，他接到命令时尚在广东境内的英州（今广东英德），直到此年的年底，他还没有越过南岭。兄弟二人北归的迟速不同，也许反映出他们对于政治局势的不同判断，或者对于重新卷入党争的不同态度。但这竟使他们失去再次见面的机会。而在离开海南岛时，苏轼对于这几年南国经历的表述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正是这岭海之游，帮助他摆脱了“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的生涯，使年高体衰的“老牛”却具有“黄犊”般的精神气象。
上面说了“鸿”与“牛”，最后说到“月”喻。早在元祐七年的《送芝上人游庐山》诗中，苏轼就把法芝比作“月”，此后苏轼贬居惠州时，法芝来探望，苏过送法芝的诗里，也有“从此期师真似月”之句，这些都已在前文说过。大体而言，用“月”喻来形容一位僧人因悟道而澄澈的心境，本身并没有太多新意。生活在宋初的临济宗善昭禅师（947—1024）早有一段名言：“一切众生本源佛性，譬如朗月当空，只为浮云翳障，不得显现。”
此后“朗月当空”常被禅家问答时取为“话头”，而苏轼与许多禅僧交往密切，对此应不陌生。值得注意的是苏氏父子与法芝之间反复使用同一个比喻的方式，让我们领会到此喻既是称赞对方，也是在人生境界上对自我的期许。换言之，对话的双方都希望达到这样的境界。如果说，作为僧人的法芝本来就应该如此，那么身在仕途，经历了几番起伏的苏轼，是要在体会了人生的各种困境后，一步步追求精神的解脱。
精神的解脱指向对生命意义的觉悟，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夜里渡海北归的苏轼，正是在宣称“兹游奇绝冠平生”的同时，把自己的心境也与“月”喻相联结：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我们可以充分体会此诗开头四句“快板”一样的节奏所流露的欢喜。与通常律诗的写法不同，这四句几乎是同样的句式，“参横斗转”、“苦雨终风”、“云散月明”、“天容海色”，排比对偶而下，一气呵成。这是语词的舞蹈，是心灵随着活泼欢快的节奏而律动，唱出的是生命澄澈的欢歌。一次一次悲喜交迭的遭逢，仿佛是对灵魂的洗礼，终于呈现一尘不染的本来面目。生命到达澄澈之境时涌自心底的欢喜，弥漫在朗月繁星之下，无边大海之上。
自从绍圣四年（1097）被贬出海以来，苏轼屡次以“乘桴浮于海”的孔子自比，以坚持人格上、政见上的自我肯定，如元符二年（1099）所作《千秋岁·次韵少游》词结尾：“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他以这样的道德守持，来对抗朝廷的迫害，立柱天南，巍然不屈。但在此时，模仿儒学圣人的这份道德守持也被超越，苏轼在大海上听到的，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的奏乐之声。来自太古幽深之处的这种乐声，是浑沌未分、天人合一的音响，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本身的完满和谐，它使东坡老人从道德境界迈向了天地境界。因此，诗的结尾说，回顾这海南一游，乃是生命中最壮丽的奇遇，虽九死而不恨。这不仅仅是表达了一份倔强而已，心灵上真正得到了成长的人，是会真诚感谢他所遭遇的逆境的。如果没有遭受贬谪，他就不能到达“鲁叟”的道德境界，如果贬地不是这遥离中原的南荒，他也没有机会听见“轩辕”的奏乐，领略到天地境界。海南一游，确实造就了一个心灵澄澈的诗人，造就了一个海天朗月般的生命。政治上的自我平反，人格上的壁立千仞，这些已都不在话下，诗人的生命之歌唱到这里，将要融入天地自然之乐章，而成为遍彻时空的交响。
苏轼渡海后，在广东盘桓了约有半年，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才翻过南岭，进入今江西境内。行至虔州时，又有一诗明确地将自己的心境比喻为“月”：
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
获得了解脱和觉悟的心灵，就像浮云散尽以后显露的明月，无论时事如何变化，都可以等闲视之。宋代的批评家胡仔对此诗颇加赞赏：“语意高妙，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也。”
其实，这“月”喻不单是写出他“参禅悟道”的觉悟，也被他自己看作人生的圆满的完成。所以，当他继续北行，在金陵重遇法芝和尚时，就作了本文开头揭出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再现这个“月”喻。
最后，让我们回到《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将“鸿”、“牛”、“月”三个比喻联结起来看：
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
这是东坡留下的最后几首诗之一，其诗意颇堪看作他对人生思考的总结。首句归鸿，是早年雪泥鸿爪之喻的再现，但喻义已大不相同，因为这次不是随风飘零的“鸿”，而是“归鸿”，虽经飘零，毕竟总会归来。在苏轼北归，经过海康时，他与贬谪在那里的秦观见了最后一面，分别时，秦作《江城子》一词相送，首句就是“南来飞燕北归鸿”
。秦观想必了解苏轼诗词对于“鸿”的书写，所以用“归鸿”喻苏轼，而苏轼此诗中的“归鸿”肯定也有自喻之意，近承秦观词句，远翻早年雪泥鸿爪之案，身世的飘忽不定和人境相值的偶然性，被这“归”字解去了。次句“羸牛踏旧踪”，又是复现磨牛之喻，但这次经了“奇绝冠平生”的海外一游，便在这个比喻的前面加了“非复”二字，意谓已摆脱“步步踏陈迹”之痛苦，空间的局促和身世迁徙的重复循环也被超越了。后二句既是对法芝的期望，也是自述人生思考的心得，即谓人生的真实、本来之面目，原如皓天中的明月，永恒存在，并且能为人人所理解，因为那原是一切人类的共同底蕴。与“孤月此心明”相比，这个“谁家瓮里不相逢”的“月”似乎多了一层普遍性的含义。人生的最终的意义，归结到此“月”喻。鸿、牛、月，这三个比喻写出了苏轼人生思考的历程，而在这首诗中完全重现，仿佛生命就是这样一首诗。
这样一首诗，曾经写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史上，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的作者虽已死去很久，但诗却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