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第二辑序

王水照

2013年，我们推出了“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第一辑，这套“书系”承袭我所编“日本宋学六人集”而来，可谓“六人集”的国内版。其中选入六部中青年学者的著作，作者都是我的学生。“书系”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同年12月，我们在复旦大学召开了新书座谈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同行，就这套书做了一次集中评议，讨论评述了“书系”的学术价值和相关问题，评议成果陆续在各类期刊发表。同时，在这次座谈会参与人员的基础上，这批中青年学者又联络同道，互相砥砺，相约成立了宋代文学同人读书会，编辑《宋代文学评论》专刊。“书系”的积极效应显现，影响力也明显扩大，获得了第十二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集体），其中两部著作又获得了教育部第七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这些都说明，我在第一辑序言中许下的“精选几部著作，形成一个品牌”的愿望，得以部分实现。

当然，要真正“形成一个品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坚持标准，持续发力，才可能得到大家广泛认可。我们秉持“文化—文学”的学术思路，在强调文学本位的同时，注重交叉型课题的研究，以拓宽研究视野和研究路径，期能在得出具体论断之外，也为学界提供一些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的启示。职是之故，我们又精心遴选，推出了第二辑。本辑在学术理念上，与第一辑一脉相承。比如本辑陈元锋《北宋翰林学士与文学研究》一书，是其博士学位论文《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的姊妹篇，两书研究角度都聚焦于“制度与文学”这一交叉型课题。书中全面讨论了北宋翰林学士的政治文化职能，以及他们主持文坛所形成的文学图景，突出了翰林学士在文学集团中的领袖作用，拓展了我们对北宋文学的认识。他提到交叉型课题要避免使文学沦为历史文化研究的附庸，这是我在第一辑序言中也着重强调过的。又如朱刚的《苏轼苏辙研究》，是作者长期钻研唐宋八大家的重要成果，与第一辑的《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形成互补，加深了我们对苏氏兄弟文学、文献和行迹的认识，丰富了北宋士大夫文学的面相。再如侯体健的《士人身份与南宋诗文研究》，标题拈出“士人身份”一词，这在第一辑《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中，就已是全书的关键词之一；而戴路《南宋理宗朝诗坛研究》也主要从不同的诗人身份入手，架构全文。这都充分显示出本辑和第一辑内在的延续性。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本辑较第一辑又有一些新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整体格局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时段后移，南宋文学逐渐被大家所重视。第一辑的研究重心在北宋，除了侯体健一书是论南宋刘克庄，其他几部都是讨论北宋的文学现象，像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两部还是从中唐谈起的。本辑论题在时段上则以南宋为主，侯体健《士人身份与南宋诗文研究》、戴路《南宋理宗朝诗坛研究》、王汝娟《南宋“五山文学”研究》书名都明确标示出南宋，赵惠俊《朝野与雅俗：宋真宗至高宗朝词坛生态与词体雅化研究》也有半部涉及南宋。侯体健在引言中还提出了“作为独立研究单元的南宋文学”的理念，更是显示出作者对南宋文学的特别关注。十多年前，我曾指出宋代文学研究存在“三重三轻”（重北宋轻南宋、重词轻诗文、重大作家轻中小作家）的偏颇。经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些偏颇现在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宋代文学研究格局日益合理。我认为南宋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呈现出诸多重大特点：文学重心在空间上的南移，作家层级下移，文体文风由“雅”趋“俗”，文学商品化的演进与文学传播广度、密度的加大等，都具有里程碑式的转折意义。我们应该在文学领域积极推动“重新认识南宋”这一课题的深入。侯体健、戴路、王汝娟的著作，可以说是对这个课题的初步探索与回应。

二是论题的综合性趋强，所涉文体论域更广。宋代是我国文学样式、文人身份、文体种类最为丰富的历史时期之一，要全面展现这个时代的文学图景，就必须多层次、多视角、多维度地观照。第一辑主要集中于以欧、苏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学，即使是刘克庄这样的文人，也多具士大夫色彩；文体上则偏重诗歌，如李贵论典范选择、金甫暻论苏轼“和陶”、成玮论宋初诗坛都是讨论宋诗之作。第二辑论题就明显广泛一些：从身份来看，除了依然关注翰林学士、苏轼兄弟之外，江湖诗人、地方文人、禅僧诗人被着重提出来讨论，在好几部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从文体来看，诗文虽然仍是重点，但又添入赵惠俊关于词体雅化一书，可谓弥补了第一辑宋词缺席的遗憾，而且讨论宋代骈文的篇幅明显增加，侯体健、王汝娟的著作都有专章专节研讨“宋四六”；从研究模式来看，个案研究明显减少，时段研究、专题研究增多，出现了“翰林学士与文学”、“理宗诗坛”、“五山文学”、“词的雅化”等具有学术个性的专题，等等。这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宋代文学研究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突破个案局限，走向更具挑战性的综合研究，成为大家共同的选择。这自然也对作者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和资料搜集解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尝试提出新视角与新概念，显示出学理性建构的努力。本辑的一些研究视角，都是以前研究比较少见或多有忽视的，比如陈元锋从翰林学士角度切入讨论北宋文坛，戴路以诗人身份属性分疏理宗诗坛，赵惠俊重构词体雅化脉络等，前人都未特别措意，他们却能独出机杼，另辟蹊径，提供了有意义的研究视角。另外还有一些新概念被提出来，如王汝娟使用南宋“五山文学”，这是受到日本五山文学的影响而自创的概念。我们知道，日本之所以有“五山十刹”之称，本就是受到南宋寺庙规制影响，然而南宋禅宗文学并无专门指称，现在再“由日推中”，借用为南宋“五山文学”以代指南宋禅僧文学，是具有学理意义的。侯体健则提出“祠官文学”，以统称那些领任祠禄官的宋代士人表达祠官身份和志趣的文学作品，并认为是一窥南宋文人心灵世界的重要视角，也颇有启发意义。这些新的概念能否为大家所接受并获得进一步的讨论，自然有待时间的检验，但它们确实有助于我们思考当前宋代文学研究如何拓展视野，更新路径，以获得长足发展。

其他像陈元锋对翰林学士制诰典册的解读、朱刚对审刑院本《乌台诗案》的分析、侯体健对南宋骈文程式的讨论、王汝娟对日本所存禅宗文献的利用、戴路对晚宋士大夫诗人群体的挖掘、赵惠俊对词作的细读及“雅词”的辨析等具体的创获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宋代大儒朱熹有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本辑所收著作既有对旧题的再讨论、再补充、再纠正，也有自创新题的开拓与建构，邃密深沉，两兼其美，展现出宋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求新面貌和广阔前景。

本辑呈现的变化，既是大家不甘守旧、努力创新的结果，也是学界新生力量不断成长的必然。第一辑的作者以出生于60、70年代为主，这一辑则已然是80、90后占绝对优势；而且他们中间有几位是我学生的学生，戴路是吕肖奂的博士，赵惠俊是朱刚的博士，王汝娟也曾随朱刚读研。学术事业，薪火相传，这是作为老师的我非常乐意也非常期盼见到的，希望他们能够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诚邀全国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加入我们，只要认同我们的学术理念，符合我们所追求的学术品格，就欢迎加盟，以推出第三辑、第四辑、第五辑……真正让“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成为学术共同体广泛认同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