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源头之一，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实现连续发展的文明体。它的延续与发展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历史性过程，“万年前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后氏族国家到国家的发展，再到早期古国发展为多个方国，最终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
。
从纵向来看，它所孕育的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16世纪之前几千年的世界历史中，都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成就。
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多元包容性文化。“仁爱”是儒家价值观的核心，儒学始终将仁德置于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首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中华文化和精神根脉在各家共现之际不断融合发展，展现出百家争鸣、异彩纷呈的璀璨局面。汉代以后，中华文明逐渐由多元走向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儒学由个人修养和家庭伦理意涵，扩展到政治修养，上升到制度化、规范化的政治高度，以儒家的主体精神为依托，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构建了一套具体的政治制度和信仰体系，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南北朝以后，尤其是到宋代，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使得儒学得以吸收和融合道教、佛教的精髓，形成庞杂的儒学思想体系。
从横向来看，中华文化为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的身份认同、团结友爱提供着心理归宿、精神纽带，使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它犹如一条血脉，作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披荆斩棘、奋勇前进提供着滔滔不绝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
近代以来，西方借助航海、殖民和贸易，掠夺我们的资源，使其文明形态产生跃迁。晚清时期，西方文明的侵蚀，使这种具有启蒙意义的传统思想蒙尘含垢，使曾经熠熠生辉的中华文明逐渐跌入低谷。然而，中华文明的源流血脉不可能消失在“他者”的文明形态之中。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并为后继者所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是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从总体价值意义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目标、文明视野、顶层设计等多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根基，鲜明地投射出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凝结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流淌着绵延不断的中华血脉，成为其精神标识。
在价值理念方面，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及文化生态中，大一统政制传统及其基本的秩序理念、价值导向维系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整体的长期存续和发展。在中国，家国至上的感性的政治始终都是社会生活的主流，也始终是中国社会与国家历史理性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实际上同中华传统文化中提出的“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洽性。到了近现代的中国，基于此种千年一系的大一统“民为邦本”理念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政治秩序的基本内核，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人民立场。
在文明目标方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蕴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共同富裕的期盼和憧憬，也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为之奋斗的理想追求，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很大程度上相适应。大同思想源于先秦时期，儒家经典著作《礼记》曾有过详尽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20世纪以来，这一深具民族性的价值传承与人类现代文明的精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发生了创造性转换，获得了新的、先进的和现实的体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制度建构以及政治实践的正当性基础。
在文明视野方面，中华文明自古就有超越国家界限的“天下观念”。这种天下情怀与西方哲学“有意义的他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相契合，但又凸显中华文明独有的“合”“和”思想和贵德情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天下观念”又赋予其时代内涵，深度关切全人类共同利益，以文明平等互鉴为文明交流原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思想基础。
在治国理政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执政传统与当代中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针相契合；“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义利传统为先富带动后富提供社会思想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借鉴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观念。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建构提供精神指引的同时，也以富含时代精神的面貌重现中华文明的光辉。
在工作方法上，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第一性，这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如荀子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刘向的“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扬雄的“君子强学而力行”；朱熹的“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王阳明的“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和“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王夫之的“知行相资以为用”和“知者非真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等。毛泽东将二者融合起来，借用一个古老成语“实事求是”表达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
在国际战略上，马克思主义把“自由人联合体”作为“真正的共同体”，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把这一思想同中华文明的“协和万邦”之道融合到一起，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除此之外，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开创的现代化事业中，艰苦朴素成为基础性底色；团结奋斗成为首要性思想；开拓创新成为根本性动力；公而忘私成为普遍性理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内生性情怀……中华优秀精神特质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得以精彩呈现。
马克思指出，人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标识，而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华文明的当代表现，亦是对中华文明的赓续和发展，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