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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文学对于商人的态度在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中，商人一直被置于最末一位。“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便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除了少数异端的存在（如司马迁），也大抵是“重农轻商”甚或“重农抑商”的。出现这样的现象和思想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立国，中国传统文化也主要是一种农业文化。这种历史情况和条件，本来就与西洋的一些国家，如地中海周边国家，以贸易立国的情况和条件不同。“民以食为天”，几千年来，吃饭问题一直是困扰着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
然而，这只是理论上和原则上这么说，一旦进入实际的社会生活，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尽管有“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和“重农轻商”的经济思想，但在实际上，“商”由于其往往能够赚到更多的金钱，从而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和人们心理上，也往往享有比“农”、“工”更高的地位，有时甚至还会向“士”发起挑战，尤其是那些未能进入统治阶层的“士”，而“农”、“工”则从无力量和机会这么做。一般的社会观念，往往并不是根据人们对于社会的实际贡献和重要性，而是根据他们事实上能够过怎样的生活，来决定其褒贬轩轾的态度的。所以，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各个社会阶层的排列顺序常常是“士商工农”，有时更甚至是“商士工农”的。在有些时代，完全倒过来的情况也是有的，如在“九儒十丐”的元代社会里，便大抵是“商工农士”的。中国文化历来对“士农工商”顺序的强调，对“重农轻商”思想的强调，其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实际情况的出入。强调得越厉害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出入得越多的时候。
对于“商”凭借经济实力对等级观念和经济思想发起的挑战，一般的“农”、“工”当然只有发发牢骚的分儿，可是“士”就不那么容易对付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可以进入统治阶层，也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文化特权——在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中，他们也许是唯一拥有文化特权的阶层。因而他们也就不会满足于仅仅发发牢骚，而是也会利用自己拥有的文化特权，利用各种文字和文学形式，对商人进行抑制和反弹。在进行抑制和反弹的时候，他们常常把自己隐藏起来，而以“全民代言人”的身份，尤其是以“农”的代言人的身份立言。
但是，“士”对于“商”的态度，也并不仅限于轻视或者非难。他们也是一些普通人，在基本的人性上与“商”是相通的。“商”的富裕优越的生活，也会诱发他们的羡慕；“商”的危险艰难的处境，也会引起他们的同情；“商”对于社会的实际贡献，也会得到他们的肯定。同时，他们作为“社会的良心”、“全民代言人”的身份，也会促使他们超越个人恩怨或利害关系，而对“商”的生活和处境作出复杂多面的反映。这种超越了简单的牢骚和不满的复杂多面的反映，正是使得文学作品具有认识价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