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见到那孩子，大约在四年前的夏季，大约。

下午三点多，我拖着拉杆箱走在北京南站附近一条马路右侧的人行道上。很热，虽已到了下午，仍无丝毫爽意。因列车上开空调，我怕凉，穿上了薄绒衣。下车匆忙，没脱，并且连薄西服也穿上了。等候出租车的人排起了长队，调度员说我们那拨排队的人估计得等一小时。这使我甚感意外，不愿等，心想站外也许反而会较快就能坐上车，于是离了站。尽管绒衣和西服是薄型的，一到了外边，还是顿觉身上濡热难耐。若当街脱下两件上衣往拉杆箱里塞，我嫌麻烦。何况，拉杆箱已塞不下了，怕硬塞而弄坏拉链，那岂不太糟了？便说服自己加快脚步往前走，希望能尽快拦住辆出租车。不一会儿，汗流满面，内衣湿矣。马路上驶来驶去的出租车不少，一半空车，却没一辆因我在不停招手而减速。我忽然意识到，网约时代早已开始，一辆接一辆驶来驶去的空车肯定是别人所约的，它们为路边招手之人而停的时代已成历史。这可怎么办呢？我不会网约，何况我手机上并没下载网约软件。

正犯难，见前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大男孩的背，戴长舌帽，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也拖着拉杆箱。我断定他和我一样是从南站出来的，原因同样是不愿在站内用一个小时等车。

这年头，像我这把岁数的人跟着年轻人的感觉走往往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我的老年朋友常对我这个在新现象面前每每不知所措的顽固分子如此教诲。

于是我加快脚步缩短和那大男孩之间的距离。他穿的是浅黄色制服和短裤，有多处兜那种，短袖翻领衫则是浅蓝色的，中间有一排美观的白浪花；而脚上是一双白网球鞋。暴露的胳膊和腿都很红，显然是晒的。那么，他必定是从某海滨城市返京的。也必定，几天后他的胳膊和腿都会变黑的。

他一直走到一处立交桥的桥洞那儿才站住，而我已走近了他。他感觉到我在紧跟着他了，转身疑惑地看我。

我笑笑，尴尬地问：“这儿容易打到车吗？”

他说：“怎么可能！我在这儿等家里的车来接我。在这儿等不晒，比马路边清静。”

大男孩有一张单纯又阳光的脸，气质聪慧，顿时使我联想到了《聊斋志异》中那些善良而才情内敛的小书生，他们是蒲松龄笔下追求起美好爱情来不管不顾的狐仙、鬼妹们喜欢的类型。

我识人的经验告诉我，向这样一个大男孩寻求帮助是会被耐心对待的，又问：“如果我让家人帮我约车，应该告诉家人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他反问：“您自己不会？”

我不好意思地说：“是啊，落伍了。”

他笑道：“许多老同志都不会，这是你们不必在乎的短板。但你不能将自己定位在这儿，咱俩不同，我刚才说了，我是在这儿等自己家的车，我家里的人不止一次在这儿接我了。没有准确名称的地方，网约车的导航仪是导不过来的……”

他说时，眉目间一直呈现着笑意。分明地，助人对他是件愉快的事。他的口吻和他脸上的表情，使他看起来像一位负有监护责任的大人在向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作解释。

在立交桥的阴影下，他的脸看去似乎更阳光了。

“那……”

虽然我特受用他对我的善待，内心里却不免焦躁。

他左看看，右看看，指着一处有明显的拱形大门的小区说：“告诉你的家人，让网约车到那儿接你。”

于是我与儿子通电话，之后谢过大男孩，与他聊起来。

我以为他是初三生，他说他已经高二了。我猜他是偏文科的学生，他说恰恰相反，他的理科成绩更优些，考大学也会选择理科专业，只有在高考特别失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选文科的哪一专业。

他的话使我这个在大学教了十五六年中文的人颇窘。

他看出来了，笑问：“您是大学老师？”

我说：“曾经是，教中文的，退休了。”

“哈，请原谅，希望没伤害到您的尊严！”

他笑出了声。一种开心的笑，其声不高，却爽朗。

我受他那笑的感染，也笑了。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儿子打来的，说只提供一个小区的名称约不到车，还须提供什么街或什么路。

我不知南站属于什么区，而我站在什么街或什么路的立交桥下，大男孩竟也不知道。

“老师别急，我立刻就能替您查到，分分钟的事儿。您穿得也太多了啊？起码可以将西服脱下搭手臂上吧？您那样儿我看着心疼！”

他掏出纸巾包递向我，我擦汗脱西服那会儿，他快速地在手机上查我们所处的位置；我因为遇到了他庆幸不已。

儿子用短信告知我，已替我约好车了。

大男孩说：“您应该转移到小区大门那儿去，您儿子替您定的准确位置肯定是那里。”

我说：“不急，还有五六分钟呢，陪你说会儿话，你怎么对我称呼您、您的？”

他笑道：“您是长辈嘛。”

我说：“可你还开始叫我老师了。”

他说：“您曾是大学教授，我是高二学生，称您老师太应该了呀。”

脱下西服后，我身上不那么热了，约好了车心里也不焦躁了，于是我们之间进行了以下愉快的对话。看得出，有个人陪他说话，也正符合他的心愿。

“你根据什么认为我是教授？”

“您自己说您曾在大学教书嘛。到了您这种年龄，普遍而言，退休前都会熬成教授了。”

“熬”字由一个大男孩口中说出，使我脸上有点儿挂不住。

他看出了我的窘态，立刻道歉：“对不起，用词不当，应该怎么说好？‘修成’？还是‘进步成’？”

我也看出，他那种一本正经的虚心请教的样子是装的。那会儿，这阳光大男孩表现出了他调皮的一面。

我没正面回答他的话，而是问：“一个陌生人对你自称曾是教授，你一点儿都不怀疑？从小到大，没人告诫你别和陌生人说话吗？”

他郑重地回答：“您问的是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小时候，我爸妈都告诫过我，千万别和陌生人说话。小时候姑且不论，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朗朗乾坤，光明世界，一名高二男生居然不敢和陌生人说话，他将来的人生还有什么出息呢？如果中国这样的青年越来越多，中国的将来岂不堪忧了？再回答第二个问题，我是很有一些识人经验的，我对自己的经验也很自信。从面相学来看，您绝不会是一个可能对他人构成危害的人。”

我也笑了，如同当面受表扬。我虽老了，对于受到表扬还是挺开心的。

和这个路遇的阳光大男孩闲聊，的确使我愉快，遂又问：“你对我一直称呼您、您的，而我却一直称呼你、你的，你没有任何不平等的感觉吗？”

他的表情又郑重起来，像大学生毕业前经历论文答辩似的，以一种胸有成竹的口吻回答：“这是一个伪命题，也可以说是一个陷阱问题。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早已成为人类关系中约定俗成的一般礼貌现象，又一般又普遍。如果在咱俩之间居然反了过来，那么……”

“那么怎样？”

“那么只能是以下情况，我为主，您为仆，而主仆关系是人类封建关系之一种，封建关系才会使人产生不平等的感觉。不过，值得思考的倒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动力，使全人类在您、你的称呼方面，形成了完全一致的共识？老师，您怎么看？”

他期待地注视着我，那时他脸上有种求知若渴的表情，我任教时偶尔能从学子脸上见到的表情——偶尔。

和这样一个大男孩说话，不但愉快，简直还十分有趣，我享受。

然而他的手机也响了。他接时，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她开的车快到了。

大男孩通完话，向我伸出了一只手：“那么……”

倏忽间，我觉得我已喜欢上了他，竟有点儿不愿握过手一走了之。

“先别……我的意思是，咱俩加上微信怎么样？”

我这么说时，脸红了。自从我也开通了微信，第一次向人提出这种请求。

他收回手，意外地张大了嘴，用略显夸张的表情无声地说：有必要吗？多此一举了吧？

“我希望交你这个小朋友……”

我自己都觉得我的话几近于倚老卖老。但话既出口，倘遭拒绝，岂不是走得太没面子了吗？为了顾全自己的老脸，我冲他耳边小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怕他还是对我一无所知，又厚脸皮地说出了我的几部代表作。

“哈，哈，太像小说了吧？让您高兴一下，我看过您的作品！……”

他的上身旋转了一下，那是许多人高兴时的肢体语言。

该我说“那么”了，趁热打铁地掏出了手机。

“我加您吧，会快些。要是让我妈看到我和陌生人如此亲密的样子，肯定大吃一惊的……阿牛？您的网名太好记了！”

我见自己的手机上显示他的网名是“王六郎”，不禁再问：“《聊斋》中那个王六郎？”

他说：“对！我特喜欢那一篇。《聊斋》中关于男人之间情义的故事很少，《王六郎》那篇可视为佳作！不多说了，您约的车也该到了，您快到马路那边去吧！要走斑马线，老师别闯红灯呀！……”

结果我俩并没握一下手。

当我站在马路那边的人行道上了，转身回望时，他妈妈开的一辆宝马X5已停在他跟前。

“阿牛再见！”

他朝我摆摆手，坐入宝马了。

但我后来并没通过微信与“王六郎”交流过，一次也没有。我既无那种习惯，也找不到什么可与一名高二男生交流的话题。再说高二正是高考前发奋苦读的冲刺阶段，我不忍滋扰他。但我承认，有那么几次，在较闲而又心情好时（人在闲适之时心情大抵是好的），受好奇心促使，点开过他的微信。他的微信内容甚少，仅有几段读书心得。给我留下印象的却不是他的读书心得，而是他开出的一份歌单，列出了他喜欢听的一些歌——《黄土高坡》《信天游》《天边》《鸿雁》《草原之夜》《乌苏里船歌》《沧海一声笑》《涛声依旧》《这世界那么多人》等。

除了莫文蔚所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他爱听的那些歌，也是我爱听了多年的歌。

受他影响，我听了《这世界那么多人》，同样爱听，并且成了“莫粉”，后来听了她不少歌，都爱听。

至于“王六郎”关注过我的微信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即使点开过也等于白点，因为我的微信如同一张白纸，我从没往微信上发过任何文字，也从没转发过别人的任何内容——至今仍是白纸一张。

然而我每每回忆起认识“王六郎”的那一个夏季的下午——那条北京南站附近并不太宽的马路，那处小区的拱形院门，那座车辆可转弯的立交桥下的阴凉，都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每当我忆起时，耳边就会响起莫文蔚的歌声：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人群里敞着一扇门…… h9yXyXdbSaHGkKAhK3eD2SRgV7GN2CMvq/WXJ+kMbsnoP+wNNTW2S6YnD4kuXvq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