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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驛”，驿站的“驿”。驿站是干什么用的呢？驿站是传递信息的。如果我们把这个“驿”作为一种方法，“驿站”或者“驿使”是传递消息的，那作为文学的研究方法来说，这个“驿”我把它理解为文献学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方法，就是说要提供一种可靠的文学文本。《说文解字》说：“驿，置骑也，从马，睪声。”《说文》解释为“置骑也”，我们知道一人一马称为“骑”，作动词的时候就是“qí”，作名词就是“jì”，那么“驿”之所以从马，因为它是靠一个骑兵送信的，后来发展到也可以用马车，除了马以外还有马车送信，也就是说“驿”就是传递官方文书的马或者马车。这里我们作一下比较的研究。西方的阐释学这门学问最早也叫“赫尔墨斯之学”。赫尔墨斯（Hermes）是古希腊神话里为宙斯传递神谕的一个信使，这个赫尔墨斯，就是一个人长着一双翅膀在天空飞翔的形象。在西方，阐释学德语叫“Hermeneutik”，英语叫“Hermeneutics”，我把阐释学庸俗化了，德国那个白马王子是不同意我这样的说法的。词源是来自“Hermes”，赫尔墨斯就是一个送信的使者，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驿站，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一个是为神传递信息的使者，一个是官方传递文书的，之间有相通之处。所以说这个“驿”，“赫尔墨斯之学”如果翻译成中国汉语的说法，我们也可以叫作“驿使之学”，就是说是驿使的学问，怎样带信、怎样带到。这里顺便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著名学者张隆溪教授有一本书叫《道与逻各斯》，这本书是由我校中文系冯川教授翻译的。张隆溪现在在香港城市大学任讲席教授，是瑞典皇家学院院士中唯一一个华人。这本书的原作是由英文写成，英文版的封面画的就是天上一个赫尔墨斯，长着一双翅膀在飞，下面是中国的老子，骑了一头青牛在地上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赫尔墨斯就代表西方的逻各斯的传统，道就代表了中国的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这样一种阐释学的传统。那个封面设计非常有意思，不过翻译成中文以后没有采用那样的封面设计。
驿
驿，置骑也，从马，睪声。（《说文解字》卷一〇上）
赫尔墨斯之学
驿使之学
张隆溪《道与逻各斯》
下面我们就说一下中国的文献学、驿使之学和“赫尔墨斯之学”之间有相通之处，都是需要传递信息一定要忠实。那么我们把这个学问推广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信息传递方面，就需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尽可能恢复文本的原貌。我们中文系就有一个古典文献学专业，也是全国的重点学科。文献学大致说来就是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等。从目录学入手，了解某本书在每个朝代被记载的情况，也就是著录的情况。目录学需要我们了解《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还有比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后来的《文献通考》，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等，这些文献学的基本知识，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或者是治古代一切学问的同学都需要了解。其实不光是古代文学，你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现代文学何尝不是如此。研究现代文学，你肯定要对新文学史料非常熟悉；研究外国文学，对外国的一些图书的情况也要有相当的了解。因此从目录学入手了解文本的著录情况，从版本学入手了解文本的刊刻情况，这个版本是宋本还是元本，是手抄本还是雕版或者是活字印刷，等等。有的时候同一本书它会有不同的版本系统，比如《水浒传》《红楼梦》，都有不同的版本系统，《文选》也是，有敦煌的抄本，有胡克家的刻本，等等。同样一本经典由于版本的不同，它们的文字就有比较大的区别，那么哪一种版本更接近于原貌、哪些版本是后世书商为了赚钱添进去的内容，这就需要文献学的人进行调查，调查的目的当然就是给我们传递更准确的有关古代文本的信息。也就是说，要把古代的信息能够全面地、完整地、正确地传递到现代。当然说到版本的流传情况，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去追求一种绝对正确的原始版本，但同时也要告诉大家，其实不可能找到一个绝对准确的版本。为什么呢？比如说苏东坡的那首《念奴娇·大江东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有的版本就说“浪深沉”；还有其他的句子如“乱石穿空”，也有的版本说“乱石崩云”，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有多种因素，其中有一种因素就是作者自己在不断地改动文本。一个文学家、一个作家，他的作品自己创作了以后，一方面是他会不断地改动，他觉得哪个字还不太好后来就要改动，但是他先前写作的东西已经流传出去了，已经有人把它刊刻了，他后来自己写给其他人的时候又作了改写。另外就是有些作家同时是书法家，就不断有人要求他给一个墨宝，他在写的时候可能就会涂改，或者是忘记了，就用自己新的创作去代替旧的创作。还有一些作家在晚年的时候要编集自己的文集，他就会毁其少作。毁其少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焚烧，把过去的作品干脆就烧掉了；另一种就是改定。关于这个现象，就是关于文学定本的情况，日本有个学者叫浅见洋二，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就叫《“焚弃”与“改定”》，这篇文章是一次参加会议的论文，后来有中国学者给他翻译过来了，副标题是“宋代别集的编纂或定本的制定”，收录在《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这本书中。这个也就是我们版本学研究的问题。我比较欣赏浅见洋二这种研究，就不光是以前我们传统的版本学研究，以前的研究只是客观地说这个版本作什么什么、那个版本作什么什么，这个版本是哪一年、哪一个书坊刻的，那一个版本是哪一套系统、哪一个人抄写的。浅见洋二是把版本学的问题用一种文学理论去观照它，在《“焚弃”与“改定”》里面就探讨作者的心态和文本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变化，这个变化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其他的信息，他是从这个角度去研究。这里顺便说一下，在我们大家的印象中，文献学是一门非常枯燥的学问，但是文献学也要看你怎样去研究。就拿我们刚才讲的目录学来说，目录学当然很枯燥，但是如果你把不同时代的目录看成是该时代的人们一定的认识水平的体现，是该时代人们知识谱系的体现，这样去观照的话，我们就会通过比较发现：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里面告诉了我们古人的认识水平、他们的知识谱系发生了哪些改变，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改变。其实还是有很多可做的课题。
从目录学入手了解文本的著录情况，从版本学入手了解文本的刊刻情况
不可能找到一个绝对准确的版本
刚才我们谈到了目录学、版本学，下面再说一下从校勘学入手可以解决文本的文字问题。校勘学里面，文献有几种校勘的方法：本校、对校、他校，还有理校。本校、对校、他校，都是非常客观的一种校勘，但是还有理校法。这个“校”字读“jiào”，其实它和“较”是相通的。前面三种本校、对校和他校，都是属于有版本依据的一种校勘，就是说那个是下苦功夫、笨功夫就可以完成的。但是这中间还是需要有一种理解与解释的能力。我们现在看到最懒惰的，或者也可以说最保守的那些校点者，他们只给你列出校勘记，列出异文。至于我们一般的读者，肯定只会从若干异文里面选一种。我们写论文的时候，看到校勘记下面写一本作什么、另一本又作什么，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往往就会根据出现在正文里面的字来进行引用，但是有的时候正文里面的字就不如校勘记里面的字合理。所以现在我觉得文献学要突破这个瓶颈，我们不能采取刚才所说的那种做法，只把异文给列出来。那当然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也是一个很懒惰的态度。我个人认为，你一定要有一个判断，这几个异文里面哪一个字最具有可能性，就是最具有正确的这种百分比，或者说或然率。另外还有一种叫“理校法”。理校法就是没有版本依据，但是又明明知道它错了，你就要根据文本的上下文、根据写作传统、根据相关的知识来对这个错字进行改正。古人一般不提倡理校法，理校法是很危险的一门学问、一种方法，为什么危险？就怕有人学问不够，任意在那里改动古书，说自己是理校法。如果你要采用理校法，一定要有多条证据来证明你的理校是正确的。理校法用得比较多的地方是敦煌卷子这种文字的认定。敦煌的卷子我们知道它的缺损严重，错别字很多，有的时候用同音字或者异体字、乱七八糟的简化字来代替，这样的话你就要用一些文化史、社会学、宗教学等的知识来予以纠正。这方面我的老师、我们学院的项楚教授做得非常好，他的学术成果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公认，称他为最善于阅读敦煌卷子的专家，他能够把大家看不懂的地方读懂，认不得的字恢复到本来的面貌。因此理校法是一定需要的。项老师的成就表面上看起来是文献学的成就，但是实际上是他对宗教学、社会学、文化史等非常熟悉，才能够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结论。从校勘学入手解决文本的文字问题，也就是信使、驿使传递信息的一个必要的途径。
从校勘学入手解决文本的文字问题
本校、对校、他校、理校
理校法是一种既不可或缺、又具有危险性的方法
还有就是从辑佚和辨伪的角度入手，解决文本的真伪问题。“辑佚”就是说有些集子里面没有收这个人的作品，但是在其他方志或其他类书等文献里面记载有本人文集所失收的一些作品。当然辑佚还包括从地下出土的墓碑、墓志铭或者其他的流传到海外去的散失了的一些文献里面，都可以收集到一个作家的一些作品。不过辑佚近几年也有走火入魔的地方，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这个材料来源可不可靠，凡是提到这个人的名字的，就说是他的作品。比如说前几年有一个搞理工科的学者在某个地方的家谱里面发现了苏轼的两篇文章，但是《苏轼全集》里面没有，就兴冲冲拿到《文学遗产》去，《文学遗产》当时有个编辑也不太清楚真伪就给他发表了，发表了以后曾枣庄老师就很生气，进行了大量的辩驳，说这明显就是与苏轼根本没有关系的文章，这个辑佚的文章实际上根本不是苏轼的文章。所以辑佚还需要辨伪。有些书里面鱼龙混杂，这个人的文集里面收了另外一个作家的作品，比如《全唐诗》里面收了宋人的诗作。莫砺锋先生曾经讲过《全唐诗》里面收的宋人作品，如蔡襄的作品就被收到《全唐诗》里面去了，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文献整理编集，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更加可靠的、科学的基础上。比如说你把蔡襄的诗当成唐诗来研究，把它说成是盛唐人的诗，这首诗表明了盛唐人的什么什么，那完全就错了。文献学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我们很难想象根据错误的文本信息能够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因此这个“驿站”的“驿”字是要给我们一种正确的文本信息。
从辑佚和辨伪的角度入手，解决文本的真伪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十多年前学术界曾经发生过一次比较热烈的学术论争，是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一场讨论。复旦大学的两位先生陈尚君和汪涌豪，提出了“《二十四诗品》不是司空图作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对司空图的著作权进行了否定。那么这一否定之后，它就会引起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写，以前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些学者就建构了一个体系，从钟嵘《诗品》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再到严羽的《沧浪诗话》，中间一环扣一环，他们好像逻辑搞得非常严密。结果这个《二十四诗品》根本不是司空图的，那么这个所谓的文学批评的体系、大厦一下就垮掉了。垮掉的原因，就是以前写文学批评史的有些作者，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倾向，即结论在前，自己先建构了一个体系，然后把这些人物往这个体系里面加，这个就是一种违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所以说陈尚君等的辨伪成果足以使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重新检视以前构筑的从司空图、严羽到王士禛这样的诗歌理论线索的可靠性。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些，只不过有的影响没有这么大而已。
关于《二十四诗品》作者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