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诗言志”的方式

我们下面看一下“诗言志”的方式。我们举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里面提到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是“献诗陈志”。“献诗陈志”这个材料我们可以从《诗经》里面看到，同时《国语·周语》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召公谏厉王”，“厉王”就是周厉王。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后来说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川者决之使导”，也就是说统治者不要封住老百姓的口，不要什么事情都去屏蔽，古代的屏蔽就是不准人说话、不准提意见，周厉王的时代就是所谓的“道路以目”，大家说话都不敢，只用眼睛打招呼。召公谏周厉王就说防洪水不要只是去堵，堵是堵不住的，“为川者决之使导”，要使它疏通，流通以后洪水就不会泛滥。“为民者”，这个“为”就是治理的意思，治理川的人、治理民的人就要“宣之使言”，要让人民说话，“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这个就是“献诗陈志”。下面就是：“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就是大家的意见、各阶层的意见汇集到统治者这里，然后统治者斟酌根据什么来处理政事，“是以事行而不悖”。当时“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献诗的目的就是陈志，这些诗有可能就是采集的诗，也可能是已经流行的《诗经》——《诗经》里哪一首诗可以用来规劝君王，就使用哪一首诗。这些诗并不一定是公卿、列士自己写的诗，而是他们认为可以规劝君王的已经有的文本、已经流行的诗。

献诗陈志

召公曰：“……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

《魏风·葛屦》《陈风·墓门》《小雅·节南山》的诗后都谈到了献诗的目的：“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夫也不良，歌以讯之。”“家父作诵，以究王讻。”特别是《小雅·巷伯》直接说了这首诗的作者：“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这可能是一个原始作者的名字，献的也许是自己写的诗，这也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赋诗言志”。“赋诗言志”其实涉及“听诗观志”与“听诗言志”两个方面。这里我们举《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的一个故事。“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一共七个人跟从郑伯，宴享赵孟。“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武”就是赵孟自称，“宠”就是说自己感到非常荣幸。“请皆赋，以卒君贶”，请大家都来赋诗，这样可以对君王的赐予作一个很好的回答。“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我也可以借你们的赋诗来观你们七个人的各自的志。实际上这里“赋诗言志”也就是“听诗观志”，听你们赋诗，我来观你们的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草虫》这首诗，《诗小序》称它的意义是：“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我们知道毛诗有《诗大序》，有《诗小序》。“伯有赋《鹑之贲贲》”，关于《鹑之贲贲》，《诗小序》说：“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我们知道凡是什么“姜”都是女人，齐国的女性嫁给其他的国君当妻子，宣姜肯定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当伯有赋《鹑之贲贲》的时候，肯定不是歌颂，而是一种“刺”。我们知道毛诗的序分为两大类，一种称为“美”，一种称为“刺”。《周南》《召南》里面都是“美”，其他里面大多是“刺”。《鹑之贲贲》就是一首“刺”的诗，刺卫宣姜。“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床笫之言”就是指卫宣姜淫乱之事，这是不能够说出来的，家丑不能外扬。“况在野乎”，你不要朗诵这样的诗，赋这样的诗给大家听。接下来子西赋的是《黍苗》之四章。《黍苗》这首诗《毛诗序》说：“刺幽王也。”就是说“刺”幽王“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但是我们这里要注意，他不是赋《黍苗》，而是赋《黍苗》之四章。为什么要赋第四章呢？这就涉及我们后面要讲到的“断章取义”，他只把这首诗里面的一部分拿出来朗诵。这第四章的诗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这四句：“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这几句都是歌颂召伯的。这里他显然是用召伯来比喻赵孟，赵孟就觉得有一点不踏实了：“寡君在，武何能焉！”接下来，“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产是郑国一个有名的贤臣，赋了《隰桑》这首诗，赵孟就说，我只接受你的最后一章，“卒章”就是最后一章。《隰桑》的最后一章是什么呢？《隰桑》的最后四句是：“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为什么他要请赋最后一章。赵孟就说请你把最后四句献给我，我就愿意接受这最后四句。接下来是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诗小序》说《野有蔓草》的意思是：“思遇时也。君之泽不下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桑扈》这首诗，《毛诗序》说：“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动无礼文焉。”“匪交匪敖”是这首诗里面的一句：“匪交匪敖，万福来求。”它本来是祈求保佑的词，但是如果君臣上下都没有礼文，这样的一个社会要祈求万福，是不可能的，反而是一种讽刺。所以赵孟说“‘匪交匪敖’，福将焉往！”哪里有什么福禄。“卒享”，就是宴会结束了，文子就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伯有将会被杀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诗以言志”，诗歌是用来表现自己志向的。“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意思是说伯有赋的是《鹑之贲贲》，《鹑之贲贲》是讽刺卫宣姜的，就是把郑国国君私人床笫之间的淫乱的事情拿到宴会上来进行讽刺，当然公就会怨恨他。但是怨恨他的时候还让他来当宾客，这样他就大祸临头了。“其能久乎！幸而后亡！”肯定要倒霉了。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五稔”就是五年，就是要不了五年他就会倒霉、会被杀的，“夫子之谓”就是指伯有这个人。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其余的人赋的诗都非常好。“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赋诗言志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子石）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左传· 襄公二十七年》）

我们如果从阐释学的观点来看这段记载的话，他们赋的诗都是哪里的呢？是不是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呢？都不是。这些诗现在幸好《诗经》里面都保留下来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诗经》在当时外交场合的一种作用，每个人可以借《诗经》来表达自己的志向。这就是所谓的“赋诗言志”，通过《诗经》里面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里《诗经》出现了四种文本。第一，我们可以叫作“原始诗意”。这个“原始诗意”也就是欧阳修、朱熹，以及到清代学者、到现代学者所追求的《诗经》本来的面目，当然这个“原始诗意”也只能是我们假定的“原始诗意”，因为现在《诗经》的意思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探讨话题，“原始诗意”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诗意，是抽象但是不能够确定为哪一种的原始的诗意。第二就是“赋诗者之意”，每个人赋的诗，他们在断章取义的时候，有人赋全首诗，有人赋一章，有的人赋卒章，等等。根据《诗小序》的描写，我们知道他们取的诗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三就是“听诗者之意”，即赵孟听了这七个人的赋诗以后的评价和理解。这七个人在赋诗的时候是他们对《诗经》的理解，现在是赵孟的理解。宴会结束了以后还有文子和叔向的评价，这是“评诗者之意”，这是第四点。实际上《诗经》的意义就可以分为这四层，我们也可以说这里有四个《诗经》的文本。叔向和文子解释伯有为什么“将戮也”，因为他的志就是“诬其上而公怨之”，还有其他的人之所以能够“后亡”，因为是“在上不忘降”，或者是“乐而不荒，乐以安民”，这是他们理解的诗意。这些诗意到底是不是跟《诗经》原始的意义相符合，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赋诗言志”是春秋时代一个重要的传统，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诗经》来进行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往往是不顾上下文的，这就称之为“断章取义”。

根据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左传》里面引用《诗经》一共有277处，277处涉及152首诗。《诗》三百，差不多引用了一半，可以说引用得非常广泛。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统计了《春秋左传》里面引用《诗经》的场合一共有四种，就是所谓的“聘”、“盟”、“会”、“成”。“聘”就是外交使节的往来，“盟”就是结盟，“会”是诸侯之间开大会，“成”的意思是议和。根据统计，这些断章取义的诗，断的是这一章大致约定俗成的一种意义，引用这几句诗，大概大家知道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并不是断章取义以后自己随便乱说。因此外交辞令都是靠《诗经》的引用，来表达自己国家的政策、外交的态度。当时《诗经》可以说是一种贵族的典雅的语言，引用《诗经》进行外交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身份的体现。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是说要想做一个贵族，今后要参政的话，如果不学会《诗经》，简直没办法开口说话。《诗》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课程。这些《诗经》里的诗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固定的含义，比如说《十月之交》这首诗是《诗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首诗，汉代的人经常引用它。《十月之交》主要写地震、灾变这些故事，其典故也经常被后人所使用，例如“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八个字当然是写大地震这样的灾变。但是在外交场合引用这两句诗的时候，一般都固定地指君臣关系位置的互换，君变为臣，臣变为君，上下高低错位了，它就成了一种象征的比喻。《左传》还常常使用《风》诗里面的一些男女恋爱的情歌来比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左传·成公三年》就引用《诗经·卫风》的《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首诗里面经常被引用的就是“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用于比喻国家之间的背叛，两个国家本来是建立盟约的，现在一方背叛另一方，那么在外交场合就会说“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其实很多文本如果我们细加阐释的话，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

原始诗意

赋诗者之意

听诗者之意

评诗者之意

下面我们谈第三种情况“教诗明志”。《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段话实际上是经学时代对诗的看法，是一种典型的经学的文艺观。关于这一段，以前一般的解释以为是谈诗歌创作的问题，诗歌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等。但是美国学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提出一个看法，认为这并不是作诗的一种状况，而很可能是“赋诗言志”的一种状况。宇文所安有一本著作《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他说按照传统的解释，这段话是在描述诗的产生，可是我们无法确知它描述的是作自己的诗还是吟诵他人的诗。也就是诗歌的本质在于吟诵，以及吟诵过程中吟诵者情感的内在性，它不涉及吟诵的诗归谁所有的问题，因此《诗大序》这段话可以说是描写了吟诵诗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结合春秋时代具体的情况来看，宇文所安的说法是有相当的道理的。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人很少谈论诗歌是怎样创作的，而是谈诗歌是如何被吟诵的，即如何产生出它的功能的，所以《诗大序》提到的也都是诗的功能：“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它不讲诗怎样创作，而是讲诗有什么样的政治的功能。下面的几句“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是指它的政治教化或者是伦理、道德教化这方面的功能。这也就是“教诗明志”。

教诗明志

后世所谓的这种“作诗言志”，它是指第四点，个人自作而成为诗，这是战国以来出现的情况。《楚辞·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这个“赋诗”，就是楚辞的作者因为“志之所惑”而赋的诗。还有汉朝庄忌的《哀时命》：“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这些都提到了抒情、作诗言志的事情。《汉书·艺文志》说得更明确：“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孙卿”就是荀卿，因为避汉宣帝刘询的讳，改称孙卿。也就是说“作诗言志”这样的情况是战国以来才开始出现的，以前的“诗言志”实际上不是指“作诗言志”，而是指“赋诗言志”，即借用他人的诗或者引用他人的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也就是说“诗言志”这三个字实际上有很大的阐释空间。这三个字非常简略，但越简略的东西包容的可能性就越大。比如说这三个字都有多种可能的解释，“诗”到底是《诗经》的诗，还是前《诗经》时代的诗，还是作者个人的诗，可以有多种理解。显然《尧典》“诗言志”里面的“诗”，肯定不是“《诗》三百篇”的诗。假如文献是可靠的，《尧典》真是尧那个时代人们口传下来的话，那个时候《诗》三百篇还没有产生，所以“诗言志”是前《诗经》时代的诗就有可能了。那么《诗经》时代的“诗言志”就是指《春秋左传》里面“赋诗言志”的情况了，但到战国以后“诗言志”的“诗”可能就是指作者个人的诗。所以这个“诗”字就有几种解释。“言”字在后世也分裂为文、辞，等等，文和辞都是“言”的一种表现。“志”也可以分为意、志、情，等等。所以说“诗言志”这个概念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就在于它有很大的阐释空间。

作诗言志

诗言志：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 xHXrfK9AKt/AkJX7L3s8CkLGMp77uSF9BWEdSPxu4tH3pOdlXFKz+10OLde20e7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