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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士人，见了“富贵奢华”的盐商，早已是“销魂夺魄”，完全拜倒投降了，但是也有一些士人，紧抱着本阶层的自尊心，那也许已经过去的光荣，对盐商们的压力作着“悲壮”的抵抗。不过他们的抵抗常常是这般的苍白无力，以致不一定能损害于盐商，却把自己给弄变态了。而且他们越是抵抗得起劲，其实也反而越说明盐商的强大。
不愿嫁给盐商为妾，从盐商家逃跑的沈琼枝，可以说是进行抵抗的士人的典型（如果说可以把她看作“士人”的话，因为她是士人家庭出身，并混迹于士人中间的）。然而她所反抗的，当然不是“包办婚姻”，也不是“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只是自己的地位太低。因为按照“衣冠中人物”的价值标准，她是不应该给盐商作妾的，而是应该作“正室”的。她和她的父亲所争的，仅仅是妻妾的地位：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么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张灯结彩，择吉过门，把我悄悄的抬了来，当做娶妾的一般光景？（第四十回）沈大年既是常州贡生，也是衣冠中人物，怎么肯把女儿与人作妾？（第四十回）要不是另一个知县帮助他们的话，他们的抵抗是会完全失败的。不过即使是他们的胜利，也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杜少卿是另一个坚持抵抗的士人的典型，据说他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他表扬沈琼枝的逃跑行为，说她以“一个弱女子”，而对盐商“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第四一回），表明他与沈琼枝具有同样的立场。他自己由于出身没落世家，不肯放弃其旧架子，所以对盐商颇不恭敬，用摆架子来顽强抵抗：王胡子又拿一个帖子进来，禀道：“北门汪盐商家明日酬生日，请县主老爷，请少爷去做陪客，说定要求少爷到席的。”杜少卿道：“你回他：我家里有客，不得到席。这人也可笑得紧，你要做这热闹事，不会请县里暴发的举人、进士陪？我那得功夫替人家陪官？”王胡子应诺去了。（第三一回）盐商做生日而要请县主老爷，又要请世家子弟陪席，这派头也够大的了；而杜少卿的拒绝，正是为了抵抗盐商的派头。不过从所谓“暴发的举人、进士”的话里，也可闻到没落世家子弟的扑鼻酸气。这同样显示了抵抗的苍白无力，因为他除了消极摆架子外别无他法。
五河县的余大先生、余二先生，也是进行抵抗的士人。他们的祖上出过不少举人、进士，可是到他们那一辈已经没落了。然而他们不愿像其他士人亲戚那样，去拜倒在方盐商等暴发户的脚下：这余有达、余有重弟兄两个，守着祖宗的家训，闭户读书，不讲这些隔壁帐的势利。（第四四回）所以别人要说他们不懂变通，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你家大爷平日性情不好，得罪的人多。就如仁昌典方三房里，仁大典方六房里，都是我们五门四关厢里铮铮响的乡绅，县里王公同他们是一个人，你大爷偏要拿话得罪他。（第四五回）然而他们的抵抗也没什么作用，只是在别人眼里显得古怪而已，并不能对风尚发生任何影响。
他们的表亲虞华轩，更是因为坚持抵抗，而使性格也有些变态起来。他“曾祖是尚书，祖是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个大家”（第四七回），所以世家子弟的架子特大，看不惯新起的暴发户。他对表兄余有达说：“举人、进士，我和表兄两家车载斗量，也不是甚么出奇东西。”（第四六回）可碰上五河县的风尚，偏是“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里笑”（第四七回）的，所以就激出了他的一点子怪脾气：虞华轩生在这恶俗地方，又守着几亩田园，跑不到别处去，因此就激而为怒。他父亲太守公是个清官，当初在任上时，过些清苦日子，虞华轩在家省吃俭用，积起几两银子。此时太守公告老在家，不管家务。虞华轩每年苦积下几两银子，便叫兴贩田地的人家来，说要买田，买房子。讲的差不多，又臭骂那些人一顿，不买，以此开心。一县的人，都说他有些痰气，到底贪图他几两银子，所以来亲热他。（第四七回）我们看到，在盐商们的巨大压力之下，像虞华轩这样的坚持抵抗的士人，都已经被激得有点变态了。
心理变态的士人还有好些。比如“扬州大名士”辛东之，去扬州找盐商打抽丰不成，就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扬州这些有钱的盐呆子其实可恶！就如河下兴盛旗冯家，他有十几万银子。他从徽州请了我出来，住了半年。我说：“你要为我的情，就一总送我二三千银子。”他竟一毛不拔！我后来向人说：“冯家他这银子该给我的。他将来死的时候，这十几万银子，一个钱也带不去，到阴司里是个穷鬼。阎王要盖森罗宝殿，这四个字的匾，少不得是请我写，至少也得送我一万银子，我那时就把几千与他用用也不可知，何必如此计较！”（第二八回）自我安慰一直安慰到阴司里，这个大名士的精神胜利法也委实是可怜了；而那自炫文才的酸气，又不免让人大倒胃口。又如另一扬州大名士金寓刘，跟盐商有过一次大较量：前日不多时，河下方家来请我写一副对联，共是二十二个字。他叫小厮送了八十两银子来谢我。我叫他小厮到跟前，吩咐他道：“你拜上你家老爷，说金老爷的字是在京师王爷府里品过价钱的：小字是一两一个，大字十两一个。我这二十二个字，平买平卖，时价值二百二十两银子。你若是二百一十九两九钱，也不必来取对联。”那小厮回家去说了。方家这畜生卖弄有钱，竟坐了轿子到我下处来，把二百二十两银子与我。我把对联递与他。他、他两把把对联扯碎了。我登时大怒，把这银子打开，一总都掼在街上，给那些挑盐的、拾粪的去了。列位，你说这样小人岂不可恶？（第二八回）这是一场金钱与“士气”的较量。金寓刘被盐商逼出一股名士脾气，而盐商又把其名士脾气打个粉碎。金寓刘即使把银子给扔了，他也还是没能占上风。所以他怒火冲天，但又无可奈何。
有时，他们也借讲笑话取乐，以发泄对于盐商的不满：捧上面来吃。四人吃着，鲍廷玺问道：“我听见说，盐务里这些有钱的，到面店里，八分一碗的面，只呷一口汤，就拿下去赏与轿夫吃。这话可是有的么？”辛先生道：“怎么不是有的。”金先生道：“他那里当真吃不下？他本是在家里泡了一碗锅巴吃了，才到面店去的！”（第二八回）这里既有对盐商奢华派头的艳羡，也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又有充满酸气的想象和批评。这样的对盐商的抵抗，反而突显了他们心理的变态。
上面这些士人的苍白无力的抵抗，反映着他们先天的不足。这是因为创造了他们的小说家，自己就是一个苍白无力的抵抗者。出身于没落世家的吴敬梓，与他笔下的士人一样，怀抱着家世门第的自豪感，不愿屈从于盐商的气势。但是除了“嬉笑怒骂”之外，他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因此几乎从一开始起，这就是一场注定要输的竞争。不过好在吴敬梓还能“皆为文章”，使他能在小说里发泄掉一点怒气。然而文人的胜利是在书本里的，而盐商的胜利却是在生活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