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次见到“王六郎”，也在夏季的一个下午，也在三点多的时候；与第一次不同的是在我家里，他坐在双人沙发上，旁边坐着他母亲，一位五十几岁、容颜保养得极好的女士。特别是她那双手，白皙如瓷，给人一种看去不真实的感觉，肯定连家务活都许久没干过了。她穿着得体，上衣啦，裙子啦，鞋啦，包啦，显然并非从一般商店买的。她给我的熏过香的名片上写着她是室内家装设计公司的总经理。我随口问了一句她那公司有多少人，她矜持又低调地说不多，才二十几人，是由她丈夫任董事长的什么医疗器械经营公司分出来的一个子公司，由她全面负责而已。我觉得两类公司风马牛不相及，却没说出我的困惑来。

“我的公司人虽不多，在京城的业内还是有些名气的，某些影视明星和歌星的豪宅是我的公司装修的，今后您和您的朋友如果有需要……”

她说以上话时坐得更端正了，脸上也流露出了几许成功女性心理上的优越感。

“妈，别说那些行吗？”

她的儿子低声打断了她的话。那时，“王六郎”刚喝一口矿泉水。他们母子无须我待茶，“王六郎”带来大半瓶矿泉水，而他母亲带的是保温杯。他打断母亲的话时并没看她，打断后也没看她。并且，语气分明是不满的，尽管他那短短的话是低声说的。在他母亲略露愠意一时怔住之际，他开始翻一厚沓用夹子夹住的A4纸，那些纸上印着他写的诗。

那女士虽是“王六郎”的母亲，我却怎么也对她热情不起来。我不喜欢她身上那股子高人一等似的优越劲儿。尽管我是主人，她是客人，而且是坐在我家的沙发上——即使在她不说话时，在她默默打量我的装修简单，家具不但都很一般，而且都已很旧的家时，她内心里早已习惯成自然的那股子优越感也还是难以隐藏。特别是，当她不说“我们公司”而说“我的公司”，不说“北京”而说“京城”后，我觉得自己对她的不佳印象难以改变了。如果我和“王六郎”几年前没有过那么一种“交情”，我是不太欢迎那么一位女士成为我家的客人的。是的，我不但将自己和“王六郎”几年前在一处立交桥的阴影之下愉快地交谈过十几分钟那件事，视为大千世界中的一种老少缘，还一向视为一种交情。当然啰，他们母子成为我家的客人，乃因我与另外几个人的交情在起作用——他们母子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什么亲戚！所谓“人际”往往便是如此——两个人一旦成了朋友，不但各自的朋友不久也成了朋友，连“朋友的朋友”们，后来也往往会成为朋友，甚至可能比与起初的两个朋友之间的关系处得还亲密。几天前，我的朋友的朋友与我通话，说他的朋友的亲戚的儿子是位青年诗人，希望当面得到我的鼓励和指导。

我问：“专业的还是业余的？”

他反问：“现而今还有专业的诗人吗？”

我说：“已经没有了。”

他说：“你问得多余嘛！”

我又问：“什么样的青年？是高校的学生还是已经参加工作了？”

他又反问：“有区别吗？跟诗有直接关系吗？”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他承认他也不清楚，但不愿在中间传话了，只能由我当面问了。

我说：“我是写小说的，对诗是外行。”

他说：“在我们真正的外行看来，你们都是文学那个界的人，总比我们内行吧？这事儿你必须认真对待，而且要表现好点儿。别忘了不一定哪一天，你也许又会求到人家！”

他说的“人家”也就是他的朋友，是北医三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位内科主治医生，北医三院不但离我家最近，还是我就医的定点医院。对于他的提醒，我缺乏不认真对待的底气。

于是“王六郎”母子就出现在我家里，坐在我对面，而我以招待上宾的礼节招待之。

起初我并没认出“王六郎”来。毕竟，我与他立交桥下匆匆一别后，已时隔三四年没见过了。他仍穿制服、短裤和T恤，但脚上却随随便便穿了双拖鞋，还剃过光头，刚长出极密的一层黑黑的头楂。他坐得也特端正、特安静，不主动说话。他为自己那些打印在A4纸上的诗定名为《无聊集》，三个黑体大字下边是他的网名“王六郎”，括弧内打印的五个字是“真名王任之”。下边一行字的字号与集名的字号相比，小得反差分明。

“王六郎！”

顿时，我连对他母亲也有了亲近感。

“六郎，居然是你吗？太使我意外了！”

我有点儿激动。

他困惑地定睛看我，仿佛不明白我何出此言。

我启发他回忆：“忘了？三四年前，在离南站不远的地方，一座立交桥下……”

他竟摇头，仍定睛看我，困惑漫出双眼，弥漫在他脸上。

我大惑不解了——他临行前，不可能不知道将去谁家嘛！

“阿牛，想起来没有？”

他又摇了一下头。

这我就无可奈何了，并且没法从他的表情得出结论——他究竟是成心装出从没见过我的样子，还是真的完全不记得了？

“梁老师您……以前认识我儿子？”——他母亲也困惑了——不，她脸上的表情证明她内心里充满了疑惑。

“妈！你问得有必要吗？”——他又对他的母亲不满了。这次说话时扭头瞪了他母亲一眼，他母亲被那一瞪，内心里显然生气了，笑笑，拿起保温杯喝了口水；我从她的眼里洞见了一股隐怒。

我只得讪讪地说：“是我认错人了。老了，记忆常出差错了。”

说完，我向“六郎”要过诗集，戴上老花镜，低头看了起来。按说，他或他的母亲，应先将诗集寄给我，待我全部看完再约见我，可他们母子并没那样（也许都是急性子吧），并且已经成了我家的客人，已经端坐在我对面了，我就半点挑理的意思也没流露。好在不是小说而是诗，并且多数是古体，七律、五言绝句之类，翻几页看几首，讲几句勉励的话，指出某方面还有待进步，这么做了也算完成朋友交给的“任务”了。

第一页第一首诗仅两行，题为《自嘲》：

螳螂误入琴工手，

鹦鹉虚传鼓吏名。

“六郎，啊不，王任之，‘无聊’二字你过谦了，是不是已经有些名气了呀？”

我嘴上这么说着，内心已经欣赏起来。古体诗强调“赋、比、兴”。而兴嘛，又强调境界之高远。那两句诗在“兴”一方面虽显格局不大，但在“比”这方面，还是挺有意趣的。

“王六郎”，也就是王任之少女般腼腆地说，名还是有了点儿的，不过其名体现在网上。

“我写诗，主要是为悦己，如果同时也能悦人，对我而言写诗就不无意义了。我胸无大志，有点儿意义又符合个人兴趣的事，我在进行的过程中就愉快。人生苦短，愉快又挺少，比起自寻烦恼来，悦己亦欲悦人的生活态度，也算是一种挺积极的态度吧？”

自从进入我家的门，端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后，“六郎”第一次开口说了那么多话。那番话他说得极畅快，我觉得是他的心里话。

我抬头看他，他母亲忧郁地看我。我郑重地说：“完全同意！”

“六郎”就微笑了，他母亲也笑了。

第二首诗头两句将我震住了：

半截云藏峰顶塔，

两来船断雨中桥。

人在西园山翠里，

斜风细雨度清明。

湖上雾隐巫山脊，

江山对君凝愁容。

一身作客同张俭，

四海何人是孔融。

“哎呀，哎呀，六郎……不，王任之啊，你的诗呢，对不起，请你们允许我吸支烟……”

我摘下眼镜，用目光四处找烟，却没发现。

他母亲惴惴不安地说：“如果孩子写得实在太差，您只管往直里说。他不会生气的，我更不会。”

“六郎”却说：“吸我的吧。”

我接过他递给我的一支烟，他按着了打火机。

我深吸一口之后批评地问：“年纪轻轻就开始吸烟了？这可不好。”

他惭愧地说：“正打算戒。”

他妈却说：“如果你想陪老师吸一支，就吸吧，妈批准了，不必非忍着。”

我说：“我也批准了。”

他笑道：“不了，没那么大瘾。”

而我朝“六郎”竖起了拇指。

他母亲说：“老师表扬你了，那你就干脆戒了！”

我说：“能那样最好。但我这会儿最想肯定的是——王六郎，不，王任之，你这首诗我写不出来！你天生有一颗诗心！这首诗写得很棒，江湖山海居然都写到了，第二句和最后一句尤其好！总而言之，王六郎，王任之，如果你能持之以恒，在诗歌创作方面是很有前途的！……”

我夹烟的手发抖，年纪老了，什么毛病都有了，稍一激动手就抖。那时的我，仿佛伯乐意外地发现了千里马。

“谢谢老师肯定，我那不过就是写着玩写出来的一首诗，在苏杭旅游时触景生情……”

“六郎”那时的表情相当平静，只不过脸上闪过了一丝具有嘲讽意味的微笑。那是一两秒内的事。我捕捉到了，但没往心里去。

“这是什么话！儿子有你那么说话的吗？找打！老师您别计较，我儿子一点儿人情世故都不懂，他情商太低，您千万别把他的话当真！”

他母亲也显得颇为激动。

我接着说，希望能看完全部的诗，之后再约一个日子，用更从容也更充分的时间，与“六郎”详详细细地谈他的诗。只有那样，才不枉他们母子登门讨教的诚意。

那时，我这个门外汉，似乎是“诗圣”“诗仙”了一般。

如果我没说那番话就好了，后来种种令我烦恼的事就可避免了，与我完全无关了——起码对我就好了。好为人师往往会自我打脸，正所谓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我送母子二人出门时，那母亲有意让儿子走在前边。当她的儿子已在门外了，她在门内小声对我说：“我太不喜欢他的网名了，王六郎，听起来多古怪啊，希望您能劝他改改。”

我笑道：“古怪的网名多了去了，他的网名其实挺有文化内涵的。但既然你当妈的难以接受，我会相机行事的。”

当我家只有我自己了，我拿起“六郎”的诗集坐下，将诗集放膝上，又吸着一支烟，低头看着《无聊集》三个字，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思。

那个“王六郎”王任之，他究竟是成心装出根本不认识我的样子呢，还是的确忘了我俩怎么认识的了？我俩明明加了微信，他的确将我忘了分明不可能。

那么他又为什么非装出根本不认识我的样子呢？

左思右想推测不出个所以然来。还有，我明明是在夸他的诗，那时他脸上闪过的具有嘲意的微笑，究竟又所为何由呢？

也是越想越违背情理。

索性不想那么多了……反正日后还会见到他，疑惑总能释然的。 q1VqlArq/j1B4h2p4JoRI9fAb1TCAMhweh2NaEkGIo3SczwziStYmgERcat+BB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