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重启一种本源性的诗—思关系

从尼采出发，也从后来的海德格尔出发，我们最后就可以提出和考量两个概念：“艺术文化”与“哲学文化”。首先，在这里我们是从文化形态学上来设想和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我们把它们看作两个方向性（指向性）的概念。所谓“艺术文化”（“诗性文化”）指示着文化的上升区域、创造／开显的空间，而所谓“哲学文化”（“思性文化”）则指示着文化的下降区域、保守／持守的空间。上升与下降、创造与保守，在这里当然都是中性的词语，并不含有贬褒之义。如若一味“上升”而不“下降”，文化就失之轻佻；反之则趋于僵化。如若只有“创造”而没有“保守／持守”，文化就会动荡和流失；反之则会失去活力。每一种文化或文明都蕴含着两个方向上的动力，一为“肯定”的力量，二为“否定”的力量；用20世纪哲学的用语来讲，一为“建构”的力量，二为“解构”的力量。

其次，与文化形态相对应，我们也可以从人类的文化活动方面来设想这两个概念，这就是说，我们把艺术与哲学——“诗”与“思”——看作人类的两种基本活动方式或文化姿态，而“艺术文化”（“诗性文化”）和“哲学文化”（“思性文化”）就是与这两种活动方式相配合的。在这里，“诗”（Dichten）和“思”（Denken）是两个动词（动名词）——这是海德格尔最喜欢的用法。显然，“诗”的特性是“轻扬”，是“冲动”；而“思”的特性是“凝重”，是“审慎”。“轻”与“重”之间，“冲动”与“审慎”之间，自然也并不含有价值判断的意味。“举轻若重”或“举重若轻”的确都算得上是真正得体的文化姿态，旨在把“诗”与“思”贯通起来，但同样也没有否认两者各自的特性。

艺术文化与哲学文化、“诗”与“思”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文化的一种根本关系，文化或文明的一些深层问题都应该落实到这种根本关系上来解答。另外，我们这种二分法并不是想制造“二元论”，相反地，是力图解脱传统诗学和哲学中的“二元论”，因为在我们看来，艺术文化与哲学文化、“诗”与“思”之间并不是截然敌对、势不两立的双方，而是一种差异化的交织关系，或者如海德格尔喜欢说的，是一种“亲密的区分”和“友爱的争执”，海德格尔也把它表达为“二重性”（Zwiefalt）。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反复思索的“二重性”并不是“二元论”。“二元论”本质上属于二元对立的同一性思维模式，而“二重性”则是强调二元差异化运动的非同一性思维方式。进一步，我们还认为，旧诗学和旧哲学之所以没有走上正道，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看不到艺术文化与哲学文化、“诗”与“思”之间这样一种分合之缘，或者说，未能对这种分合之缘做出公正适当的调理和调校，即尼采所谓的“协调驯服”。

由上可见，对于早期希腊的艺术—哲学、诗—思的关系问题，尼采的确作了深入而独到的思索，虽然还不免凌乱，也还不免模糊，但他的思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尼采之前，处于西方主流思想史之外的一些思想家如维柯、哈曼等人曾在这个题目上做过努力，但他们基本上还停留在“感性—理性”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框架内。尼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这种思想框架，他更多地从文化学（文化批评）角度来理解艺术和哲学的特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看到了两者的区别，特别是两者在文化功能方面的区别，但同时也主张艺术与哲学的协调乃是文化的理想状态。在这方面，尼采的基本不足是：他并没有真正坚持这种理想，而倒是倾向于认为只有艺术才能解决现代文明的危机——虽然在尼采思想的中期，即所谓尼采“实证主义”阶段，他也曾降低对艺术的地位的评估。

在开创新思想的事业中，我们时代的思想家往往走了极端。在尼采之后，海德格尔是一位难得的坚持“公正”的思想家。 说到“极端”，我这里也顺便插一句。虽然“极端”有利于“深入挺进”，显出思想的犀利力量，但无论是思想的实事还是文化的实务，都要求我们“执两端而用之”。纯粹“极端”是不可“用”的，可“用”的是“中道”，“中道”才是正途。“中道”才能体现思想的“公正”（据海德格尔的解释，“公正”原是尼采的“真理”概念），才能要求尼采所谓的“驯服”和“抑制”。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特别需要弘扬的是“中庸之道”。

在我看来，艺术文化—哲学文化或者诗—思关系问题在现代的凸显（通过尼采、海德格尔以及其他现代思想家们的努力），乃是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大事件。它在文化学上的基本意义就在于，作为西方主流传统的哲学—科学文化在现代已经渐渐失去了唯我独尊的地位，以柏拉图主义为实质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正在走向“终结”（亦即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的终结”——“完成”），现代西方文化中产生了一些新的元素和倾向，它们促使现代人重新理解艺术文化与哲学文化、“诗”与“思”这两个基本的人类文化因素和人类生存向度，从而为自己寻找到一种合乎命运的生存可能性。

在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历史”意义上，现代人的这种重新理解首先就意味着对“第一开端”（早期希腊文化）的“回复”或“重演”（Wiederholen）。而对于早期希腊艺术与哲学关系的清理，意图并不在尚古和复古，相反，其目标始终指向当下和未来，始终在于：揭示一种本源性的、前主体主义的诗—思／艺术—哲学关系，从而为后哲学的非主体主义的诗—思／艺术—哲学开端寻找一种可能的类比物——唯如此，我们方能理解当代的哲学艺术化和艺术哲学化的全新文化景观。 iCsJmZWrWqORVfpU+1P+iNK45ykbtiYKygFCPEUA3MxgloRQBdf4TFSlT9K1AJ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