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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炎（1938—），天津市人，中医内科学、神经内科学专家。196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学位委员会主席、脑病研究室主任；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调任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先后当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五届、六届常委，中国科协第六、第七届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
从事中医内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近六十年，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医药防治中风病与脑病的临床与基础。先后主持了WHO国际合作项目、国家973、863和国家“七五”至“十五”攻关课题20余项。通过对缺血性中风系统临床观察，总结了证候演变、辨证治疗、调摄护理的规律。针对中风病急性期痰热证、痰热腑实证而设计、研究的化痰通腑汤与清开灵注射液静脉滴注疗法，提高了显效率，减轻了病残程度。主持了《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中医病案书写规范》和《中医内科常见病证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等标准化建设工作。
1986年以来，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5项；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香港求是基金会“中医药现代化杰出科技成就奖”。先后出版学术专著12部，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已培养医学博士48名，出站博士后23名。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幼承家教企盼平和自然地过日子，崇尚澹定淡雅的学习与工作。进入大学后恰逢连年“运动”，于坎坷中体味宽容、和谐、以平常心做人处事的重要。步入工作岗位后，受医生责任感的驱使，做学问不敢自称勤奋，然时刻提醒自己懈怠不得。自1979年被时代潮流推向领导者的第一线，历20年，先后在医院、大学、研究院当院校长，自然做过许多事情，有功也有过，然而，“有权勿滥用，得意勿忘形”是我的座右铭，并牢记“三人行必有吾师”，虚心向学生、教师、周围的人学习，及至2001年辞去院长职务，可谓“软着陆”了。思前想后，在人生的道路上，若要总结一点经验，那就是以平常心做平凡事。
我自幼有多种爱好，诸如唱歌、演戏、长跑、游泳、踢足球，还有下棋、钓鱼等，爱读书的习惯一直伴我至今，中学时代就喜欢科普读物，注意培养与提高自己求知的兴趣与能力，尤其是提高思维思辨的素质。我还读过古代数学家祖冲之的故事，喜欢数学，善于逻辑思考。当然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也读过一些。中学时当过板报编辑，为此还练过书法，到了大学又做院报的责任编辑，至今数十年从不间断地担任兼职编辑。中学就读于北京辅仁中学（后改为北京十三中），由于家境贫寒懂得生活节俭，养成了艰苦朴素的好习惯。我上初二就加入了共青团，当过团干部，高中时担任过初中年级的少先队辅导员，无论学习、生活、工作都吃苦在前，为人表率，尤其是获得组织上表扬、奖励之后，更是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恪守“满招损，谦受益”，从那时起我便培养自己任劳任怨、自讨苦吃的作风。1956年，我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就读于医疗专业。翌年，国家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鼓励学生要敢想敢说敢干。记得大搞“超声波”曾列入学校研究计划，要求结合专业利用超声波催化药用植物生长发育，当时引发了我的兴趣，夜以继日地查询相关资料，设计改进超声波发生器，吃住在实验室干了五个昼夜又延续了六个周末，终在一位生理学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部分实验工作，尽管以这种“搞运动的模式”做科研并不值得提倡，然而明知有难却迎难而上、不怕吃苦而且是自讨苦吃的经历却锻炼了我。我还在实验中得到了启迪，如中药材种质经超声波震荡会发生什么变化？如何思考观察这种变化？等等。要取得有意义的实验结果，则是一件很复杂很困难的事，需要长周期的研究工作。那段经历使我懂得了提出问题、认真思考、大胆设想与具体实施的链接过程是一种科研素质的培养。
我大学本科毕业后，恰逢卫生部落实中医师承教育之机，即拜附院内科主任董建华教授为师，先生秉承上海名医严二陵真传，擅长诊治急性热病与内科杂病，疗效显著。先生重视医德医风，对学生要求严格，嘱必读大医精诚，后实行之；制订培养计划当师生共同恪守，刻苦钻研从不敢懈怠。我追随先生临证3年，尽得真传，积淀日深，奠定了扎实的基本功，更重要的是先生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事”，自闯成才之路。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历任全国人大六届、七届、八届常委，力主“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的方针，“文革”前后为落实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政策，多次带领教学“连队”，深入乡镇为农民治病，深受群众赞誉，言传身教对我影响深刻。先生在近代西学东渐误的过程中认为中医药“不科学”，一度陷入废医存药的困境时，据理力争从不灰心。1979年后，他担任WHO传统医学顾问期间，奔走于亚欧美非澳洲诸国，宣传中医药发展史从来都不是封闭守旧的，主张求实求真开放创新，提倡将中医药优势资源与现代科技结合，为创建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努力工作。20世纪60年代中期，先生叫我多参师襄诊采众家之长，继之送我去协和医院进修协作学习神经内科临床及病理解剖，鼓励我开拓中医诊治脑病的新领域。回顾我的成长过程，所以能有进步的动力，确与中医大家名医的启迪、教诲、提携与信任密不可分。王玉川、王绵之、赵绍琴、任继学诸位先生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我亲身体验到中医师承教育不仅是院校教育的良好补充，更是提高悟性获取精髓的最好途径。1986年董老提名我接任全国中医内科学会主任委员，1992年王玉川老师提名我接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我双肩挑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与中国中医研究院主要行政负责人连续20年，如果说还能称职地做好一份有益的工作，则是在老一辈中医学家的悉心呵护和广大师生的关怀帮助下取得的。老师们的雨露滋润培育了我，永远鼓舞着我忠诚于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我当终生不忘。
如今，我已70岁了，曾于2001年因承担国家“973《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请求辞去院长职务，获批后专心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自1986年始，培养出了48名博士与15名博士后进站人才。作为校长、院长，我最看重的是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团队的建设，首先要严于律己，尊师重教甘当人梯。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科学家的成长都是在青年时期，由于“文革”十年动乱，我国人才断档，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急于求成培养人才，引进国外人才的倾向，造成今天科技界、教育界有些新生代急功近利、浮躁虚夸的不端行为，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因此，我提倡与落实良好的学风、文风与作风，抚育高尚道德情操，并视之为责无旁贷的天职，自当竭尽全力。刻下中医药学、生物医药学乃至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多是群体合作取得的，应用基础研究与R&D只凭借科学家自己的激情和兴趣是难以做出高显示度的科学发现与发明的。当然，科研思路无疑十分重要，不可偏执。缘于此，多学科交叉渗透融合的创新团队的建设至关重要，需要宽广的胸怀、最大的包容与无私的关爱，这是维系团结的纽带；还要提倡敢于求真求异，发扬学术民主亦属重要，鼓励大胆提出问题，引领认真思考，精心组织前瞻性设计，探索旧问题的“新解”以及诠释中医中药学的“概念”也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晚近我曾提出“不轻言学术思想”的见解，董建华先生和我以及我的学生三代人不过是学习古人经验，能做到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及有验于今就有收获，与构建创新的系统理论差距确很大。对学临床者，自应毫不保留地传授多年的临床经验，对研究基础理论者，则只是作为合作教师共同研讨探求新知。我深切地体会到年轻一代学人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只有克服了急功近利，诸多长处才能尽得发挥。教师是教育者，当先受教育，我愿以学生为师，教学相长，若能做到承前启后自然倍感欣慰。
1983年底在国家倡导“干部四化”的过程中，我官加三级由副处破格提拔到北京中医学院地厅级院长的职位上，而且处在改革开放的热浪之中。鉴于考核校级领导拖长17个月，导致教职员工思想涣散、纪律松弛，我上任后从整顿教学秩序做起，提出“校园道路要平，教室灯光要明，上下课铃声要响，食堂饭菜要香”的基本要求。办大学关键是教师，核心是学科建设。职能部门的干部必须服务于教学和科研这两个中心。作为新上任的年轻院校长对工作的目标方向是明确的，然而问题在于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去做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以后的高校，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管理干部亟须更新是摆在面前的难题。当时恢复高考后的大本毕业生只有三届，为了加大力度培养研究生，充实与扩招大本生，管理层的人事改革直接关系到了一些干部的切身利益。由于缺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正确把握改革措施的操守，操之过急出现了失误，我任职三年后被降职改任为第一副院长，实际上一度主管范围就是一份学报，我保留学报主编的位置，返回病房和研究室，重新挑起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和WHO合作研究项目。回忆当时曾感到“茫然”，卫生部某位副部长来宣布决定时，先是表扬我是一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教育教学改革受到广大师生的拥护，进而称由于工作需要，就地改任。我何以“不称职”？诧异之后不得其“解”。适逢布置“七五”课题攻关，我与任继学老师出差沪宁鄂陕吉等地，多次长夜促膝相谈，他以一个老党员、老中医、最受人尊敬的长者身份，谆谆告诫我当自问自责，必须坚持对人民事业的拳拳赤诚之志，于困难时追求进步，对待事业不言个人成败。冷静思考过后，我变一时消沉为终生动力，与恩师共同感悟人生真谛，三省吾身总结经验之后，决意卧薪尝胆，历12年担副职，把主要精力投入学术研究领域，那12年是我一生中发表论文撰写书稿最多的年月，出人才，出成果，迅速提高了社会知名度，并于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真是“塞翁失马”给了我认真做学问的好机会。我于1997年复出，再度挑起校长职务时，切实感到坎坷挫折的经历十分可贵，深谙团结、学习、求实、创新的重要，作为管理者时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兼听则明，与同事多商量体现民主，对职能干部要尊重，要勤于向群众学习，只有身体力行做到理解、包容、关爱，才能做好工作。我曾多次告诫自己“有权勿滥用，得意勿忘形”，坚持“自讨苦吃，朴实进取”的作风，“不求大红，但愿事业常青”。我是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党和国家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赋予了我们展现才能的机会，肯定我们劳动的成果，引导着我们走向未来，我们要迈开大步去努力奋斗。
继承、创新、服务人类健康是中医药学科建设的目标。继承是基础，创新是归宿，为此应积极倡导敢于求真求异的精神。1983年我作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学会的副主委兼秘书长，在老一辈中医学临床家的支持下，选定中医药防治中风病作为攻关的领域，组建了以中壮年中医为主体的团队，首先提出为了弘扬中医临床医学优势需要有批判地继承，依据临床表现与病理解剖特征将中医内中风病定位在脑血管病范围，进而分类为出血性中风与缺血性中风；相当颈内动脉系统的真中风与类似椎基底动脉系统的类中风。团队重视临床疗效评价的方法学研究，制定与推广辨证量表，首次引进了医学计量学，探索能被国内外与中西医均认可、能推广立得住的疗效评价方法，在全国中风病学组与攻关协作组中树立起中医中药的生命力在于疗效的理念。我们先从中风急症的救治方案的疗效观察做起，进而拓展到恢复期的治疗与后遗症期的康复。为了针对中风病发病年龄提前的迫切需要，对预防做了系统研究，前瞻性设计与实施中风病先兆症的现场防治方案。进入“九五”计划后将中风病后血管性痴呆作为攻关项目，目前已延伸到中风后抑郁症的研究。我参与了清开灵注射液的早期研制工作，主持了救治中风急重症的临床疗效观察；针对中风病急性期始发态的痰热腑实证，总结了证候演变的规律，推广了星蒌承气汤化裁的化痰通腑汤的运用，提高了防治水平。我们还承担了WHO合作项目“脑血管病中医康复研究”，为其在国内外推广起到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1999年，我承担了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并被科技部聘为项目首席科学家。晚近，化学家提出新世纪将是复方治病的时代，而我国早在公元2世纪就已有医圣张仲景集方剂研究之大成。中医治病历来运用方剂，在药性理论基础上的方剂配合是凝练的科学问题，具有原创的优势，引领着国内外复方配伍的科学研究。面对老问题求新解，我提出的假说是：“方剂的潜能蕴藏于整合之中，不同饮片、不同组分、不同化合物的不同配伍具有不同的效应，诠释多组分与多靶位的相关性，针对全息病证，融合对抗、补充、调节于一体，发挥增效减毒与减毒增效的和谐效应。”整合应包括药效物质与生物效应的整合，药物实体与表征信息的整合，药物功效与人体机能的整合。通过科学实验的支撑，构建了现代中药组分配伍的新模式，明确了组分配伍的概念，中国科学院还成立了中医药组分药物研究中心。项目于2004年通过验收，项目组研制出多种现代中成药，现已发表论文600余篇。专家总体评价该项目极大地提高了中医药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市级一等奖5项，后续的成果也将逐步显示出项目的水平。作为项目首席，我最大的收获是带出来一支以中医药学科为主体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团队；还有对于生命科学研究，模式生物的方法虽不可或缺，然而中医药科研课题需要系统论指导下的还原分析，否则海量的实验数据缺乏非线性的分析方法，难以得出有意义的结果。
推进中医药标准化与规范化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医药学顺应当今国家社会需求，实施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学科成熟度的标志。自1983年以来，我先后主持制定了《中医病案书写规范》《中医病证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2001年组建了全国科技名词委中医药学分委员会，主持起草了中医学基本名词，现已颁布；还承担了《中药材标准与相关临床疗效评价标准》的课题研究工作。技术标准、术语规范的建设需要全行业的参与，而且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通过实施以后不断搜集反馈信息，逐步完善与推广。虽然医学的“标准、规范、指南”对医师与管理者而言是参照采用，然而其具有的权威性与约束力是不容置疑的。晚近20余年，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方面我总结了一条经验，那就是“权威性寓于普遍性之中”，只有起草者与管理者尊重广大医务工作者，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不断完善，才能发挥技术标准的作用，提高学科与行业的社会效益。
我辞去院长职务后，总结与发表了《学科建设三要素》等文章，指出新世纪学科建设已呈现出大学科、广兼容的发展趋势，突出了前沿学科的辐射作用，并逐步形成多学科的渗透交融，体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综合与分析的结合，实体本体论与关系本体论的结合，推动了科技第一生产力的进步，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重大需求。近年我国高校扩大了招生规模，亟待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学科建设则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就是以承担国家科研任务为主的科研院所，现今面对体制改革，同样需要明确学科建设目标，稳定研究方向，靠自身培养出优秀的高层次复合型学术带头人。因此，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公益性医疗中心想要进入良性循环，求得稳步发展，都必须紧紧抓住学科建设，而发展目标、研究方向与人才梯队是学科建设的三要素。多年来科研以项目运作为主要模式，强调出成果，而对人才的系统培养只靠项目带动是不够的，只有重视学科人才梯队的建设，才能真正克服急功近利，应该倡导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的培养与项目运作相结合，注重长远效应。
进入21世纪，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医学的目标应是以科学成果体现人文的关怀。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科学人文和而不同互补互动，朝向真善美最高境界的美学，必将是中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真谛，运用生命科学与人文哲学的水乳交融，展示它的特色与优势，弘扬原创的思维，成为先进文明的例证。
我一贯主张，无论临床、教学还是科研，熟读经典，勇于临床是培养高级中医药人才的必由之路，是自主创新的先导，是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中医养成教育要在“读经典，做临床”上下苦功，这是成功的基础；同时要“兼通文史，透视组学”，这是创新的条件。秦伯未先生说过：“专一地研讨医学可以掘出运河，而整个文学修养的提高，则有助于酿成江海。”
熟读经典，目的在于溯本求源，勤求古训，继承而后验证，质疑而后创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创新没有穷尽，虽然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学人当认真继承中医经典理论与临床诊疗经验，敢于质疑而后验证，诠释进而创新。经典读通了、读懂了，诠证创新自然寓于继承之中。同时还要融会新知，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以显著的疗效，诠释、求证前贤理论，寓继承之中求创新发展，从理论层面阐发古人前贤之未备，以推进中医学科的进步。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治学精神，值得每一位中医学人学习借鉴。纵观古往今来的先哲名医，均熟谙经典，勤于临证而发皇古意，创立新说以形成学术思想者。
先师董建华教授慎言“学术思想”，晚近我也曾提出“不轻言学术思想”的见解。余以为，所谓“学术思想”，应该是学者高层次的学术成就，是长期锲而不舍坚持读经典、做临床，在取得若干鲜活的诊疗经验的基础上凝聚的学术闪光点与提炼的思想精华，其中蕴含着创新思维和创新成果。学术思想必须有理论内涵并能指导临床实践，提高临床防治水平，这样的学术思想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不是单纯的临床经验，但源于一病、一证、一法、一方、一药的诊治经验与心得体会，又在此基础上进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和理性提升。金元大家刘河间是“读经典，做临床”的楷模，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提到“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于刻苦钻研运气学说之后，倡“六气皆从火化”，阐发火热病证脉治，创脏腑六气病机、玄府气液理论，其学术思想至今仍能指导温病、瘟疫的防治。
经典是根，临床是本，仁术是魂。博览群书，读经典而勤求古训；大胆实践，做临床而博采众长；尊师重教，参拜名师而小心诠证；圆融和合，信愿行而传承创新。这是中医高级人才培养的关键，是探寻经典医籍科学原理的“不二法门”，是开启维护健康防病治病大门的“金钥匙”，考诸历代医家之成功者概莫能外。
我本人奉行天道酬勤，追求澹定淡雅，体悟平常道，拥有平常心，多做平凡事，当个平凡人，而于做学问、读经典则不敢有片刻疏忽。朱自清先生“夜里醒来，只怕学生来问，教授书读得太少”的内心独白，《周易》“君子终日乾乾”（君子必须成年累月、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耕读、修炼、工作，时时处处，事事谨小慎微地处理一切事务）的谆谆告诫，时时鞭策我自我约束、自我激励。欧阳修的“三上”（马上、枕上、厕上）读书思考法提醒我珍惜时间，使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时间仍不忘多读书，开阔视野，专精于一，沉潜心悟，案头书常翻而历久弥馨。
我尊崇扁鹊“随俗为变”，解疾救苦于顷刻，面对不同病人、不同病种，不断改变自己治疗侧重的临床实践精神，牢记医生天职，外出书包中必带处方，口袋里必备急救药，随时随地诊疗。我景仰叶天士“拜师十七人”的虚心精神，深感中医学是经验性极强的科学，仅凭个人的点滴积累远远满足不了临床需要，而一家之言又往往失之局限，恪守一家往往造成门户之见。青年时期董老就要求我广拜名师，以期熔百家精华于一炉，汇各家之长于一身为我所用。向老师学习、向同事学习、向学生学习、向患者学习，“择其善者而师事之”已经成为我的习惯。
近年来，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发生变化，从逻辑、线性、以计算能力为基础的“信息时代”向“概念时代”转变。未来将以创意、共情、模式识别、娱乐感和意义追寻为主导，具有创造性的原创思维将受到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广泛重视，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当今医学的社会性增强了，心理学以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深且广地渗入卫生保健诸领域。缘于此，人们发现中医学的“调心身”具重大意义，应还其原本的面貌，还有“治未病”的思想理念对于亚健康的干预将逐步成为科研热点。诚然，破解验证难题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而寻求科学可行的途径已成为当务之急。20世纪50年代之后，系统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令人振奋，它为中医中药研究提供了现实的方法学，亦将转化为生命科学发展的巨大的动力。新世纪中医研究呈现出三个重要的趋势：一是从线性的简单系统走向开放的复杂系统，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以非线性的设计落实到线性的表述，把非线性的无限目标化解为线性有限目标，逐步逼近真实、确切的结果；二是由模式生物走向人体实验，在还原分析的时代，模式生物研究对生物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今天面对复杂性疾病，单因素拮抗与补充很难获得人们企盼的疗效，医生与患者渴求中药复方的有效干预，重视运用循证医学的方法评价生存质量与干预效果；三是由“纯粹”的科学走向与人文科学相融合。中医学有理论，其现象理论来源实践指导临床，天人相应、形神一体、辨证论治的理论框架具有原创的思维与原创的优势，理法方药无处不含有人文含量。2004年，我曾主持过“973《证候》项目”的科研设计，提出了“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据证言病”“病证结合、方证相应”，以及“证候要素、应证组合”的主题思想，围绕着证候与疾病、方剂的相关性做中医学的一份基础研究工作。诸如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五志配五脏、燮理阴阳以平为期均能体现中医理论内涵的圆融与中庸之道。新世纪我们处于技术飞速发展而理论相对滞后，亟须强化科学原理研究的时代，对于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的局限和一元论混沌与复杂的理论的指导应作深刻的思考。毋庸置疑，中医药学是科学的，其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为现代难治病的治疗提供了可深入研究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其科学与人文双重的学科属性是具有原创思维原创优势的，理应将其弘扬光大，为人类健康事业、为生命科学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新时期的中医政策是中医不能丢，中西医并重，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政府、老百姓与科学家对中医和中医药学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笼罩在我们头上的中医“不科学”的阴云正在消散，中医受歧视的时代将可能有根本的变化，中医界内部也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新生代在茁壮成长。21世纪初叶已是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并存的新时期，让我们融入大科学、大文化中去，为开创美好的未来，迎着阳光和合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