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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对纽约中央铁路发起的代理权争夺战占据了所有媒体头条，“代理权斗争大战之年”也触发了许多其他有意思的冲突。在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后的几个星期，一家规模相对较小的明尼阿波利斯—圣路易斯铁路公司（简称明圣铁路）也开始了激烈的代理权争夺战。
在这场争夺战中，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本·海纳曼（Ben Heineman）领导的投资团队收购了公司 25%的股份，要求在 11 人的董事会中占据 3 个席位。3 年前，海纳曼因成功让芝加哥西部铁路公司提高股票分红而一战成名。
但明圣铁路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时年 69 岁的卢西恩·斯普拉格（Lucian Sprague）并未把这位年仅 40 岁的资本新贵当回事。海纳曼说自己是大股东，斯普拉格甚至都不相信。“如果海纳曼先生果真持有公司10%的股份，那他大可以召集特别股东大会。我们也期待他这么做。”海纳曼接受了斯普拉格的挑战。这次他要求的不再是董事会的 3 个席位，而是发动代理权争夺战，企图掌管董事会。
海纳曼对明圣铁路公司的抗争不同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代理权争夺战，那时的代理权劝诱人通常针对摇摇欲坠的公司，股东通常也对公司不满。但明圣铁路公司当时正处于上升期。它旗下的“皮欧利亚通道”虽窄，却能够让货运车辆在芝加哥铁路拥堵的时候，拥有新选择。公司依此优势收益颇丰，几乎没有负债，火车也进行了现代化更新，全是内燃机车。相比之下，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火车只有 75%是内燃机车。
许多人将明圣铁路公司的成功归功于老总裁斯普拉格。1935 年，他从尤因塔铁路公司来到明圣铁路公司之际，这家公司已处于破产管理（receivership）状态 12 年。斯普拉格凭一己之力将明圣铁路公司变为一家利润极高的公司，他并不相信，一名没有任何铁路管理经验的律师能够取代他这个头号功臣。
海纳曼对于明圣铁路公司最主要的抱怨是分红太低。相较于其他公司，明圣铁路公司只将一小部分利润用于分红。斯普拉格回应道：“将利润重新投进公司，是公司未来利润的保障。”对此，海纳曼反驳道，管理层不但没能有效利用资金，而且不必要支出过多，比如他们的无度挥霍。海纳曼在一封写给股东的信件中说道：
明圣铁路公司对管理层来说就是一辆载满外快的火车。
海纳曼向股东派发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这就是那辆外快火车》，里面细致地列出了斯普拉格奢侈的消费支出，这些支出远超他的实际薪水，包括他和妻子的国际旅行开支、两辆豪华凯迪拉克汽车、专用司机的薪水、优渥的汽车补贴，以及明尼苏达一座私人岛屿的使用费。海纳曼指出，公司里没有人想要降低这类支出。斯普拉格和现任董事会仅持有 2350 股公司股票，而海纳曼和他的团队则持有 20 万股。
1954 年 5 月，明圣铁路公司股东将斯普拉格踢出了董事会。当月，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股东投票选举扬担任董事长。相较于已深陷泥潭的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美国商业精英对于斯普拉格的倒台更为震惊。斯普拉格沦落成一个赋闲在家，将其仅有的铁路运营经验倾注在铁路模型身上的老人。 所有人都明白了，即便是发展状况良好、利润颇丰的 公司，也可能落入代理权劝诱人的手中。
在那个美国人认为反抗活动令人不安却忍不住参与其中的年代，代理权劝诱人受到了许多关注。1955 年，《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管理层的挑战：掠夺者”。文章中的一位代理权劝诱人激动地表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反革命，一场针对经营革命后必然衍生的不节制行为而发动的反革命”。另一位代理权劝诱人则表示，“这是我们股东的起义”。海纳曼是个思路清晰的人，针对这场运动，他为《财富》提供了一个更为理性的视角：“当权力的界线难以撼动，那么所谓的突袭，就是投资人突破这条线之后夺取公司经营权。”
大多数代理权劝诱人则用更美好的方式描绘了他们在市场中的角色。例如扬认为自己就是战胜了歌利亚的大卫；而最有魅力的代理权劝诱人之一路易斯·沃尔森则自认为是股东权益的维护者。他表示：“我关闭了几家用股东的钱建起来的俱乐部，并且我将关闭更多。”
沃尔森曾是大学足球运动员，长着一张好莱坞明星脸，但后来令人生畏的是，他成了铁面无情的公司资产清算人。1949 年，他购买了华盛顿特区首都公交公司 51%的股权，接着，他提高了股东分红，不久后，他就收获了 1.5 倍的投资利润。同时，他要求提高车票价格，并拒绝了员工工会提出的养老金争议仲裁。
1955 年，公司员工集体罢工，导致华盛顿公交和有轨电车停运。监管机关非常愤怒。沃尔森收到了参议院下设委员会的传票，让他到场作出解释。一位委员会成员在参议院表示，沃尔森“似乎认为他比国会更大”。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沃尔森在听证会上的表现可以用“目中无人”来形容。他为自己在公司出台的政策辩护，解释他认为股东有权自由获得分红，如果不能提高车票价格，他就不能给员工涨工资。对沃尔森来说，即便相对国会的监管政策，股东权益也是绝对优先。当时，他正在公开对抗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进行代理权争夺战。记者问他，为什么他积累了那么多财富，还和公司斗争？沃尔森回答：
我要对股东负责，正如华盛顿一位老妇人告诉我，她的收入全靠公交公司的分红，她为我祈祷，祈祷我能赢。如果这都不能打动我，那我还是人吗？
沃尔森是一名极为精明的商人，他宁愿让许多老人在交通罢工中走路回家，也要保护一个老妇人的分红。但是他虽然看似伪善，却也是代理权劝诱人时代最有意思、最具天赋的人。但在国会对议员和监管人员嗤之以鼻，以及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对抗，让沃尔森付出了巨大代价。由于违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定，沃尔森被送进了监狱，他的金融生涯就此在耻辱和毁灭中终结。但是最后，沃尔森做了一件其他投资人不会做的事：他清算了自己公司，选择维护股东利益，而不是留给自己一家“外快公司”。
至于其他代理权劝诱人，不难看到他们在争取股东利益表象下的破绽。掌管董事会前他们对职业经理人抱怨连连，但在出任董事长后，却做着他们痛恨的事。扬用阿勒格尼的资金购买切俄铁路公司持有的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股票，之后股票上涨所获的收益都归了理查森和默奇森，而阿勒格尼的股东却要承受所有风险。其他代理权劝诱人也经常被指责中饱私囊，最后他们自己又成了新一批代理权劝诱人的目标。
即使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掌控了 80 多家公司的托马斯·梅隆·伊万斯（Thomas Mellon Evans），也会在有利可图时习惯性地欺骗大多数股东。伊万斯是代理权劝诱人时代的巨人之一，他将旗下的克瑞公司和香港波特公司作为投资工具，改造成一家超大型企业。波特公司最终通过强制手段对付极力反对的小股东，把公司进行了私有化。克瑞公司通过启动黄金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
和毒丸策略，化解了潜在敌对股东介入的可能。戴安娜·贝·亨利克斯撰写了一本有关伊万斯和代理权劝诱人的《华尔街白鲨》（
The White Sharks of Wall
Street
），她在书中写道：
克瑞公司声称自己的毒丸计划能够防止“恶意收购”，比如当一名掠夺者不想给股东溢价时，也可以获得控制权。但恶意收购正是伊万斯年轻时最喜欢玩的游戏。
从某些方面来说，代理权的争夺其实是某种致命的投资策略，而不是平民运动。每次牛市在持续前行时，似乎就会引来并购高峰，明智的做法就是利用它。20 世纪 50 年代，人们通过争夺代理权来并购公司。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代理权劝诱人对市场和上市公司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以前除了格雷厄姆等公司外部人员，很少有人会把股东权益和股东价值放在心上，但在委托书争夺战的影响下，世人在辩论上市公司的角色时，这两个概念又成为主题，最终甚至成为最重要的概念。虽然代理权劝诱人后来被时代浪潮所吞没，但他们的策略得到了后来大型企业领导人、企业狙击手和对冲基金经理的不断改良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