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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字就是解释的“釋”，解释分析作品，我们说这个就是文学的方法。第一个是文献学的，第二个是语言学的，这一个就是文学的方法。文学的方法就是赏析作品的文学意义和价值。《说文解字》对“释”字也有一个解释：“释，解也。从釆，釆，取其分别物也。”这个字不读“cǎi”，读“biàn”。“釆”字和“采”字不一样，“采”字是一只手在木头上面抓东西，“釆”字那一竖是通的，“釆”是一个部首，比如说还有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字“審”（审），“审查”的“审”，在古代它也是属于“釆”部的，所以这个“釆”作为左边偏旁“左文”，就有分别、解释的意思，就是我们说的剖析、分别、区分。所以说解释的“释”除了“解释”的意思以外，还有“分析”的意思在里面。“释”是一种翻译，它和翻译是相通的。我们这里讲的南朝梁僧祐编的《出三藏记集》的卷一收录了一篇文章《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译经”指的是译佛经，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除了梵文以外还有西域各种文字，也有巴利文等其他的文字，胡文指的是西域的各种版本，汉本就是汉译佛典，这些译经就是不同的翻译，比如说西域的各国和当时的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后秦翻译的秦言），是有一点不同的。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僧祐就这样说：“译者，释也，交释两国，言谬则理乖矣。”这里是说翻译也就是一种解释，翻译的解释也是要集中到语言方面的，语言错了，那么道理也就错了。“理乖”，乖谬。就这一点来说，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和僧祐的看法是大致相同的：“每一种翻译同时是一种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就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作的解释的完成。”这个观点见于他的著作《真理与方法》，也就是说中国5、6世纪的僧祐和西方20世纪的伽达默尔对这个词语的看法是相同的，“翻译”就是“解释”，“解释”就是“翻译”，是对不同的语言词语所作的解释。“释”就是阐释学的核心任务，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核心之一。凡是文本字句的注释、结构的解释，还有意义的诠释，都可以纳入“释”的范畴。比如说南京大学的教授程千帆先生和他的学生莫砺锋、张宏生这几位教授合著的《被开拓的诗世界》，这一本书是有关杜甫作品的阐释，对杜甫的各种各样的诗进行了非常精彩的文学赏析，用系列论文的形式，从各个方面揭示了杜甫的艺术规律以及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这个就非常具有文学阐释的示范性。读学者的著作，你要读那些比较经典一点的，叫“取法乎上”。我们之所以要给大家讲文学的典范性，就是大家在研究的时候，看学术著作的时候，要“取法乎上”，学习大家公认的文学经典，不要看到任何的东西你都去转抄。
释
释，解也。从釆，釆取其分别物也。（《说文解字》卷二上）
每一种翻译同时是一种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就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作的解释的完成。（ Truth and Method ）
另外这个解释的“释”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来说，它就是一种解释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他们对在对话中要出现的事物所具有的理解就必然意味着他们在对话中已经获得了某种共同的语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和你对话，我们两个要在同样一个层次上面，要不然牛头不对马嘴，大家能够产生对话的对象一定是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也就是说我们要研究古代文学作品，要具有一种对话的资格。你要对古典文学进行研究解释，首先要对古人的语言有深入的掌握。所以我在文学研究的时候仍然强调语言，因为语言是一种存在的家园。我们现在的网络语言就是我们网络存在的一种家园。我们在网上灌水拍砖，还有乱七八糟的字的发明，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那就是一种网络语言，是我们新的存在。但是，古代文学作品有它的存在，语言就是它存在的家园，也就是说对古人语言的理解也就意味着对古人存在的理解。我们举个例子：谈到宋代诗论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以禅喻诗”的问题，“以禅喻诗”其实就是当时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存在在诗论里面的反映，如果你对宋代的禅学没有比较深入的理解，那么你对“以禅喻诗”的具体所指就会存在隔膜。比如说，如果你不知道南宋的时候，禅学的宗派纷争，你就不明白严羽的《沧浪诗话》中“临济下”和“曹洞下”何以有高下邪正之分。严羽说“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是说学两种不同的古人的诗，就分成“曹洞”和“临济”。关于这一点，严羽生活的南宋时期“曹洞”和“临济”是有宗派的斗争的。严羽他自己是参“临济禅”，所以他认为“临济”比“曹洞”要高，学“临济”的人就要比学“曹洞”的人高明，这是严羽他自己公开声明过的。但是关于这一点，明代、清代的一些学者不理解，对严羽的《沧浪诗话》作了纠谬，冯班所作叫《严氏纠缪》。钱谦益、冯班等人都批评严羽，认为严羽不懂禅学，“临济”和“曹洞”本来都是南宗的“禅”，应该是一个等级的，但是严羽把它分成不同的等级，就说明严羽完全不懂禅。但是我们这里要说的是，钱谦益和冯班不懂南宋的禅学语境，因此对严羽有这样的误解。包括后来的郭绍虞、钱锺书先生他们也有同样的误解。也就是说，没有对南宋时期禅学的宗派纷争、宗派立场作全面的考察，没有对南宋士大夫存在的家园的理解，解释就会出现一些偏差，甚至一些错误。比如说在严羽的《沧浪诗话》里面，“曹洞下”就是邪，“临济下”就是正—只有在严羽的立场带有偏见的情况下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钱谦益等人是从后来的宗教史这样的一个立场，认为两边都是正禅不是邪禅，所以双方缺乏一种对话、一种理解，也就没方法很好地解释了。
伽达默尔把解释文本看作解释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
又比如，《沧浪诗话》里面提到“羚羊挂角”。严羽说盛唐诸人的诗“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果你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八个字没有很好的理解的话，就会误认为严羽说的“兴趣”，就是那种含蓄朦胧的神韵，其实不是这样。“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禅宗用来比喻语言透明，让你抓不住语言的痕迹。羚羊在树上睡觉，下面的猎狗找不到羚羊的痕迹；语言也是这样，有的话让你感觉不到语言的存在，你感觉到的只是它的意思，那么严羽就认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我们读他们的诗，感觉不到语言的存在，我们直接感觉到的就是他们的“兴趣”。比如说读李白、孟浩然的诗，读的时候没有任何语言的障碍，直接就看到他们的真性情，“兴趣”就是感兴的趣味。所以严羽的《沧浪诗话》推崇的最伟大的诗人就是李白和杜甫，他认为李白和杜甫都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但是后来的学者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类似的这些语言没有很好的理解，于是他们就分析“兴趣”就是神韵，因此误认为神韵就是以王维、孟浩然为最高标准。但其实严羽的《沧浪诗话》根本不提王维，王维在《沧浪诗话》里是没有地位的，所以王士禛建构的“神韵说”把王维诗推为最高境界，而且认为是严羽的说法，那是完全误解了严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