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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商们这种雄厚的经济实力面前，一般的士人早已失去了抵抗能力，这正如《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所说的：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第四一回）于是，原先为商人所独有的自卑感，现在也为士人所感觉到了。这既像是一种报应，又像是一种轮回。对于这种商人的凯歌和士人的挽歌，文人们不得不感到痛心疾首。
于是社会风气变了，不是商人去巴结士人，而是士人去巴结商人。《儒林外史》里有个五河县，五河县里有个方盐商，方盐商家里很有钱。于是五河县的余、虞二世家，便“出了几个没廉耻不才的人”，完全丢掉了士人的自尊心，时时处处去巴结方家，“非方不亲”，“非方不心”，“势利透了心”。一开始方家想同余、虞两家结亲，但余、虞两家不肯，要顾全士人的面子；后来方家用银弹攻势，两家那些“贪图方家赔赠”的人，便“娶了他家女儿，彼此做起亲来”；再后来方家占了上风，反看不起余、虞两家了，再同两家结亲时，“方家不但没有分外的赔赠，反说这两家子仰慕他有钱，求着他做亲”；再后来，他们即使想同方家做亲，方家也不同他们做了。“那些奸滑的，心里想着同方家做亲，方家又不同他做，他却不肯说出来，只是嘴里扯谎吓人。”（第四四回）这可真是商人节节胜利、士人节节败退了。
于是，士人也变“堕落”了。他们失去了自尊心，要借方家的幌子吓人。那个秀才唐三痰，明明是“因方家里平日请吃酒吃饭，只请他哥——举人，不请他，他就专会打听：方家那一日请人，请的是那几个”（第四七回），然后口口声声地对人说：“我绝早同方六房里六老爷吃了面，送六老爷出了城去，才在这里来。”（第四五回）那姚老五明明在别家吃的午饭，可偏要对别人说是“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吃了饭出来”（第四六回）。那成老爹也要吹牛说：“外后日是方六房里请我吃中饭，要扰过他才得下去。”（第四七回）在他们的心目中，同方盐商吃饭，乃是有身份有面子的事情；在我们看来，他们想要吃饭而吃不成，乃是士人在商人面前失败的象征。
商人的胜利与士人的失败表现得最集中、对比得最强烈的，应该说是方家与余、虞两家祭祀仪式的对比了。余、虞两家的士人子弟们，为了巴结方盐商家，都竞相去参加方家老太太的入祠仪式，却不参加自己本家叔祖母、伯母、叔母的入祠仪式。于是自己本家的入祠仪式简陋不堪：到初三那日，虞华轩换了新衣帽，叫小厮挑了祭桌，到他本家八房里。进了门，只见冷冷清清，一个客也没有。八房里堂弟是个穷秀才，头戴破头巾，身穿旧襕衫，出来作揖。虞华轩进去拜了叔祖母的神主，奉主升车。他家租了一个破亭子，两条扁担，四个乡里人歪抬着，也没有执事。亭子前四个吹手，滴滴打打的吹着，抬上街来。虞华轩同他堂弟跟着，一直送到祠门口歇下。远远望见，也是两个破亭子，并无吹手，余大先生、二先生弟兄两个跟着，抬来祠门口歇下。（第四七回）但是方家的入祠仪式却是热闹非凡：看见祠门前尊经阁上，挂着灯，悬着彩子，摆着酒席。那阁盖的极高大，又在街中间，四面都望见。戏子一担担挑箱上去，抬亭子的人道：“方老爷家的戏子来了！”又站了一会，听得西门三声铳响，抬亭子的人道：“方府老太太起身了！”须臾，街上锣响，一片鼓乐之声。两把黄伞，八把旗，四队踹街马，牌上的金字打着“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提督学院”、“状元及第”，都是余、虞两家送的。执事过了，腰锣、马上吹、提炉，簇拥着老太太的主亭子，边旁八个大脚婆娘扶着。方六老爷纱帽圆领，跟在亭子后。后边的客做两班，一班是乡绅，一班是秀才。乡绅是彭二老爷、彭三老爷、彭五老爷、彭七老爷，其余就是余、虞两家的举人、进士、贡生、监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着纱帽圆领，恭恭敬敬跟着走。一班是余、虞两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着襕衫、头巾，慌慌张张在后边赶着走。乡绅末了一个，是唐二棒椎，手里拿一个簿子，在那里边记帐。秀才末了一个，是唐三痰，手里拿一个簿子，在里边记帐……大家簇拥着方老太太的亭子进祠去了。随后便是知县、学师、典史、把总，摆了执事来。吹打安位，便是知县祭、学师祭、典史祭、把总祭、乡绅祭、秀才祭、主人家自祭。祭完了，绅衿一哄而出，都到尊经阁上赴席去了。（第四七回）这是一个极富寓意的对比场面：在方盐商家的经济实力面前，所有的乡绅秀才都已投降了，那余、虞两家的世家子弟，也早已丢弃了自尊与自信，把自己祖先的“光荣”，都送给方家作为金钱上的点缀。而不愿屈服的虞华轩及余大先生、余二先生，反成了不合时宜的人，连本家人都要嘲笑他们“背时”。他们本家的入祠仪式，宛如士人阶层的葬礼；而方家的入祠仪式，则宛如商人阶层的庆典。
在盐商们的富贵奢华面前，士人们不仅丧失了自尊，甚而也丧失了人格，以致出现了牛玉圃这样的怪物，竟然利用盐商的势力和名义，来狐假虎威，仗势欺人：那人走出轿来，吩咐船家道：“我是要到扬州盐院太老爷那里去说话的，你们小心伺候，我到扬州另外赏你；若有一些怠慢，就拿帖子送在江都县重处！”船家唯唯连声，搭扶手请上了船。船家都帮着搬行李。（第二二回）不过，这也说明了盐商势力之强，已到了可被人利用的地步了。牛玉圃明明是要去盐商家打抽丰，却偏要说得堂而皇之：我不瞒你说，我八轿的官也不知相与过多少，那个不要我到他衙门里去？我是懒出门。而今在这东家万雪斋家，也不是甚么要紧的人，他图我相与的官府多，有些声势，每年请我在这里，送我几百两银，留我代笔。代笔也只是个名色。我也不奈烦住在他家那个俗地方，我自在子午宫住。（第二二回）但是他过于愚蠢，让“侄孙”牛浦郎给耍了，失欢于万雪斋，抽丰没打成，还讨了一场羞辱。
士风的转变，当然也会影响到文风。奔走投降于盐商之门的，何止是那些只会打抽丰的牛玉圃之流，连一般的文人学士也往往受其影响。郑板桥就曾尖锐地指出：学者当自树其帜。凡米盐船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吾扬之士，奔走躞蹀于其门，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其损士品而丧士气，真不可复述矣！（《郑板桥集》六《与江宾谷江禹九书》）郑板桥此文作于乾隆戊辰（1748年），正当《儒林外史》完稿（1750年左右）前不久，郑氏又是扬州人，扬州是盐商的大本营，所以他所写的，正可与《儒林外史》参看，以见当时的文风之一斑。
作为文风受到影响之一例，我们想举刘大櫆文为例。刘大櫆是安徽桐城人，是桐城派古文名家。他生活于18世纪前中期，与吴敬梓约略同时。他的朋友中的很多人，成了《儒林外史》中人物的原型。刘大櫆文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为商人所作之文特多。学者们或讥其曲徇富商大贾之意，写自己未必愿写之作。不过联系《儒林外史》的描写来看，为富商大贾作文，其报酬一定甚为可观；而在当时的士风之下，文人们也很愿意为商人服务，所以也许他竟是乐此不疲的。在他的文集里，卷四《方庭粹六十寿序》，卷五《赠通奉大夫程君传》、《乡饮大宾金君传》、《赠大夫方君传》、《封大夫方君传》、《吴义士传》，卷七《赠资政大夫吴府君墓表》、《金府君墓表》、《方桤林墓表》，卷八《汪府君墓志铭》、《吴萼千墓志铭》、《张豹林墓志铭》、《吴锦怀墓志铭》等，都是为商人所作的碑传文，其中有几篇更是为盐商所作的。在他所有的七十余篇碑传文中，为商人所作者几占到六分之一。这些为盐商大贾所作的碑传文，夹杂在为达官贵人所作的碑传文之间，并存于一代散文大家的文集中，显得十分的引人注目，显示出时代的确是变了。只是这些为商人所作之文，大抵皆为阿谀奉承之作，可能作者为此得到了不少银子，也许也正可以印证郑板桥的批评，落实《儒林外史》中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