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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各阶层中，虽然“士农工商”均被认为是“正业”，但由于“商”不像“士”那样可以进入统治阶层，也由于它不像“农”、“工”那样有关国计民生之根本，所以它总是被排在“四民”的最后一位。长期以来地位上的不平等，造成了其他阶层对于“商”的轻视。尤其是在士商关系中，“商”常常受到“士”的轻视，“士”也常常对“商”抱着傲慢的态度。而且，尤其是表现在文学中的“士”对于“商”的傲慢，无疑也受到了文人的倾向性的强化，因为文人大都属于士人阶层，所以自然也就容易站在“士”的一边，对商人阶层抱有傲慢的态度。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了，在此我们只是随手举几个。
《太平广记》卷五二《闾丘子》故事，说明对于商人阶层的傲慢，在唐代士人身上可以表现得多么厉害：有荥阳郑又玄，名家子也……又玄性骄，率以门望清贵……有同舍仇生者，大贾之子，年始冠，其家资产万计。日与又玄会，又玄累受其金钱赂遗，常与宴游。然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尝一日，又玄置酒高会，而仇生不得预。及酒阑，有谓又玄者曰：“仇生与子同舍，会宴而仇生不得预，岂非有罪乎？”又玄惭，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饮之。生辞不能引满，固谢。又玄怒骂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锥刀尔，何为僭居官秩邪？且吾与汝为伍，实汝之幸，又何敢辞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俯而退，遂弃官闭门，不与人往来，经数月病卒。在“门望清贵”的“名家子”郑又玄眼里，“家资产万计”的巨商之子仇生，即使已经是自己的同僚，也实在算不上一回事，即使自己经常受到他的资助，也仍然不知表示感谢，反而认为是给了他面子，一有机会还要百般羞辱他。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唐代士人对于商人的傲慢是多么的厉害！后来郑生才知道，仇生乃太清真人之化身：“上帝以汝有道气，故生我于人间，与汝为友，将授真仙之诀。而汝以性骄傲，终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郑生于是受到了“报应”：“又玄既寤其事，甚惭恚，竟以忧卒。”这是以超自然的表现方式，表示了对于郑生行为的不满，也替受到士人凌辱的商人出了一口恶气。只不过这种超自然的表现方式，本身也回避了直接替商人说话，因而仍是一种软弱而不彻底的辩护；而商人竟成了考验士人之道气的道具，也仍反映了唐代商人阶层的地位是多么低下。
在北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卷四）、南宋马永卿的《真子》（卷二）、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卷下《柳家婢不事牙郎》）等中，都记载了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说明唐代士人轻视商人的风气是如何之盛。这里我们姑以《真子》为例：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为冠，公绰唱之，仲郢和之，其余名士，亦各修整。旧传柳氏出一婢，婢至宿卫韩金吾家，未成券，闻主翁于厅事上买绫，自以手取视之，且与驵侩议价。婢于窗隙偶见，因作中风状，仆地。其家怪，问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问曰：“汝有此疾，几何时也？”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岂忍伏事卖绢牙郎也？”其标韵如此。唐代士人轻视商人的风习甚至波及了婢女身上，使得她在目睹新主人的买卖行为时，竟然不由得假装晕了过去！这个婢女的行为颇使人感到滑稽，但正是这种看似滑稽的行为，反映着唐代商人受到轻视的严酷现实。
《歧路灯》虽说对于商人有真诚的同情，但其基本倾向仍是重士轻商的。其中的那些士人，大都对商人抱着强烈的优越感，经常用居高临下的态度看他们。尽管他们口头上也说“士农工商，都是正务”（第三回），但骨子里其实还是视商人为低人一等的。如其中一个士人训斥弃学为商的王隆吉说：你近日做了生意，可惜你的资质。也很好，我也不嫌你改业。既作商家，皆国家良民，亦资生之要。但你是个聪明人，只要凡事务实。（第十五回）虽然说得还算在情在理，但轻视商人之意显然。所以，王春宇这个商人在士人席上要感到甚不自在了：“王春宇当是众人讲起书来，推解手去看姐姐走讫。席上走了不足着意之人，众人也没涉意。”（第十四回）在士人眼里，商人自然都是些“不足着意之人”。
《拍案惊奇》卷十《韩秀才乘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里的故事，也足以说明同样的事实。当徽州商人金朝奉嫌贫爱富，想要赖与韩秀才的婚约时，韩秀才的学中朋友大感不平，把这个金朝奉大骂了一通：那二人听得，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骂道：“不知生死的老贼驴！……我们动了三学朋友，去见上司，怕不打断你这老驴的腿！管教你女儿一世不得嫁人。”金朝奉却待分辨，二人毫不理他。尽管他们是占着理的，但这样一种威胁和气势，也自是出于士人对于商人的优越感的。后来太守帮着韩秀才，把金朝奉给断输了，还痛打了另一个商人程朝奉一顿。韩秀才也是冷嘲热讽，把程朝奉骂了个不亦乐乎：程朝奉做事不成，羞惭满面，却被韩子文一路千老驴万老驴的骂。又道：“做得好事！果然做得好事！我只道打来是不痛的！”程朝奉只得忍气吞声，不敢回答一句。尽管商人广有钱财，但是在士人的眼里，还是照样被看不起，可以随便辱骂他们，而他们也不敢还嘴。从这样一些小事，也可见当时士商关系之一斑了。
一边是士人对于商人的傲慢，一边自然就是商人对于士人的自卑了。商人对于士人的自卑感，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他们自感欠缺文化修养，或不如士人知书达理，但在实质上，却同样是因为实际的利害关系：士人总有可能进入统治阶层，而商人则甚少这种可能性。当然，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商人的自卑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文人“作践”商人的结果，因为文人们常常既怀抱作为士人的傲慢态度，又对生活的偏袒于商人阶层感到愤愤不平。
表现商人的自卑感最为典型的，也是表现文人“作践”商人最为典型的，大概要算是《歧路灯》里的那个商人王春宇的形象了。《歧路灯》的作者肯定具有丰富的与商人打交道的经验，因而才能把商人的心理和行为描写得如此栩栩如生。只是他始终放不下士人的架子，而要让商人在士人面前卑躬屈膝。小说里写到，王春宇的父亲本是“能文名士”，到他那一辈才弃儒为商的，于是在士人亲友面前，他总是感到抬不起头来：先君在世，也是府庠朋友。轮到小弟，不成材料，把书本儿丢了，流落在生意行里，见不的人，所以人前少走。就是姐夫那边，我自己惶愧，也不好多走动的。今日托姐夫体面，才敢请娄先生光降……少读几句书，到底自己讨愧，对人说不出口来。（第三回）我是个没读书的人，每日在生意行里胡串，正人少近，正经话到不了耳朵里，也就不知什么道理……有了这正经亲戚，才得听这两句正经话。（第三回）他经常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少读两句书，所以便胡闹起来”（第三回），“我也不是有体面的老子”（第八回）。在士人亲戚面前，他总是小心翼翼：“王春宇是生意乖觉人，便把话儿收回……王春宇被娄、孔二人说的无言可答，就不敢再问了。”（第十二回）因此在士人中间，他常感觉浑身不自在：“这王春宇听众人说话，也不甚解，只是瞠目而视，不敢搀言。”（第十四回）对于他士人亲戚家的事，他也自谦不敢过问：“咱是小户生意人家，你姑夫是官宦读书世族，他家的事，咱隔着一层纸，如隔着万重山。”（第一百回）即使到了晚年，已成了一个有几十万银子资本、全国各地都有字号的大商人，他也还是一如既往地感到自卑：姐姐呀，兄弟不曾读书，到了人前，不胜人之处多着哩！像如咱爹在日，只是祥符一个好秀才，家道虽不丰富，家中来往的，都是衣冠之族。今日兄弟发财，每日在生意行中，膺小伙计的爷。骑好骡子，比爹爹骑的强，可惜从不曾拴在正经主户门前；家下酒肉，比当日爹爹便宜，方桌上可惜从不曾坐过正经客。每当元旦焚香、清明拜扫时节，见了爹爹神主、坟墓，兄弟的泪珠，都从脊梁沟流了，姐姐你知道么？（第七四回）王春宇的自卑总给人以过分之感。也许他所处的周围环境，还有他本人的心理素质，都会使得他如此自卑；但我们总觉得在他的自卑后面，有小说家的手在操纵着。所以在王春宇的形象中，似乎同时凝聚着现实生活中商人的自卑与小说家故意“作践”商人的意识这双重因素在内。
类似的表现商人自卑感的作品此外还有很多，虽然表现得也许没有《歧路灯》这么夸张。《镜花缘》，至少其前半部，是一部描写远洋航行的小说。其中的主人公，本应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林之洋，但是小说家却让一个士人唐敖做了第一主人公，而让林之洋屈居于唐敖之后。这种安排本身，便反映了作者的倾向性。同时，在具体描写中，作者也处处让林之洋屈从于唐敖，表现出商人对士人应有的自卑和恭敬：林之洋因唐敖是读书君子，素本敬重；又知他秉性好游，但可停泊，必令妹夫上去；就是茶饭一切，吕氏也甚照应。唐敖得他夫妻如此相待，十分畅意。（第八回）有意思的是，《歧路灯》里的商人有一个士人姐夫，这里的商人有一个士人妹夫；商人对于士人姐夫妹夫都“素本敬重”，而士人姐夫妹夫对此也都“十分畅意”。这显示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士商关系，或者是理想的社会秩序。林之洋平时口口声声，也是自卑感十足的：“俺这肚腹不过是酒囊饭袋，若要刻书，无非酒经食谱，何能比得二位？”（第九回）此外，他的女儿婉如，也“心心念念原想读书”（第七回），显示了对于士人生活的向往。正因具有这种倾向性，《镜花缘》才仅成了一部幻想性的航海小说，或表现作者才学的小说，而不是一部真正的航海小说，或表现海外贸易的小说。商人尽管也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之一，但是其重要性已被士人大为压低了。
由于具有自卑感，所以只要有机会，商人们便会附庸风雅，向士人的文化靠拢。比如《儒林外史》里的盐商们，便喜欢与士人往来，吟诗作画什么的。那个大盐商万雪斋，居处布置得很文雅，自己也有什么“诗稿”，要让国公府里的徐二公子看（第二二回）。这种附庸风雅的行为，其实反而表现出他们的自卑感。在郑板桥的下面这段话里，士人的傲慢与商人的自卑表露无遗：虎墩吴其相者，海上盐鐅户也，貌粗鄙，亦能诵《四时行乐歌》，制酒为寿。同人皆以为咄咄怪事。（《郑板桥集》六《刘柳村册子》）然而，那些与盐商往来的士人，照作者辛辣的笔致写来，也都是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图的是在商人那儿打抽丰。因此，这种士商关系，已经以双方自卑感互补的形式出现了。刘大櫆的《金府君墓表》里写到，商人传主非常喜欢结交士人：自以托迹市廛、不获读书为憾，及见儒生文士，则悚然心亲而貌敬之。于是贤士大夫习见其内行无失，外应有余，皆乐与之交游。（《刘大櫆集》卷七）这里所写的理想的士商关系，当然只是文人方面的感觉，倘如联系《儒林外史》的描写来看，也许也不过是自卑感互补关系的反映吧？亦即商人出于自卑而结交士人，士人为了金钱而依附于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