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为未来的
自序

一、教育成了欠改革的重要领域

2013年1月27日晚上，我跟一批来自沪上各校的理工教授聚餐，大家聊到目前中国教育状况，说到其中的种种乱象，我当下概括出如下四条：

1．如果让现在的大学教授参加高考，那么没有人能考上大学。我说这话时，没人敢反驳我，因为在座的教授们，无论是哪个大学的教授，没有人有这样的自信。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教育之怪异的最集中的表现之一，没有一个大学教授考得上现在的大学，而我们作为大学教员，竟然要教和考这些在考试方面堪称我们老师的学生。——这同时也表明，我们的小孩子们有多受罪！

2．很多人都不满于现状，但都在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个现状。所谓很多人，自然也包括我自己。学生们最弱势，自然是无法反抗的，而家长们则一边心里嘀咕着，甚至骂着娘，一边在周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定的休息日！）把小孩带到各式各样的补习班去。这事甚至已经蔓延到了幼儿园，如今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在学奥数和逻辑思维了！——这事可谓荒唐透顶。

3．公民有钱想交给大学，想求知问学，但我们的大学却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有的公民说：“我承认自己智力水平不高，但我想交钱读点书，行不？”公民最后甚至哀求说：“我确实不可能在四年之内毕业，但我交钱，我多交点钱，行行好，让我读点书吧。人家智力好的花四年，我就花六年时间，行不？”——但我们的大学却断然拒绝，这像话吗？

4．公民中有幸运者揣着钱进了大学，却被告知只能读这个专业，必须修这几门课，只能修这几门课，别的都不能选。我们的大学至今未能给予学生们选专业和选课程的自由。这就好比说，你进了一家饭店，拿起菜单要点几道自己喜欢吃的菜，但有个凶神恶煞的服务员跑来跟你说：“不行，你不能挑挑拣拣的，你只能吃这几道菜，别的菜你是不能点的。”——这叫什么事？

党的十八大有一个最大重点和亮点，就是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中央领导再次强调，要“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我不知道“重要领域”具体是指哪些，但我想，其中一定包括教育——我们的教育事业是欠改革的！

上面四条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由此推出我的讲法：欠改革的中国大学——整体教育事业亟须改造，自然也包括了大学。

教育领域有缺陷、大学欠改革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是尽人皆知的。上面列述的四条其实也就是后果，也是尽人皆知的。不过在此我仍然愿意做两点总结：

其一，中国的大学水准有待提高，未充分实现大学的本质。按说改革开放快四十年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提升，总归是不差钱的。但中国的大学呢？比较起来，我们的大学不但不能跟欧美的大学相比，甚至在亚洲也并未真正进入一流队伍。实在是令人羞煞！

其实我个人对于国际国内与大学和教育相关的各种排名、各种指标是相当反感的，认为忽悠者居多。举例说，我所在的同济大学哲学学科，在国内最流行的武书连排名中，居然一直处于C档，从没变过。这真是怪异，如果说本世纪初（2003年）我们哲学学科新建之时，刚设本科和硕士点，力量自然差些，被排成C档，我们也无话可说；但后来我们有了博士点，有了一级学科博士点，甚至成了“市重点学科”，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这时候我们在武氏排名中仍旧一动不动，仍旧是C档。这时候我只能无语了——我们需要一个永远不变的、没脑子的排名吗？

我愿意指出的是，之所以我们的大学处于低水平，根本原因还在于规划，我们的大学规划未满足和体现大学的本质。大学没办好，创新能力当然也匮乏，于是人们就傻傻地设问：为何我们没有创新人才呀？

其二，我们的子弟和人才流失，出国潮愈演愈烈。这当然是教育体系落后的必然结果，也是大学没办好的必然后果。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的出国潮的主因是当时国内经济条件差，学习和科研条件不好，留学主体是大学毕业的中国成年公民，那么到如今，人们不再是因为经济，更多是因为不满于现行教育制度而出国留学，留学主体成了低龄学子。不久前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2008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生人数每年增长20%左右，2011年达到34万人；九成留学生为自费生，且留学生年龄趋于低龄化。留学大众化、低龄化，反映的是民众对现行国内教育状况的深度拒斥和厌恶——切不要以为中国的家长们都是“土豪”，都有钱没地方用，只好让小孩到国外花；切不要以为中国的家长们都愿意让小孩们（多半是独生子女！）远走他乡。那叫没法子的事！是带着失望的！

二、大学本质：“教的自由”与“学的自由”

大学的本质是什么？一个词：自由。细化讲来，是“教的自由”与“学的自由”。德国现代大学的开创者威廉姆·冯·洪堡曾说，寂寞（Einsamkeit）与自由（Freiheit）乃是大学里“起支配作用的原则”。“寂寞”是“专一”“纯一”，是一种精神要求，是对繁复世事的拒绝，是对纯粹学术的坚守；而“自由”更是大学的本质要素，是大学的目标，是大学的原则，也是大学的前提。

我们知道，康德的启蒙定义强调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智，强调自己思考，而自己思考的前提是自由。所以“自由”是启蒙的本质规定性。后来的实存哲学（实存主义）更是把个体自由设为出发点，人是一种向可能性开放的自由存在，自由是人的本质。洪堡大学理想中的“完人”其实就是“自由人”。而在洪堡心目中，唯有古典时代的古希腊人才接近“完人”，因为他们在自由与必然之间取得了一种和谐。

大学的自由本质也体现在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上。洪堡认为，国家的任务是为大学提供资金，但不能干预大学的运转和事实。这话听起来有点蛮不讲理了，国家出钱但不能管大学？洪堡给出的解释是：只有这样，大学才能保持独立和自主，才能获得其自由本质，大学才能办好，才能更有效地服务民众，最终也使国家获益多多。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洪堡认为需要国家出面处理，就是大学教授的聘任，因为洪堡深知文人相轻是必然的，这既是因为人性的弱点，大学教授也不能例外，也可能因为学术观点相左而产生门户之见。所以要借助于大学外部的国家权力聘用大学教授，从而更好地保护大学的独立和自由——于此也可见理想教育家洪堡之务实精神。

大学内部如何维持和贯彻自由原则？大学是自由研究的场所，大学里无所谓教师与学生之分，都是学术研究者，学术研究是旨在追求真理的创造性行为，不可能有任何范限和禁囿。这就是说，学术研究的前提是自由，学者们须有自由选题、自由研究、自由开课、自由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学生也是受引导的研究者，自然也享有学术研究的自由，他们有权自由地选择自己学习（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方式和方法。“教的自由”与“学的自由”，其实就是学术研究的自由，是大学内部运转的基本原则，是大学本质的最直接表现。

作为德国柏林大学的设计师和开创者，洪堡确立了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和理想，奠定了现代大学的基础。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洪堡的大学理念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引入中国，成为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大学的精神基础，从而开启了20世纪中国大学的一个辉煌时代。虽然遭遇不断的残酷战乱，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一批中国高校，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化中一个知识创新和文化变革的高峰，至今让人怀念。原因何在？还在于蔡元培先生倡导和贯彻的洪堡大学理念，即大学的自由本质的实现。

反观今天中国的大学，我们不得不产生遗憾之情。今天中国大学的数量之多，应列于世界之最，截止到2015年5月，中国有高等院校2845所，其中普通高校2553所（包括独立民办高校447所，独立学院275所，中外合作办学7所），成人高校292所。这还是几年前的数据。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近些年来中国大学的办学条件（硬件）也已经明显改善，已经逐步与国际水平接轨。但为什么还是办不好大学？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创新能力仍旧不理想？我认为，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大学的本质亏欠状态，未能实现大学的自由本质。

三、必须通过制度来保障大学的自由

上面讲的是大学的自由理念。其实这方面的道理不难懂，难在如何贯彻和实现，如何付诸行动。我认为，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大学的自由。

本人1980年上的浙江大学，学的是地质学。1984年大学毕业后迄今已有三十多年，我的人生轨迹可以用下面的大学名称串连起来：山东矿业学院（现改名为山东科技大学）（3年）、浙江大学（2年）、南京大学（2年）、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5年）、浙江大学（3年）、德国伍泊塔尔大学（2年）、浙江大学（1年）、同济大学（超15年）。我于1996年在浙江大学当了哲学教授，至今也已经20多年了，无疑是个老教授了。浸淫已久，我与大学已经密不可分，自然会有种种切身的感受和体会。感受上，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也要比现在的中国大学更像大学，至少精神气是有的。现如今的大学呢，恐怕连这份精神气也没了，差不多处于“失魂落魄”的状态。

我们为何办不好大学？根本原因之一还是我们的大学组织的管理问题。凡组织必有制度，必有管理。我个人以为，一个好的组织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组织内部人人都知道谁是“最高领导”；二是要有一套制度来限制这个“最高领导”的权力。我这个想法可能比较土气，但我以为这正是现代治理的要义所在。有了这两点，一个组织才能有序、有效地运转。

本人不才，这些年在小范围内做了若干学院学术管理方面的试验，效果良好，在此愿意做一次简介。2002年我调入同济大学任教，成立了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开始时因为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当时全校最小的研究所），所以无所谓组织和管理事务；两年后我们组建了哲学与社会学系，我担任系主任；又两年后（2006年）我们组建了人文学院，我被全体教师选举为院长；四年后再次被推选为院长，直至2016年卸任。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这十几年中，我自然不断地面临组织和管理的问题。

在我们院里，“最高领导”是明确的，就是暂时由我担任的院长——申明一下：我这个院长是全体教师选举（无候选人选举）出来的，因此是“合法的”。同样值得庆幸的是，在我的主张和推动下，我院实施了以教授委员会为核心的民主管理制度，从而有效地限制了“最高领导”的权力。教授委员会是怎么产生的？是全体教授在每年春季学期开学第一天通过无候选人选举而产生的，比如我院现有28位在职教授，在春季学期开学第一天下午两点半，全体教授集中，每人领一张票，上面有28位教授的名字，并不讨论，各自打圈投票，当场唱票，产生本年度的教授委员会（11人或13人）。所以这个教授委员会也是“合法的”——所谓“合法的”，我的理解就是传达和体现民意的。

如此，我院组织和制度变得相当简单明了。实体运作的其实只有两个组织：一是“院务委员会”，由行政和党委组成，由院长担任主任；二是“教授委员会”，由院领导之外的教授担任主任。合法的“最高领导”加上合法的“教授委员会”，这是我院得以简单明了地运转的制度保证。

这套制度有多好？我不想多说，只讲两点：

其一，院长好当了。以我理解，大家选我当院长，就是把部分权力“让渡”给我了，所以我成了学院“最高领导”，许多时候大家就得听我的；但如若我没有负责任地使用好大家“让渡”给我的权力，那么我就对不起大家，大家可以启动程序把我免掉。再有，既然我的权力被教授委员会限制了许多，那么我所担当的责任自然也减轻了许多。在我们院里，日常管理上烦人的事不少，但人际关系简明，难缠添堵的人事不在多数。以前数量众多、多半匿名的举报信消失了。

其二，大家服气了。本人任院长十一年，每年都要评职称，但事前事后，从未有候选人给我打电话求关照，问教授委员会主任，他也说没有过这种情况（这一点我不敢保证）。这是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件事。为此我曾在一次全院教师大会上对大家表达了感谢——是真心的感谢，是为了信任的感谢。我想，一个制度让人服气，这就成功了。

有关部门也已经意识到了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眼下正在让一些大学（包括本人所在的同济大学）起草“大学章程”。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我是乐见其成的，而且也参与了本校章程的起草过程。我在本书中之所以把我主持起草的一些学院章程和条例公之于世，并不是要张扬自己和自己的学院，而是想让有心的局内、局外人来批评我们，特别是希望与学界同行一起来探讨大学和院组织的治理和管理办法。

四、要在自由学术与量化管理之间走钢丝

有关学院的“制度设计”，在此不妨再讲一讲。记得同济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刚刚成立时（更准确地讲是“恢复”，因为早在1946年同济大学就有哲学系），甚至在人文学院组建后头几年，我坚持纯粹的大学自由教育理念，反对量化管理（因为当代人文学术甚至包含着反对量化管理的任务），既没有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要求，也没有教师科研工作量的要求。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好多教师，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博士讲师，连续好几年少上课（极少数甚至不开课），也没有发表学术成果。我心里想，我们的制度给大家完全的自由，但同志们却承担——享受？——不了这种自由。可见完全的放任肯定是不对的。

因此，在最近几年里，我们学院改变了策略，开始设计和规定教师“最低工作量”要求。所谓“最低”，可以说是不能更低了，因为我们的要求是：教授、副教授、讲师每周必须分别完成4、5、6个课时的教学任务，每天分别要写90、60、30个字（意思就是：教授每年要完成3篇论文，副教授要完成2篇论文，讲师要完成1篇论文，著作、编著和译著均可折合）。有一回我在全院教师大会上说：如若不这样做，那么几年以后我不当院长了，我院一些青年教师也在这几年里因为没有制度面的压力而荒废掉了，成了一堆堆“垃圾”，于是大家反思为何如此糟糕，最后得出结论，一致认为是当年孙某人当院长的时候放任大家的结果——这时候，我大概只有偷偷哭的份了。

这实在是没有法子的事了。对人文学术的量化要求根本就是一个十分恶劣的要求，现在却成了学术界的普遍追求。权威期刊、C刊目录、影响因子、省部课题、获奖项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形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量化评估体系。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生前只出版了一本译成中文后四五万字的小书，论文好像是没有的，他要是到了中国大学，恐怕是当不上教授了。另外，一首诗可以跟一篇论文比吗？一篇长文就胜过一篇短文吗？人文科学的创造性活动是无法用数量来衡量的，这个道理谁都会讲，谁都会懂。然而在我们的管理中，我们又不得不制定一些标准、一些规则、一些要求，甚至不得不提出一些具体细致的量化指标。简言之，我们不得不在自由学术与量化管理之间走钢丝。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我们处身于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在所谓的“数字时代”，越来越严苛的量化管理是这个时代不可遏制的趋势，我们固然可以抵抗，但根本上难逃此命。

自由永远是有约束的自由，无度的自由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如何在大学制度上体现出来，大约始终是一道难题吧。难就难在：既要在制度上保证大学组织内部最大限度的自由，又要通过制度来约束这种自由，防止这种自由失于无度。

五、大学是为未来的，是以未来为定向的

最后我想来说说大学的未来性。我的说法是，大学是为未来办的，大学必须面向人类未来生活的可能性来建设。很不幸我们在这方面也做得好差。首先，大学的专业目录被固定起来，按照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来划分和设置，而且被搞成全国统一的。其次，大学里的课程和教材也被固定起来，如果只是通识课程要采用固定教材，这似乎尚可理解，但现在甚至要求我们提供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课程教材，这就完全是胡闹瞎掰了——研究生教学是要随导师（教授们）的最新研究一道推进的，哪里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教材呀？

学科专业被固化，课程教材也被固化，你说我们的大学还可能有活力吗？我们的大学还可能对现实和未来做出回应吗？

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最近一两个世纪里，人类文明的基本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所谓“前所未有的”，我的意思是“转折性的”或“断裂性的”。文明当然总是在变变变，但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发生的人类文明变局，却是根本性的，甚至是终结性的。其中核心的一点是：技术统治压倒了政治统治。在传统社会里，无论何种社会制度，都是政治制度，都是一种政治统治形式。但随着20世纪的技术进展，特别是飞机、核武（原子弹）和网络的出现，现代技术以其无可阻挡的方式改变了社会现状，成为人类文明中居主导地位的统治力量，致使传统价值秩序瓦解，知识和文化体系崩溃。看不到这一点，我们便无法真正把握今天的生活世界和未来的人类生活。

进一步，我们也必须看到，主宰性的现代技术正以加速度（而不是匀速）重塑和改变人类文明。现代技术工业四大要素，即核能核武、环境激素、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不但使人类自然力加速下降，而且有可能使作为自然物种的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现在已经被广泛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将成为“最后的人类”？或者，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一种新型的非碳基生命的出现，而这种生命形态是否还可以被叫作“人类”？凡此种种，现在都已经成为“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的新问题。

技术人类生活世界之变引发教育和大学之变。在这样一种由技术主导的新世界图景中，我们的大学，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知识，都面临重新洗牌、重新改造、重新启动的任务。如果说传统大学制度和知识体系适应的是“自然人类文明”和“自然人类生活世界”，那么，未来大学将是对应“技术人类文明”和“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的新大学。

英国天文学家马丁·里斯在《人类未来》中写道：“日常工作和终生职业的普及，将会大大刺激‘生涯学习’。基于教室和课堂教学的正规教育，可能是全社会中最为僵化的部分。” 这里所说的“生涯学习”有点莫名其妙，有可能是翻译上的问题，我猜测应该是“终身学习”。无论如何，里斯的判断是准确的，今天的教育（不仅是大学，不仅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容易保守的体系，无论教学内容还是教学形式都未能与时俱进，适应文明大变局。可以预计，如果不思进取，那么今天的教育体系、今天的大学和学院，其未来命运将无异于昔日的教堂和教会。

作为人类知识文化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大学的当下和未来使命将更伟大，也更艰难。之所以大学的使命将更伟大，是因为大学是新文明的主要推动者、构造者和批判者；之所以大学的使命将更艰难，是因为大学将不得不进行一次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改造和自我设置。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想说：大学是为未来的，大学是以未来为定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