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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贞（1938—），浙江省绍兴市人，1965年毕业于浙江中医学院（现浙江中医药大学，下同）六年制本科。毕业分配到浙江省安吉县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1973年调入浙江中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任学院科研处副处长、成教部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妇产科杂志》副主编，浙江中医学会副会长等职。独著和参编中医妇科教材、专著6部，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多次获省政府、省教委、省卫生厅等科技奖。全国第八、九届政协委员，浙江省第六届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我的简历非常简单，一所小学，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在一家综合性医院中医科工作8年，回母校工作直至退休。我与中医结缘近半个世纪，从疑虑、迷茫到信仰、执着，展开了不平凡的人生路，其间的付出是艰辛的。
或许是因父亲患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所以我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唯记父母亲当年的结婚照和墓碑上刻着的父亲姓名。父亲的离去给母亲留下深深的隐痛，所以当我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把喜欢的农学院园艺系志愿全部删去，仅保留了医学专业。接到浙江中医学院录取通知的那一刻，母亲说专业是好的，就是学习六年时间长了些。
1959年至今已走过半个世纪，我对母校的初次感受还记忆犹新。
1959年9月，哪一天报到已经记不清了，但去学校报到的感受不那么令人满意。领取的浙江中医进修学校的校徽挂在胸前低人一等，还不如我们“省立绍中”神气；校舍也远不如绍中，宿舍简陋，食堂犹如破庙；教材是32开的小本子，或是手刻的油印本装订而成，纸质极差。翻开书本见到的是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犹如我老家绍兴的算命先生，这难道就是中医，能治病吗？当时只怪自己的高考成绩逊人一等，才会被这所学校录取。因此，疑虑、玄渺、迷茫之情油然而生，对于中医要背诵内容之多更感到惧怕。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我们学校虽小，条件简陋，但老师对我们的热忱、关心、认真、仔细，犹如大棚，替我们抵挡外界的风雨，让我们不断成长。老师们都有很深的中医底蕴，有的出身中医世家，有的是师承，都是当地有丰富经验的名家。他们从旧社会走来，深知中医在受迫害中求得生存；在被排斥中不断壮大；在险被消灭的浪潮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老师们对中医有很深的感情，还有丰富的治疗经验。他们把这些毫无保留地倾注在我们这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第一代中医学子的身上。老师们板书俊秀清晰整齐，叮嘱我们处方要字迹清楚规范，防止因字迹不清而引起医疗事故。如怀牛膝的“膝”不能写成“夕”，真是细微之处见精神。在老师们的感召下，我们抓紧课余闲暇时间，用废报纸练习毛笔字，学校和平馆楼梯下的陋室成了我们几位同学的习字场所。在老师们的教诲下，现在我们同学的处方字迹都清晰工整。
背诵是中医学习的特有方式，一开始我为背诵那么多内容而感到惧怕，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也渐入佳境。诸如中药、方剂、经络俞穴、重要经文、脉学、舌象等都是每天必背的内容。当时的求是河畔、慈湖边、钟山上，处处都有我们的身影和朗朗的读书声，我们夜读早起，和平馆的灯火彻夜通明。老师们白天辛苦执教，晚间自修时仍到教室巡视，或个别答疑，至今我还清晰地记着那一幕幕。
临床疗效使中医犹如沙漠胡杨，千年不倒，老而不朽。疗效使得中医不断发展；疗效使它深深地扎根于民间；疗效使它赢得了世界的关注。中医学与别的宝贵遗产不同，她发展至今二千余年，从未间断，其发展的枢纽就是临床。因此，安排我们早临床多临床又是老师们一件费尽心机的事情。我们的实习时间是充裕的，既有课间的，又有学完中医课程后的半年集中实习，更关键的是最后第六学年的毕业实习。为安排我们毕业实习，老师们足迹遍及浙江，精选实习医院和带教老师。我毕业实习被安排在温州中医院中医妇科，指导老师是当时被浙江省卫生厅列为本省名老中医继承对象、在当地有较高知名度的经方派吴国栋老师和时方派白仲英老师。当时我对经方时方的概念还比较模糊，只知是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白老师诊病切脉十分仔细，处方全是毛笔字，小楷颇为工整，至今我还保留了二位老师的处方手迹。吴老偏重经方，处方药味简单，少则6味，多也不过11味，用量颇轻，奏效神速，他除研读《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外，还研读《皇汉医学》，擅长活血化瘀法的运用。当时我随吴老师去诸暨东山坞参加社教医疗队，遇一新产发热的妇女，老师诊断为血瘀发热，药用柴芩生化汤，三剂热退，腹痛亦除。这神奇的疗效，更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端正了我的学习态度。
风雨鸡鸣，寒暑六载，传道、授业、解惑者是我们的老师；把我从疑虑、玄渺、迷茫、惧怕中转变过来的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在老师构建的大棚内温馨成长。感谢恩师，我要为健在的恩师祈福。
1965年9月11日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日子，我结束学校生活，接受分配，到浙北贫困山区安吉县第一人民医院报到，分配在中医科。当时院内有62位职工，中医科仅有一位受过中专教育的中医师。报到那天，院长对我说：你是6年制大学毕业的，除中医科的日常工作外，还要参加院内的急诊值班。听到要参加西医急诊值班，我又产生了新的惧怕。在校学习西医课程时因正与浙医大合并，所以我们享受到了优秀的西医老师授课和那里的教学资源，如解剖教师张克劬，生化教师朱寿民，普外教师郑树、冯懿正等。但一年的毕业实习是专门实习中医妇科，没有一点西医的内容。当时听到院长的安排后我真是寝食难安，限于通讯的落后，又无处商量对策，而且到了新单位，也不甘心示弱，怕被人看不起。母亲朴素的日常教诲“本事要多学一点，学了本事是自己的，贼偷不走火烧不了”开启了我的思路，给了我勇气。中医西医都是治病的，有这样的机会让我学些西医的处理能力，我会比别人更强。我也向院长提出随院内高年制西医值夜门诊半年后独立值班，院长同意了我的请求。没过几天，我们响应周恩来总理应届毕业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号召，全部同学回到杭州卫生干校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在三分团留在杭州，参加了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赴海宁庆云桥丁桥的社教医疗队，在那里参加了二期共十四个月的为农民服务活动。十四个月内我顺利完成中医（内、妇、儿、针灸）的日常诊疗、巡回出诊等工作，还随队内西医值班巡回，增强了西医方面的动手能力，向西医请教学习的机会也增多了。十四个月的收获颇丰：首先，我对中医的兴趣不断增加，认识到掌握好中医基础理论是提高治疗效果的关键，初学者必须辨证准确，组方必须立法，对古人的“医必有方，医不执方”有了具体的体会。其次，加深了中医学扎根于民、服务于民的思想，群众需要中医，中医的疗效是中医发展延续的根本。再次，临证实践彻底清除了我对中医的偏见，明确了阴阳五行、四诊、八纲在中医学的核心地位。同时，14个月为农民服务，了解了他们的疾苦，培养了我良好的医德医风；与西医上级医生同吃同住同工作，增进了感情，也提高了我的综合工作能力。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学习相关的西医知识和现代科学诊疗方法，对发展中医提高疗效是很有必要的，切忌故步自封。十四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医疗队工作是我巩固专业思想的再教育。只有打好基础，兼通各科，临证才能得心应手。学习扁鹊“随俗为变”“过邯郸为带下医”。至此，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中医，她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1967年5月，社教医疗队结束后我重返安吉县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经过14个月的锻炼，我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提高，在跟随高年制西医半年的夜急诊值班后，我开始独立夜值。
当时医院中医科的工作量大，任务繁重，中医内妇儿科，甚至一根针一把草，只要能解决群众疾苦的都必须认真去做。记得有一年痢疾流行，我们采集了铁苋菜浓煎灌装后作为院内制剂用药，免费发送；再如用鲜鹅不食草炒蛋退黄疸，疗效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基本掌握了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处理，对于一些复杂病证则列出证候，按轻者先处理，先开2剂药，服完复诊，留有时间向书本求教。书本，临证，再书本，再临证，这就是我当时处理复杂病证的模式。遇典型病证我选方对号入座，从中取得治疗用药经验，这是勤奋中的无师自通。曾治疗一位31岁婚后未避孕且未孕的妇女，其患痛经四处求医，后知县城来了位大学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前来就诊。通过临床检查资料和收集病史，我认为她的痛经不至于导致不孕，限于农村不孕都归责于女方的习俗，她丈夫也从未就诊过；我提出男方必须进行检查。她丈夫在饭店掌勺多年，工作在炉灶边且外形瘦小，对其进行精液检查，结果显示精子数量、存活率和活动力都低下，检查出丈夫不育为其妻解除了多年的自卑和痛苦。我一方面劝其丈夫暂时调离岗位，配合中药治疗，因其长期高温站立工作，火热伤阴耗精，劳伤心肾，难以成育；一方面用益肾补阴填精，补益心脾，活血通络之法，用左归、归脾、知柏地黄、血府逐瘀等配合运用。治疗2个月之后精液检查正常，其妻即受孕。于除夕临盆，年初二自然分娩，取名根年。在基层工作要有医术，更要有良好的医德医风，关心农民的疾苦。
在安吉的8年是我磨炼的8年，是打基础的8年，在无师长相助的困境中，我谨慎从事，虚心求教，胜任了繁重的医疗任务，既做中医又做西医，从未出过任何医疗事故，在县城已小有名气。我的成绩来自对中医的信仰，只有信仰中医，才会去下功夫。
1973年11月，母校浙江中医学院把我从安吉商调入学校妇科教研室。这是我中医事业成长的转折点。
古人以“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警示我们对已学的知识要常用，要有恒心，善始善终。我调入妇科教研室时学院适与医大分开，可谓百废待举，学院门诊部还未恢复。教学与临床性质有所不同，教学必须对本学科的发展史、学科的全面内容与学科的前沿发展都有基本的了解乃至掌握。中医妇科是临床学科，更应掌握有关疾病的处理方法，教材内的有关病种要熟悉，教材外的有关资料要补充，以便开启学生的思路，培养他们的兴趣，所以临床工作不能中断。在请示学院有关领导获准后，我即去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参加每周两个半天的中医门诊，熟悉大城市的疾病谱与当地的治疗方法，拓展自己的思路，累积更多的知识，更好地为课堂教学服务。
1978年学院的附属门诊部重新开张，在原有老门诊部的盛誉下，新门诊部的业务也比较兴旺。因多种原因，当时学院门诊部不是劳保挂钩单位，就诊者多是慕名而来或在劳保单位久治未愈的疑难杂症。妇科的处境也一样，没有轻松的常见病就治，环境迫使我去求索、去思考，处理疑难杂症的能力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锻炼出来的。记得学院对面珠碧弄有一位30岁的女性，就诊时面色萎黄，形瘦，患咳血三月余，已住浙一医院肺科治疗，行支气管镜检查两肺无阳性体征，但咳血未止。因月经量递减而来门诊部就诊。除上述症状外伴大便秘结，时有烦躁，细询咳血遇月经将行时加重，苔黄腻，脉弦。我诊断为“倒经”，因腑气不畅，心烦郁火内炽，肺胃蕴热，气火上炎，伤肺络而咳血，血热伤阴，经血量少而色艳质黏，腑气不畅热邪难泄，诸症不减，血去不能荣面，面色萎黄等。宗《内经》“月生无泻，月满无补”之旨，和中医妇科“倒经”处理原则，经将行以傅青主顺经汤佐入生大黄、决明子、川牛膝、柏子仁通腑泄热排瘀理冲。药后经量增，大便通畅，咳血已减。服药后效果十分显著。相继治疗后痊复，再生育一女。去年因此女患月经病再次来我处就诊，得知其母病26年未再发。
另有一患者，住陆芷青老师楼上，夫妻皆为少数民族，政策允许生育二胎，那年她长女已考入大学，却喜添男丁，高兴异常，旬日不能闭目酣睡。半月后情绪烦躁，时欲摔掷瓷器等物，发出声音越响越好，房内拖鞋避软就硬，以能震动楼下邻居为快，当时陆老已予处理，患者情绪仍不能安定。陆老嘱其夫找我。据其症状乃喜伤心，新产瘀血未尽，证与瘀血有关，我选用王清任癫狂梦醒汤去青陈皮、大腹皮、桑皮、苏子，加琥珀、柏子仁，木通改通草，加紫贝齿、当归、川芎、益母草，镇静安神合生化汤祛瘀，服三剂后情绪安定，已有睡意。后用此方稍随症变化二月后痊复。
《医林改错·癫狂梦醒汤》载：“癫狂一症，哭笑不休，骂罢歌唱，不避亲疏，许多恶态，乃气血凝滞，脑气与脏腑之气不接，如同做梦一般。”1999年，一老妇已72岁，患子宫脓肿已久，颇为苦恼，脓出清稀，经西医妇科检查，排除恶性肿瘤，定期去妇保冲洗。经人介绍来门诊部就诊。据其色脉舌合诊，气虚不摄，与外科阴疡相似。我用王清任《医林改错》黄芪赤风汤，黄芪重用60g，配燥湿健脾排瘀利水之品，后仿傅青主完带汤，服20余剂痊，配合食疗，以鸽肉火腿做菜配饭服而痊。
《医林改错·黄芪赤风汤》载：“治诸疮诸病，或因病虚弱，服之皆效。无病服之不生疾病，其妙处难以笔述，此方治病皆有效者，因能使周身之气通而不滞，血活而不凝，夫人之周身既能气通血活，何患疾病不除。”我用王清任此二方治愈了很多疑难杂症。
处理疑难病证，除要摒弃疑虑，潜心思考，按照中医理论去辨证，抓住主证施治外，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也是进行较长时间施治的关键。在辨证施治过程中告诉患者病情，配合实验室检查，分析治疗步骤，取得患者信任。如一婚后9年不孕女性，患多囊卵巢综合征。曾采用中西医疗法治疗，体重146斤，实验室检查符合病情，基础体温单相，经我先后治疗19个月，月经正常，实验室检查正常，体重减38斤，孕双胞胎，分娩两个健康女孩，家中取名陈本金、陈利息，意为9年的本金利息均已收回。19个月的治疗全用中药，这是中医科学价值的又一明证，也是建立了良好的医患关系，患者支持治疗的结果。
教学需要系统的理论，教师如果自己功底不深，对中医心怀疑虑，如何能使学生热爱中医？教师如果临床处理不力，又如何在课堂上发挥自如？因此，我们应该重读《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加深理论基础，掌握治疗方法。我读书的方法是实用主义，以课堂及临证之需而索取。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这段经文是讲述女子月经生理时必讲之经文。我引述了1978年11月至1980年2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对13万妇女月经生理常数的调查结果：女性初潮年龄最小9岁，最大21岁，平均15岁；农村16岁，城市15岁；上海15岁，广东14岁，西藏17岁。结论与两千年前的经文叙述非常相似。
又如月经失调患者常有面部肤色改变或痤疮满布，为了给学生系统讲解，我从《内经》中找根据，找治疗大法。《素问》《灵枢》共有162篇，其中28篇中有关于皮肤色泽、神形、五色与脏腑经络的关系的叙述，对生理、病理乃至治疗预防都有较为完整的描述。若稍加整理，辅以现代医学检测，就可以成为面部美容的完整教材。如《阴阳应象大论》之“善诊者，察色按脉”；《邪气脏腑病形》之“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刺热》之“脾热病者，鼻先赤”；《六节藏象论》之“脾，其华在唇四白”；《六元正纪大论》之“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生气通天论》之“郁乃痤”；《上古天真论》之“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至真要大论》之“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而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中外不相及，则治主病”。这些经文在两千年后仍有指导临床实践的意义。《内经》是中医经典，内容博大精深，文字简练而意义深远，故有“言简意赅”之谓。《内经》是中医临床的基础，我们要创新、发扬、求存图强，许多内容需要我们去诠释光大。借助现代科学、现代诊断手段将经文辅以现代特色，发皇经义我们责无旁贷。
我毕业实习时吴国栋老师教我切早孕脉，即重按两手尺脉，指尖仍跳动有神是早孕脉象。随着临证时间的增长，我在这方面也有较深的体会。早在20余年前我请学院门诊部化验室配合检验，结果我切脉诊断早孕（当时最早38天）的正确率在85%以上。为了让学生加深对《内经》的认识，我在课堂上讲授了《素问·平人气象论》之“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配合张山雷《沈氏女科辑要笺正》对该条经文进行阐述，张氏认为“胎元乍结时，气血运行理当有滞，脉象应之而不条达，故其形如豆如珠，一粒突起指下厥之动摇，因谓之动……妊娠之初正是阴阳凝合之时，其应在脉，于是亦露凝结之势。素问脉动妊子一条，其理极精”“结胎数日之间，乃有此象，若为日稍久，则胎孕已有明征，生机洋溢”。张氏还认为“妊娠滑脉必于一二月后，脉动是蕴蓄不行，滑脉是活泼爽利”。沈氏的诠释加深了对素问“动甚”的精当认识，同时纠正了认为孕后一般脉象滑疾流利的偏见。我曾用《伤寒论》麻黄细辛附子汤为主治愈了一位难治的不孕症患者。患者27岁，婚龄5年，有人流史，2001年6月1日在我省妇保院行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结果：两侧输卵管全部显影，远端管腔扩张扭曲，复查片示双侧输卵管远端造影剂滞留，盆腔未能弥散。X光诊断“宫腔无殊，两侧输卵管慢炎，远端积水”。2003年7月10日来我处就诊，当时超声检查提示子宫正常大小，宫腔积血，内强光团（息肉？粘连束待排），左输卵管积水，右卵巢增大，故应首先考虑炎症。两方面检查确定双输积水阻塞无疑。考虑原因在水，患者面色淡白，形体较弱，容易感冒，月经少后期或停2～3月行，色淡，小腹隐痛且胀，便溏溲清，舌质淡胖而嫩，苔白润，脉沉细迟。我选用《伤寒论》麻黄细辛附子汤合桂枝茯苓丸，右归、万氏开郁二陈汤、黄芪赤风汤及寿胎丸等方选择配伍施治，温阳引水，散寒止痛。根据中医理论“水”为病的病因病理及《内经》血得寒则凝，得热则流及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治法，考虑患者素体阳虚，水湿瘀浊侵袭肝肾经络，经水失调难以成孕，故以麻黄细辛附子汤为主方加味，并配合基础体温测试。经过10个月的治疗于2004年5月18日B超所见：子宫前倾大小正常，宫腔内见一直径0.8cm的小液性暗区，双附件区未见包块回声，宫区回声均匀。超声提示宫腔内小液性暗区宫内早早孕首先考虑。早孕时期稍有恶阻，予中药和胃安胎处理，按预产期足月平产，母女健康。
因教学之需，面对许多疑难杂症，迫使我多读经典，以提高中医理论水平，寻求诊治疑难杂症的方法。在治疗过程中我没有合用西药，但配合了必要的现代医学检查，如基础体温测试、性激素测定、子宫输卵管造影、B超、宫腹腔镜等，这些检查可以明确诊断及观察治疗效果，并可给中医的辨证论治增添新内容。《素问·移精变气论》指出：“去故就新，乃得真人。”张景岳解释：“去故者，去其旧习之陋；就新者进其日新之功。”显示了从古到今“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创新思想。身为中医，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是时代的要求，是继承与发扬中医的要求。《内经》基本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伤寒》和《金匮》有理有法有方有药，切合实用。古方治今病，用药如用兵，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并非空话，有着丰富的内涵。纵横贯联，举一反三，病与人相结合的治法，与对号入座迥异。不了解中医经典或知之甚少，是当今中医的一大不足。2007年3月12日，《中国中医药报》有这样的记载：“中医不是多了，全国仅27万，完全用中医诊断开处方治病的医生不足3万人，而且年龄在50岁以上。”多读经典，熟悉经典，培养真正的中医师是当务之急。
1999年至2000年，我由学校公派去香港工作一年，当时那里的中医可谓鱼目混珠，香港民众也有了解中医的要求。患者就诊时常常提出“什么是中医”“我是什么病”“我是什么体质”“你开的方给我治什么病”等问题。我随即撰文，如《女性体质与妇科病》《一个枕头，三个指头》《古方治新病，用药如用兵》《基础体温与中医的科学性》《医案医话，三点体会》等，均在香港《文汇报》上刊登，每月一篇。我利用赴港服务的良好平台，努力宣传中医，使香港民众认识中医，信任中医，也信任我们浙江中医学院。信任是一切工作胜利的保证。
我的人生与中医事业维系在一起，我从不敢把自己掌握的一点本事作为追求名利的手段；从未有毁及中医名誉的行为。我所取得的成绩是中医科学性的明证。我虽无名中医之桂冠，但我是中医教授，将一如既往淡泊明志，并可告慰母亲在天之灵，女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医师。文章已近尾声，学医行医之路未终，50年的学医、行医生涯，从疑虑、迷茫、玄渺、惧怕到信服与尊重，乃至奉献终身，造福于人类，这就是我的信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