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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能源、物质和无机自然界，同时正在迅速地研究并解决身体疾病和儿童早夭的难题。然而，在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我们仿佛仍然停留在石器时代。我们在社会知识上的欠缺似乎令我们在物理知识上的每一次进步都落了空。人类通过对自然科学的应用而积累了过剩的财富，这些财富又在战争和军备竞赛中消耗殆尽。医学领域的成就则被战争带来的贫穷与仇恨和恐惧造成的贸易壁垒抵消了大半。
当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所引起的恐慌使全世界备受煎熬时，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人都背负着自身特有的仇恨的重担。穆斯林不信任非穆斯林。从欧洲中部的种族大屠杀中逃脱的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这个崭新的国家，却发现他们的国家周围充斥着反犹太主义。世界各地的众多有色人种遭受着白人的侮辱，白人则发明了一套异想天开的种族主义信条来为自己的傲慢辩护。在美国，到处可见的偏见也许最为错综复杂。在这些无尽的对抗当中，尽管有一部分是基于现实的利益冲突，但我们仍怀疑，大部分敌意是想象力带来的恐惧的产物。想象出的恐怖也能造成实际的伤害。
不同团体之间存在敌对与仇视算不上新鲜事。真正新奇的是，科技将这些团体过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俄罗斯不再是一片遥远的干草原，它就在这里。美国与“旧世界”不再遥遥相望，美国的第四点计划
、电影、可口可乐和政治影响力使它变得近在眼前。曾经因水域和山地组成的天然屏障而彼此隔绝的国家如今被天空联系在一起。收音机、喷气式飞机、电视机、空降兵、国际贷款、原子弹、电影、旅游业——这一切都是现代的产物，它们把各种人类团体推向彼此的怀中。我们尚未学会如何适应新的精神距离和道德距离。
但这种情况并非毫无希望。首先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整体而言，人类从本质上似乎更愿意看到善意和友爱，而非残酷的景象。世界各地的普通人在原则上都反对战争与毁灭。人们乐意与邻居和平相处，一起友善地生活；人们愿意选择爱与被爱，而不是恨与被恨。残忍不是一种受欢迎的人性特点。就连在纽伦堡接受审判的纳粹高级官员都假装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着不人道的暴行。他们不敢承认自己做过什么，因为他们也想被当作人类看待。在战争肆虐的同时，我们对和平充满渴望；仇恨盛行的时候，人心所向仍与友爱同行。只要这种道德困境依然存在，解决困境的希望便存在，终有一天，消除仇恨的价值观将被普遍地接受。
尤其鼓舞人心的是，近几年，很多人开始相信科学情报可以帮助解决冲突。宗教学一直把人类的毁灭本能与理想的人性之间的冲突视为原罪对救赎的抗拒。这一生动的判断或许有其道理，近来人们却越发相信人类可以并且应当发挥自身的才智进行自我救赎。人们说：“我们要对文化和工业领域的冲突以及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人之间的冲突展开客观的研究，我们要找出偏见的根源并建立贯彻友善价值的具体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大学中的各种学科进行着这一尝试：社会科学、人类发展、社会心理学、人际关系、社会关系。这些新兴的学科处于蓬勃发展之中。它们不仅在大学里备受追捧，在公立学校、教会、先进产业、政府部门和国际机构当中也颇受欢迎。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这一领域出现的发人深省的可靠研究比过去几个世纪还多。当然，有关人类行为的道德准则在千年前伟大的教义体系当中已经得以确立，所有宗教教义的基本原理都要求尘世的子民视彼此为手足兄弟。然而这些教义建立在小国寡民、田园牧歌的时代。若想在科技发达的原子时代加以应用，便需要对产生仇恨与包容的因素有更深刻的理解。人们以为科学应当关注物质领域的进步，人性本质和社会关系则归属于无法控制的道德观念，这是一种误解。现在我们知道，科技进步本身所引发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
社会科学不可能一夜之间突飞猛进，也无法迅速修复盲目的科技造成的损失。解读原子的秘密耗费了人类经年累月的心血和数以亿计的美金。破解非理性的人性奥秘则需要更大的投入。有人曾说，击碎一个原子比打破一种偏见更容易。人际关系涵盖的主题范围极其广泛。相关研究必然从不同的起点展开，涉及人际交往的众多领域：家庭生活、心理健康、工业关系、国际谈判、公民教育——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本书并不是从整体角度探讨人际关系的学问，而是致力于厘清一个基本问题——人类偏见的本质。这个问题之所以基本，是因为假如缺乏关于产生敌意的根源的知识，便不可能有效地运用智慧来控制敌意的破坏性。
说起偏见，我们便很容易想到“种族偏见”。这样的概念联想并不恰当，因为在历史上，人类的偏见很少涉及种族。种族的概念在近一个世纪才出现。偏见和迫害主要发生在其他领域，经常出于宗教原因。直到不久之前，犹太人主要是因为宗教信仰而长期受到迫害，不是因为种族差异。黑人之所以被奴役，主要原因是他们被当成经济资产，其中蕴含着宗教式逻辑：黑人是天生的异教徒，他们被视为诺亚（Noah）之子含（Ham）的后裔，因受到诺亚的诅咒而永远是“奴仆的奴仆”。如今流行的种族观念实际上早已过时。这种观念即使一度适用，但经过无数次种族融合的稀释后也不再成立了。
那么，种族观念是如何流行起来的？一则，宗教失去了劝诱改宗的热情，因而丧失了指定团体身份的价值。二则，“种族”一词简单明了地给出了迅速而明显的标记，因而被用来指定嫌恶的对象。于是，虚构的种族劣性仿佛为偏见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理由。它带有生物特性的印记，使人们免于审视影响群体关系的复杂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心理状况。
在大多数情况下，“族群”（ethnic）一词比“种族”（race）更可取
。族群指的是群体特征，其中也许涉及不同程度的身体、国籍、文化、语言、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特性。“族群”与“种族”不同，它不暗指生物学个体，在现实中，生物学个体很少代表被歧视的群体。“族群”一词确实无法轻松地概括职业、阶级、种姓和政治团体，也无法覆盖两性——这些集群同样是偏见的受害者。
不幸的是，描述人类群体的词汇是贫乏的。在社会科学对相关分支进行改善之前，我们无法进行足够准确的描述。但我们仍可以避免在不适用的场合错误地使用“种族”一词。正如阿什利·蒙塔古 [1] 所坚持认为的，“种族”一词阻碍了社会科学的进步。我们在使用这一词时，应当格外谨慎，并加以适当的限制。对于以任意形式的文化凝聚而成的团体，我们应当使用“族群”一词加以描述，但这种做法有时会过度扩展这个内涵已经很宽泛的词汇的意义。
导致偏见的原因包括经济剥削、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恐惧心理、侵略战争、性别冲突等，把偏见和歧视归因于任何单一的原因都是严重的失误。我们将看到，能够滋养偏见和歧视的包括但不局限于上述所有原因。
尽管我们强调多元归因，但读者也许仍会怀疑作者本人是否也带有某种心理倾向，这不无道理。作者是否公正地处理书中复杂的经济、文化、历史和环境因素，是否出于职业习惯而倾向于强调教育学习、认知过程和性格养成的重要性？
我确实相信只有在个性的关联之中才能发现历史、文化和经济因素的有效运作规律。风俗习惯只有进入个体生命的维度之后才会成为有效的动因，因为能够感受到敌意并进行歧视的只有个体的人。然而“动因”是一个宽泛的语词，我们可以（也应当）承认长期的社会—文化病原学和个体意见所蕴含的即时的动因。尽管我集中强调了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但我仍试图（尤其在第13章）呈现一种平衡了不同层面动因的观点。如果在我的努力之下，结果看起来依然是片面的，希望批评者不吝指出我的错谬。
本书中的研究和例证主要来自美国，但我相信书中对偏见动力学的分析具有普遍适用性。当然，偏见的表现方式具有国别的差异：被选中的受害者各不相同；人们对与受歧视的群体进行身体接触持有不同的态度；偏见内容和刻板印象也不尽相同。然而，我们从其他国家获得的证据显示，基本的因果关联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加德纳·墨菲
通过对印度群体独立的调查得出这一结论。他在《人类心理》（
In
the Minds of Men
）一书中探讨了相关问题。联合国代表展开的其他研究同样支持这一观点。主题涉及巫术、部落忠诚和战争的人类学著作都提出尽管偏见的对象及其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差异，但偏见的潜在动因在世界各地都是相似的。虽然主导性假设是有根据的，但我们仍不应当视其为确定无疑的真理。未来的跨文化研究必将显示动因要素在不同地区的权重和分布有着巨大差别，除了目前的发现，也许还将出现其他重要的起因。
在写作这本书时，我考虑到了两类读者的阅读体验，我知道他们都对本书的主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中一类读者包括各国的大学生，他们越来越关注人类行为的社会和心理基础，为改善群体关系而寻求科学的指引。另一类读者包括大多数老年公民和一般读者，他们同样对这一课题感兴趣，不过从整体来看，他们的兴趣更多集中于实用角度而非理论角度。考虑到这两类读者的需求，我会尽量用基础的形式阐述我的观点。我难免会对其中一些观点加以简化，但我希望这种简化没有造成任何科学上的误导。
这一领域的研究和理论发展得十分迅猛，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研究将很快过时。新的实验将取代旧的实验，各种理论构想不断发展进化。但我相信本书拥有一个会产生长期价值的特色，即它的组织原则。我尝试在书中提供了一个可以适应未来发展的框架。
虽然我的主要目标是厘清整体框架，我也尝试证明如何用日渐丰盈的知识来缓解群体间的紧张态势，尤其在第八部分当中。几年前，美国种族关系委员会展开的一项统计发现，在美国，有1350家机构专门致力于改善群体关系。这些机构运行的成功程度本身便需要通过科学评估来确定，我们在第30章里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量。如果不用实际行动来检验我们的理论，而是仅从学术角度进行考察，这种做法是荒谬的。与此同时，务实的人们不会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没有科学依据的补救措施上。人际关系科学的成功进展需要缩短基础研究和积极行动之间的距离。
本书的逐渐成形离不开两家机构所提供的关怀和激励：其一是哈佛大学社会关系部举办的长期研讨会；其二是对本书的创作提供经济支持和鼓励的一些组织。伸出宝贵援手的包括波士顿摩西·金伯尔基金会、美国犹太人大会社区关系委员会及大会其他友好成员、全国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大会、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研究室，以及我的同事P.A.索罗金（P. A. Sorokin）教授领导的研究中心。这些捐助者使本书中的一些调查得以实现，同时帮助筛选了这一领域不断增长的研究文献。我十分感激他们的慷慨及鼓励。
参与群体冲突和偏见长期研讨会的我的学生们怀着兴趣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最终确定了阐述的内容与形式。在研讨会中，我曾分别与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和丹尼尔·J.莱文森（Daniel J. Levinson）合作教学。我相信他们对本书的观点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我的研究助理伯纳德·M.克雷默（Bernard M. Kramer）、杰奎琳·Y.萨顿（Jacqueline Y. Sutton）、赫伯特·S.卡洛（Herbert S. Caron）、里昂·J.卡明（Leon J. Kamin）和内森·阿特舒勒（Nathan Altshuler）也提供了有用的材料和重要的建议。这一领域的美国权威人物斯图尔特·W.库克（Stuart W. Cook）阅读了部分手稿并给出了珍贵的批评意见，还有乔治·V.科埃略（George V. Coelho）和休·W.S.菲利普（Hugh W. S. Philp），他们从遥远的国度带来新的视野。我向上述所有慷慨相助者致以感谢，特别感谢埃莉诺·D.斯普瑞格（Eleanor D. Sprague）女士在本项目各个阶段的试读。
戈登·奥尔波特
1953年9月
[1] 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英裔美国人类学家，著有《女性的自然优越性》（ The Natural Superiority of Women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