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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商人是正正当当做生意，那么，不管他们主观上是否“唯利是图”，生活是否比别人奢华，行为方式又是多么不合正统，他们就总是对社会作出了贡献的。对于商人的实际贡献，其实一般人也是知道的，只不过有时不愿意承认罢了。从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来看，特别是进入近世以后，肯定商人的声音开始增强。这无疑是商人势力增强的结果，也是社会对于商人贡献的回报，当然也是文人思想开放的产物。
《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九《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里的商人蒋生，看上了一个仕宦人家的小姐，可是又担心自己的门第不般配，那小姐的父亲安慰他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这是近世小说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声音，是对商人阶层的社会作用的一种积极肯定。当时的仕宦人家是否真会这么说不得而知，但至少小说的作者是这么认为的。所谓“善业”，也就是正当的职业，对社会有贡献的职业；而所谓“贱流”，也就是不正当的行业，寄生于社会的行业。
《红楼梦》大抵不表现商人，不过当它偶然涉及商人时，其态度也是与上述小说一样的。如薛蟠想要去做买卖，说服她母亲的理由，是“如今要成人立事，学习着做买卖”，宝钗的看法也是“哥哥果然要经历正事，正是好的了”（第四八回）。可见在作者看来，经商也自是“成人立事”的“正事”。
《醒世恒言》卷十七《张孝基陈留认舅》的入话里，写一个“官拜尚书，家财万贯”的贵人，让五个儿子士农工商贾各执一业，他的想法是：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务营生不辞倦。从来劳苦皆习成，习成劳苦筋力健。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自古成人不自在，若贪安享岂成家！这里的“贱”不同于上文的“贱”，这里的“贱”是地位低的意思，也就是排在“士”之后的意思。这个贵人的意思是，农工商贾虽然地位在士之下，但同样也是正当的职业。“春风得力”二句，便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桃花”、“菜花”虽然品级不同，但一样都是“花儿”。
比只是肯定“商”的正当性、却仍认为它排位最后的看法更进一步的，是近世出现的想把“商”的地位提前的呼声。比如元末文人袁华的《送朱道原归京师》诗说：胸蟠万卷不疗饥，孰谓工商为末艺……朱君朱君不易得，务财逐利通绝域。只今太史笔如椽，汗简杀青书货殖。（《耕学斋诗集》卷七）既然不是“末艺”，那么其地位就应该提前。提前到哪里诗人没有说，但他认为应该提前则是肯定的。而关于提前的位置，明代文人何心隐在《答作主》里就说得较为明确了：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何心隐集》卷三）原来是提前到“农”、“工”之前，而紧靠在“士”之后。这样的看法，出于士人之口，应该是很不容易的。而清代文人郑板桥则另有一说，他要把“士”拉下来排在最后，这样“商”就自然上升为第三位了。其《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云：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郑板桥集》一）他承认经商也是正业，且于国计民生有利。不过郑板桥的话也许只是对本阶层的愤激之言，其实并无意于提高商人的地位，因而是当不得真的。
我们认为，最进步最合理的观点，应该是“四民平等”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近世文学中相当常见。如上述《张孝基陈留认舅》的开场诗，便表达了这种观点：士子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世人切莫闲游荡，游荡从来误少年。这是一种四民平等的思想，四民皆为正业的思想，四民皆有益于社会的思想，其中当然也包含有肯定商人之意。在李梦阳的《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也引蒲商王现训子之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空同先生集》卷四四）让商与士平起平坐，则农工自不必说了。这是一种极为明确的说法，肯定了四民平等的观点。王守仁的《节庵方公墓表》也持同样观点，而且表述得更为清楚：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五）他认为四民平等才是正理，而四民不平等则是错误。尽管这些文章都是为商人而写的，作者都不免有讨好商人之意，但如果原本没有四民平等的思想，他们就根本不会说这一类的话。
近世社会这种肯定商人、四民平等的思想，也使商人阶层自身增强了自信心。比如，《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里的卖油郎，便也有这样一种对于自己职业的正当性的自信：何况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这话和上述各种观点在精神上一脉相通，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借一个卖油小贩之口说出来，尤其使人觉得兴味津津。
当然，在传统社会观念里，能够肯定经商为善业，承认经商非末艺，乃至主张四民平等，就已经难能可贵了；要进一步再抬高商人，尤其是抬高商人到士人之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更不要说给商人以政治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