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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欧洲文化的主流传统是哲学的，而不是文艺的。在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奠定基础的欧洲—西方的知识谱系里，哲学一直占据着绝对高位，并且对艺术文化形成暴力压制之势。虽然在尼采之前也有少数的欧洲思想家，诸如维柯、哈曼、洪堡等怪异人物，反对主流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乐观主义的哲学传统，试图重新审视艺术与哲学的关系，但主要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们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多半只具有矫枉过正的意义，而且多半是蔽而不显的，未成主流，并没有在当时产生重大的反响。尼采可以说是第一人，他把艺术与哲学的关系理解为现代文化的一个轴心问题，尽管我们下面也会看到他提供出来的“现代文化治疗方案”仍然具有某种偏激性。
尼采是从分析希腊悲剧时代的文化状态入手进行思考的。这方面的文献材料，主要集中在科利版的《尼采著作全集》第一卷和第七卷上。中文材料尚未完全，除了《悲剧的诞生》和《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之外，还有《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
古希腊之于欧洲具有特殊意义。按照黑格尔的一个著名说法，一经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就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
起于地中海沿岸的古代希腊文明乃是欧洲文化的“本源”。“本源”就是“家园”。虽然经过罗马人对古希腊文化的过于粗暴的接受，
以及后继时代的基督教化，希腊精神却始终保持为欧洲文化的生命主线；近代西方文明的形成，更是以复兴古典希腊文艺（文艺复兴）和希腊理性哲学传统为前提的。古希腊文化，特别是希腊的文艺和哲学，是近代欧洲人普遍仰慕不已的。
这种敬仰的心情在现代也并没有消失掉。只不过，自19世纪中期以来，现代西方思想家们出于对西方文明传统的反思和批判的需要，更多地把目光集中于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时代，其中最为典型者，我们可以举出尼采和海德格尔两位大哲。他们的理由似乎也不难了解：欧洲精神的主体是理性主义的哲学和科学，而哲学和科学的“本根”在古希腊，所以就需要“回到希腊去”，而且尤其是要回到“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时代，就是要从“根”“源”处理解希腊理性哲学精神及其产生。在他们看来，欧洲—西方文明的幸与不幸——在今天甚至就是世界文明的幸与不幸了——都要追本溯源，特别是要到前、后苏格拉底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来加以探讨和解释。这个想法有道理不？
这些现代思想家差不多都设定了一个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完美和完满状态，一个文化和人性的理想状态。尼采甚至这样断言：“希腊人没有发现的许多可能性，现在仍然没有被发现。希腊人发现了的那些可能性，后来又被掩埋了。”
这话可真是说绝了，是一个极端夸张的说法。在他看来，一切归本于希腊。参照尼采在别处的一些想法，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此所谓的“掩埋”，显然是指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的对悲剧时代的希腊文化的遮蔽和曲解。尼采对于希腊文化（特别是前苏格拉底的文艺和哲学）的反思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此已可明见。而后期海德格尔主张“思想”必须实行“返回步伐”（der Schritt zurück），虽然听起来玄奥，或不免消极，但根本上亦是文明史／文化史反省和存在史解析工作所要求的一个思想步骤。
我们看到，尼采侧重思索了希腊悲剧时代的文艺，而海德格尔则更为关注早期希腊的思想。诚然，尼采也思考了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海德格尔同样也讨论过早期希腊的诗（艺术），但两者的主要侧重点的不同仍旧是显而易见的。这两位现代思想大家对早期希腊艺术—哲学（诗—思）的重审和重思，在我看来，恰好可以构成一种“互补关系”。至于海德格尔本人是否自觉到他与尼采在此论题上的这样一种“互补关系”，以及海氏在此课题上的思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尼采思想成果的影响，我们还不好轻易断言，其实，这个问题对于“实事本身”来说亦并非十分紧要。事关宏旨的是，尼采与海德格尔从不同的重点入手，切中了人类文化和历史的一个本源性的问题，即“诗”与“思”的关系问题——以我们的说法，也就是艺术与哲学或者“艺术文化”与“哲学文化”的关系问题。
诗—思的关系问题，或者如我们所言，艺术文化与哲学文化的关系问题，乃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借苏格拉底之口告诉我们：哲学与诗歌的“争吵”古已有之。这种“争吵”看起来还是十分激烈而且公开化的，因为当时竟出现了诸如“对着主人狂吠的爱叫的狗”“痴人瞎扯中的大人物”“统治饱学之士的群盲”“缜密地思考自己贫穷的人”之类近乎骂街的话语。
柏拉图在此指的是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时代）在诗人与哲学家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
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这两类“文人”应该属于当时希腊城邦社会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群，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流行文化中的“文化明星”了。古希腊早期有个叫阿尔基洛科斯的诗人，是希腊的第一位抒情诗人，相传他爱上了某人的女儿，但某人死活不允许女儿嫁给他，他就很是生气，作诗大加讽刺，作完诗到女孩家门口一顿猛唱，致使父女两人都羞愤自杀了。狠不狠？一个诗人能把别人唱死，这是什么状况？现在听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但传说不是无来由的，表明当时诗人是强有力的，也寄托着当时人们或后人对于艺术的理想和要求，是希望艺术有某种强大的力量，甚至要有让人死去活来的神力——的确，后来荷尔德林还称诗人是“半神”（Halbgott）呢。
亚里士多德也记录过一个“明星”故事，他这回说的并不是诗人了，而是哲人赫拉克利特：有一群外来人争先恐后地来探望赫拉克利特，想一睹这位哲学家的伟岸形象和奇异风采，可他们到来时，却看到此公正在烘炉旁边烤火呢，他们大为惊讶，而且感觉到十分无趣和失望，立刻准备往回跑路。这时候，赫拉克利特却叫他们进来，并且对他们说道：“即使在这里诸神也在场（einai gar kai entautha theous）。”
这个看来寻常无殊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呢？显然，即使在赫拉克利特时代里
，哲学和哲学家就已经在社会上占有显赫的地位了，大有替代艺术和艺术家之势；虽然哲学家自己未必见得就自命不凡，但公众却已经喜欢把他们当作人物来炒作了。于是，在公众的追随和包围当中，哲学家为了享有哲学家的名头就好像不得不故作惊人之态了。这也许正是哲学和哲学家的命运吧。赫拉克利特说：“即使在这里诸神也在场”——公共意见是不是也会把这话当作故作惊人之态呢？看起来，哲人与民众的“对立”是由来已久的了。
学者们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希腊文化发生了从“文艺时代”到“哲学时代”的一大转变。这种看法大体上是合乎实情的。古希腊历史上确有文艺繁荣在先、哲学发达在后的事实。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希腊的文学、音乐、建筑、绘画、雕刻等艺术样式都已经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而哲学则是在公元前4世纪才开始成形、繁荣的。如若限于文学来讲，希腊文学的各种形式在公元前5世纪之前都已经先后达到了全盛期。最早是神话和史诗，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就已经达到鼎盛；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是希腊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时期；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悲剧达到了繁荣期。之后，在柏拉图时代以及之后的希腊文化中，几乎再也没有出现伟大的诗人和悲剧作家，而只还有一些喜剧作家了（从悲剧至喜剧的文艺样式转变，对于希腊文明来说有转折性意义）。希腊文艺至此可以说已经失去了它的辉煌，希腊人的诗性创造力渐渐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哲学和科学的事业和成就。
举个例子来说，传说中的盲诗人荷马活动于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而同样传说中的“哲学之父”（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的盛年期则在公元前590年，比传说中的诗人就要晚得多了，也比有史料记录的诗人晚出。而且总的看来，前苏格拉底的早期思想家（通常所谓的“早期自然哲学家”）在数量和影响上，也是明显不及早期诗人的，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不可完全归咎于史料记载和认知方面的欠缺，而必须从文艺（诗）与哲学（思）的各自特性以及两者的关系入手来加以探讨。
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前苏格拉底的思想家们（哲学家们）对诗人们确实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我们看到，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04年或前501年）有两个残篇攻击诗人，其中一个残篇阴阳怪气地指责诗人赫西俄德：“赫西俄德是很多人的老师。他们深信他知道得最多，但他却不认识昼和夜。本来就是一回事嘛！”（残篇第五十七）另一个残篇斥责诗人荷马，语气更显得“凶狠”了：“应该把荷马从赛会中赶出去，并且抽他一顿鞭子，阿尔基洛科斯也是一样。”（残篇第四十二）爱利亚派的哲学家克塞诺芬尼（约公元前565—前473年间）的一个残篇则直接道出了诗人们的不端行径或罪责所在：“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间认为无耻丑行的一切都加在神灵身上：偷盗、奸淫、尔虞我诈。”（残篇第十一）
众所周知，荷马是传说中最早先、最伟大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则是希腊文学中第一位有真名实姓的伟大诗人，其地位仅次于荷马。这两位诗人可以说是灿烂辉煌的古希腊文艺的象征，但竟然在早期希腊的思想界受到如此严重的敌视，诚如现代美学史家鲍桑葵所言，“古代宗教的优美文学在最睿智的早期哲学家中竟然遭到毫不留情的谴责或寓言式的曲解”，
着实匪夷所思。持有悠悠怀古心情的现代人几乎难以同情和理解这样一种敌视态度。或问：这种敌视态度的原因何在呢？为什么早期思想家要攻击早期诗人？难道生活在希腊辉煌艺术世界中的早期思想家都是一些诗歌和艺术的白痴吗？早期希腊的诗—思之争（柏拉图所谓的诗歌与哲学的“古老争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人们一般是从神话与反神话的角度出发来说明早期希腊时期的诗—思之争的，认为早期诗歌的基本成分是神话，而早期思想／哲学一开始就是以非神话性的形态出现的，所以两者势必构成冲突。我们先有必要对这种通常的解释做一番简介。
我们知道，与其他古老文明类似，希腊文学的最早成就也是神话和史诗。希腊神话最初主要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古希腊人“口头流传”或“说唱文化”的高强本领（所有古老文明均有此现象）；后散见于《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神谱》以及古典时期的其他各类著作中。古希腊神话主要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荷马的两部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成了后来希腊城邦时期公民教育的基本材料，希腊人从中汲取知识，接受教化。古希腊文艺充满了神话内容。希罗多德有一句名言：荷马和赫西俄德创造了希腊的神谱，并且决定了希腊信仰的诸神的形态和属性。一方面，早期艺术的神话内容并非诗人和艺术家们的臆造，而是渐渐摆脱了野蛮状态的早期民族心理的反映；而另一方面，这种民族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又离不开早期的天才诗人。这些早期的天才诗人创造了一个“美的世界”，共同铸造了早期希腊人的生存形式和生活世界。
鲍桑葵指出，希腊诗歌和造型艺术的创立可以被看作介于“民间实用宗教”与“批判性的或哲学的反思”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
一方面，哲学的反思也只有在早期诗人创造的世界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而另一方面，“反思”的特性就是批判性，它必须对早期艺术以及由之规定的早期希腊人的生活世界做出批判性的分析。在这种意义上讲，哲学与艺术——思与诗——必然要呈现为一种对抗和冲突。
早期希腊思想家对于早期艺术的态度，似乎主要表现为对艺术中的“神人同形”的内容的敌视，例如对荷马、赫西俄德的攻击。“在诸哲学学派之前或以外，希腊人的观念世界完全没有二元论的色彩。”
希腊人把各种事物都看作同质的。神并非超自然的、无形的，相反地，神的真身就是人形。所以，谢林曾指出，在荷马的诗歌中没有超自然的力量，因为希腊的神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正是由于没有这种二元论的观念，希腊艺术世界中的神是多神／诸神，而非一神。然而，哲学和哲学家的追求和主张则与此相反。最早的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就已经形成了“一切是一”或“一是一切”的直观经验。
爱利亚派的一神论主张和关于“存在—非存在”“知识—意见”的区分，实际上已经开创了本质—现象的“二元论”的观念传统。在哲学的这样一种生长过程中，必须要发生对艺术世界的冲突抑或“超出”。
对此问题，鲍桑葵还提供出另一种解答。他认为，艺术再现的诗意方面，亦即创造性方面，之所以没有能够在古代希腊受到应有的重视，个中原因有二：首先，一切思考力不成熟的人都往往按照实在性和功利性来进行评判；其次，希腊人对任何不能用可见方式加以模仿的事物都不予相信。
不过，鲍桑葵这里的想法能否成立是可以怀疑的。他实际上先已预设：在人类精神史的进步链条上，古希腊文明相对于现代文明是较低级的阶段。现在看来，这样一个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假定当然是有问题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思想史上对前苏格拉底的诗—思之争的解释多少都带上了一点后苏格拉底的色彩，许多解释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是可以质疑的。讨论的困难也在于材料的缺失，因为可资利用的文献多半是后苏格拉底哲学家们记载下来的，也就是说，是经过后苏格拉底的哲学家清洗、加工过的。因此，如何构造一个关于前苏格拉底艺术文化与哲学文化之关系问题的解释空间，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了。也许在这里，光凭借知识和材料是不够的，更需要的是思想的胆识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