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侯士良（1939—），男，汉族，河南商丘人。河南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3年10月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并留校分配到中药教研室任教；1981年晋升为讲师；1986年晋升副教授，兼任中药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92年晋升为教授，任中药系副主任兼中药教研室主任。长期从事中医药教学、临床及科研工作，医药兼修。河南中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临床中药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第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第二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社会兼职：河南省保健品协会副会长，河南省全民健康促进会常务理事，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委员，河南中医学院教学督导团成员。历任中国中医药学会中药学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河南分会理事、中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药性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卫生厅药品评审委员。曾任中南五省《中药学》教材副主编，国家级大型历史文献巨著《中华本草》编委，《中华现代中西医杂志》《中医研究》《中原医刊》《河南中医》等杂志编委。先后出版《中药800种详解》《新编中药学》《本草药千种》《中药学》《药性赋新编》等学术专著6部，发表专业论文60余篇。
积极从临床工作的实践中积累医疗、药学经验和实践技能，并带头精研医籍经典，完善知识结构。率先提出“功能药性”的概念，并在中南五省《中药学》教材上首创“功能”药性一节，补充了药性理论。对中药领域涌现出的新知识、新理念和新观点不排斥、不拒绝，并主动接纳、吸收，将其融入中医药研究之中。先后完成国家及省厅级科研项目8项，获省、厅级科技进步奖8项。1983年，被评为河南省科技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授予河南省高校科技先进工作者，2008年获河南省中医事业终身成就奖。
认知是从无到有的过程，知识是由少到多的积累。我刚开始走上教师岗位时，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是专业的新兵，所知甚少。而且置身于一个突出政治的年代，每天大量的时间用于政治学习、写思想汇报、做会议记录。但同时自己又承担教学任务，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把教学工作做好，真正履行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我每天都学到深夜，挤出时间丰富、拓展专业知识。正是自己付出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取得了思想和专业的双丰收，使我很快就进入角色，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也就是从那时起，养成了读书、写文章的好习惯，读书、购书成了我生活的最大乐趣。每天，我是教研室来得最早，也是走得最迟的。中药教研室那迟迟不息的灯光见证了我工作和读书的历程。我阅读了上百本古代本草著作，也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从而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功底和应对教学科研与临床工作的基础。
中医药学历史绵延数千年，无数医药学家的智慧、经验保存在浩瀚的古文献中。《中药学》只是撷取其中精华的一部分，而且教材中存在含糊不清、不准确的、值得探讨的内容。带着这些问题深入研读，并对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比较分析，弄清实质，解决了许多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将这些知识融入教材知识之中，把问题讲得清、讲得透、讲得准，从而使教学效果上了一个台阶，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
中药学是中医药学科的组成部分，历史上一向有“医药不分家”之说。而中药学教学的重点内容是关于中医用药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因此，要讲好这门课，不仅需要深厚的中药专业知识，也需要扎实的中医临床实践。然而，由于当代学科的划分，中药专业学生学习中医的教学内容被大大地压缩，中医与中药的日趋分离，也给自己和以中药专业为背景的《中药学》教学人员带来一定的知识结构缺陷。从教学伊始，自己就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加以着手解决。首先是自学了全部中医学的课程，也读了许多中医方面的古典著作，如“四大经典”等医学名著；利用“文革”开门办学的机会，积极从事临床实践，逐渐积累医疗经验和实践技能；平时无教学任务时，积极到教研室及附院的门诊跟师临床实践，认真向老教师学习，争取多接触临床。在实践中学习，实行专业改造，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现在已经完全实现由药到医的跨越，成为中医药方面的专家，常年在临床一线为患者排忧解难。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科学手段、科研思路迅速渗透到中药研究领域，涌现出大量新知识、新手段、新观点。作为深受传统中医药观念影响的中药专业人员，对中药领域的新兴事物，我的态度是：不排斥、不拒绝，并且主动接纳、吸收，并将其融入中医药研究之中，为我所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开展了采用现代手段研究中药的活动。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指导学生开展以中医药理论为主体的现代研究，先后培养了十六届既有牢固的中医药基础，又能应用现代技术手段的中药学硕士研究生和四届中药学博士研究生。
正是因为刻苦、深入、持续、不断地学习，才实现了教学相长，才在专业领域得到同行认可。先后担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河南分会理事和中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新药评审委员，河南省保健协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等社会团体职务。出任中南五省《中药学》教材副主编、《中华本草》编委、药性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参与《中国本草全书》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专业著作的编撰。
在科研方面，先后完成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8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并被收入国家级《科技成果大全》。1983年、1991年分别获得河南省科技先进工作者和河南省高校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研究论文“怀庆熟地黄滋阴作用的研究”等2篇论文获河南省教育厅科学论文二等奖，并被国外权威刊物摘录、权威光盘数据库收载，达到国际水平。
教师以传授知识为主要任务，以教书育人为天职。作为中医药专业教师，同时也肩负学术发展的重任。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因此，有知识、勤思考、勇于开拓，才能学以致用、学以创新。我在几十年的教学和长期从事本草文献研究过程中发现，中药功能作为中药治疗作用的概括，属于药性理论范畴，它应该与四气、五味等内容一样成为中药药性理论。因此率先提出“功能药性”概念。在中南五省《中药学》教材上首创“功能药性”一节，补充了药性理论的新内容。
随着中医药教育深化，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上日程。我从1979开始培养中药学硕士研究生。怎样进行中药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当时全国没有统一、规范的模式，也没有统一的教材。我们通过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培养思路和内容。强调中医药为主导地位，注重现代手段的利用，兼顾医药两方面知识结构的整合。针对学生第一学历背景，制定了中医学历学生开设中药专业课程，包括药用植物学、炮制学、中药化学、中药鉴定学、药理实验等；中药专业学历学生开设中医经典课程，包括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等。在专业课设置上，开设中国药学史、本草名著选读、药性理论选讲等内容，注重药学专业水平的提高。通过多年实践，对于培养高级中药专业人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受到国家学位办的重视。正是注重对传统知识的学习和继承，我们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也得到国内同行的肯定。如研究生丁选胜，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用人选拔中，以优异的成绩胜出，并为其读硕士学位的母校河南中医学院增光添彩。
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更是学生的表率。不仅表现在专业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做人方面。身教胜于言教，在教学中不留疑点、不出现疏漏、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和态度，就是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涉及专业课教学、选题、开题、实验、撰写毕业论文、答辩等许多环节，我对这些内容严格要求，从不含糊。有一次，一名研究生试讲，由于准备不充分，连续试讲3次方才过关。在3次试讲中，我冒着酷暑，参加全程听讲3次，这位研究生后来分配到国内一所大学任教，不仅没对老师当年的做法产生怨言，相反对当年有那样一段经历至今仍充满感激。正是在严谨、务实、认真的治学态度，40多年来，我培养本科生数以万计，硕士研究生十六届26名，博士生四届4名。这些学生遍布全国，有的到了国外，都已经成为各自岗位上的骨干，不少人都做出了成绩。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从事教研室的管理工作。带动一批人把教学工作搞好是我的主要目标。我首先从制度建设着手，严格实行新教师试讲制度、集体备课制度、业务学习制度以及教考分离管理制度。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对年轻教师进行传帮带，介绍教学方法，组织听课，指导试讲，传授教学方法和经验。不仅如此，我还走出校门，开展野外实习认药、制作标本挂图、开展饮片标本辨识等辅助教学内容和手段，加强教学环节，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使中药教研室教师整体教学水平显著提高，成为优秀教学团队。在此基础上，《中药学》课程两次被评为省级优秀课程。目前，依靠过去的积累和近几年发展，《中药学》课程又被评为河南中医学院精品课程。教学实力的增强也带动了学科的进步，1997年以中药学与中药化学两个教研室为主体成功申报成为河南省重点学科，为第二次申报和目前已成为重中之重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恢复研究生学位教育，当时我院没有中药学硕士学位点授权。为了获得硕士点授权，我们承担起相关申报工作，多次南下北上，精心准备，多方求助，终于在1983年获得中药学硕士点授权。中药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获得，带动了全院整个中药学科的发展，以后就分化出中药化学、中药药理、中药炮制、中药鉴定、中药制剂分析等多个研究方向，为后期申请药学、药物制剂、药理、药物化学、药物分析等硕士点奠定了基础。中药学硕士点不仅为中药学教研室培养了大批专业高级人才，也为其他学科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研究生在全国各自专业领域已经成为骨干，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学校发展对高级专业人才的需求，开展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工作。我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颜正华教授联合培养3名博士，他们目前已经成为学科骨干力量。
2002年我被人事部、科技部、卫生部和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培养学徒4人，他们均已完成学业出师，其中1人获优秀继承人称号。我为中医药学的人才培养、学术发展和中医药事业的振兴竭尽全力。
《周礼》曰：“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这句话对医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括。它的意思是说医师要能在识别药害的基础上，化害为利、化毒为药，从而实现医疗目的。虽然我投身于中药专业的研究，但是研究中药的目的是要更好地为医疗进行服务。我在50年的工作实践中，对一些病症和疑难杂症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治疗中也获得满意的效果。现举几例与大家共勉。
案一 张某，女，37岁。以“双乳时有疼痛不适3年余，加重2月”为主诉就诊，诉有乳腺增生史，曾服中成药（具体不详）效不显。现双乳时有疼痛，疼痛部位不固定，疼痛程度不重，生气或月经前症状明显，月经平素正常，近2月未至，末次月经量少，色可，无血块，无腹痛，纳眠可，二便可。舌暗淡质润，苔薄黄，脉细弦。查体左乳外上、内上及内下象限扪及条索及结节，右乳外上及内下象限扪及条索及结节。诊断：乳癖（即乳腺增生）。
处方：当归30克，川芎15克，白芍20克，柴胡15克，白术30克，茯苓15克，牡丹皮12克，淫羊藿15克，浙贝母16克，牡蛎30克，制乳没各6克，鹿角霜20克，山慈菇15克，夏枯草20克，郁金15克，海藻15克，昆布20克，炒王不留行20克，路路通8克，炒川楝子15克，佛手15克。用法：10剂，上方共为粗粉，分成30份，每日一份，煮散分三次口服。一月后复诊，月经来潮，经前乳房仍有不适，但较前减轻，随调药续服。后自述乳痛明显减轻，但情绪不佳时仍有乳房不适症状。嘱其要调适心情，作息规律，少食辛辣刺激之品，防其复发，不适时随诊。
此病诊为乳腺增生，中医属“乳癖”。此患者生气时或月经前乳痛症状加重，舌暗淡质润，苔薄黄，脉细弦，此为肝郁气滞之证。乳头乳房是足厥阴肝经循行之处，由于肝失调达，肝郁气滞，肝气结于乳络则结块胀痛，因此将疏肝理气、调达气机兼以散结止痛作为治则。此病非一日所得，非如感冒发烧般可几日而愈，需用时日以调养，所用剂型为“煮散”，可方便患者长期久服。
案二 李某，女，41岁。以“反复腹泻、脓血便半年余”为主诉就诊。患者自诉12年前因出现“腹泻，脓血便”等症在当地医院经结肠镜检查后诊为“溃疡性结肠炎”，治疗给予口服艾迪莎，约半年后缓解。来我处求诊是因半年前再次出现脓血便，伴里急后重，每日2～3次，量中等，经医院结肠镜检查诊为“溃疡性结肠炎”，治疗给予口服美沙拉嗪片剂、双歧三联活菌胶囊3月，效果欠佳。现仍腹泻，时有脓血便，伴有里急后重，每日2～3次，纳眠可，舌质淡，舌苔薄，脉沉细。
处方：大黄15克，白及粉4克，地榆15克，锡类散0.3克，云南白药粉1克。5剂。用法：大黄、白及粉、地榆三药加水煎至250～300毫升，加锡类散0.3克和云南白药粉1克溶于煎剂中，保留灌肠30分钟左右，隔日1次。复诊时诉用此方灌肠3次后，效果明显，脓血便次数减至每日一次，量亦明显减少。后嘱继续给予灌肠。复诊时诉现症状完全消失，大便正常。嘱停药，饮食规律，宜清淡易消化，忌辛辣刺激之物。1月后随访，症状无反复。
中医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应以清热凉血、利湿解毒、化腐生肌为原则，现采用中药保留灌肠法，一可使药物直达病所，药物通过直肠中下静脉及肛管静脉直接进入大循环，在肠系膜、门静脉系统使血药浓度稳定，从而大大提高了药物的利用度；二是提高局部药物浓度，中药灌肠能延长药液在肠道中的保留时间，减少药液的外溢，从而使总有效率明显增高；三是能够避开肝脏的首过效应，不仅达到局部治疗的效果，而且避免了全身性毒副作用。所以保留灌肠法对促进消炎、消肿、溃疡面愈合及缩短疗程、提高疗效有较大帮助。
案三 高某，男，1岁5个月。以“头颅大、发育迟缓”为主诉就诊。家属代述，患儿6个月时被发现头颅比正常小儿大，颅脑CT示双侧侧脑室、三脑室、四脑室枕大池及大脑大静脉明显扩大，脑沟裂池增宽，中线无移位，诊断为“重度交通性脑积水”。查体：方颅，头围54厘米，前囟门2厘米×3厘米，右枕部皮下血肿有波动感，肢体消瘦，大拇指伸不开，坐不稳，下肢无力，不会站，不会说话，不会走路。
处方：脑积灵1号：蓖麻子仁120克，瓜蒂200克，鹅不食草120克，乌梅肉、天南星、白芷、藁本、川芎各20克，共研细末。每次2克。药棉包裹塞于鼻孔内，每周1次，4次为1个疗程。
脑积灵2号：川芎12克，赤芍15克，桃仁12克，红花10克，泽泻40克，石菖蒲20克，远志15克，茯苓30克，冰片3克，麝香0.2克，生姜150克，葱白150克，黄酒适量。将本方前8味药共研细末，过120目筛，再将冰片研细，过140目筛，最后加入麝香，混合掺匀；另将生姜和葱白捣烂取汁，掺匀兑入黄酒，将以上药粉泛水丸如黄豆大。每次2克，每日3次，30天为一疗程。
复诊时家长诉患儿服用2个疗程，现眼睛反应灵敏，会叫爸妈，会发单音，大人扶着能迈步。又用4个疗程，小儿已会走路，已会上下楼，智力、视力均与正常孩子无异，恢复健康，正常发育。
脑积水为医学难治之病，中医称之为“解颅”，相当于西医学所指的先天或后天性脑积水。我认为使脑中之水去之有路为第一步。创用经鼻给药的通窍导水法，通过鼻腔与脑室之间的通路，使多余之水得以从鼻中排出；再配合补肾益髓健脑、行气活血化瘀、开窍通络利水之药，使水道通、运行畅，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水积之因。二者相辅相成，使脑积水患者能够有满意的疗效。为用中医药治疗疑难病找到了一条新路，也为中医药学的研究与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中药理论是几千年来中医药实践的总结，是中药学术的主要特征。在我执教和行医的50余年中，对中医药理论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和总结。
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配伍、禁忌等为中药的特性，是经过反复临床实践发展起来的关于中药理论的总结。中药没有在中药理论指导下采集、炮制、制剂及临床应用，就不是中药。我在此基础上首先提出“功能药性”概念，中药药性含义应包括中药的性质和功能，传统认为它主要指的是性味、归经、升降浮沉、有毒无毒等核心内容。但是从中药药性理论发展过程看，可以将中药药性理论分为如下几类：
抽象药性即与中国古代哲学及中医学基础理论相关的药性理论，如药性阴阳、五行、易理、运气（生成禀受、运气用药）等。
包括形质和性味等，如色、臭、气（性）、味、形质、剂量、有毒无毒等。
包括归经、卫气营血、升降浮沉等理论。
主要是药物治疗作用的概括，如十剂以及其后的十二剂、十八剂、二十四剂等，《素问·至真要大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以及后世方书、本草著作中的多种治法的论述等。
如药类法象、用药法象、辨药八法等；配伍药性，如七情、引经、药对等。
如君臣佐使、七方等。
如宜丸、宜散、宜水煮等。
包括药忌、服药禁忌等。
药性理论是中药治疗作用的概括，是临床用药的主要依据，有着提纲挈领、执简驭繁的重要意义。
中药理论的产生、发展依附于医疗实践。经过漫长的生活实践及医疗实践，人们对所接触到的药物获得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随着医疗实践不断深化发展，人们对中药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当这些认识上升到一定高度便形成中药理论。在此过程中，中药理论也产生了不同流派，各流派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药作用的客观规律。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各流派间的衍生离合，总结出中药临床应用的规律，概括中药临床应用范围、属性和特征，形成了相同或相近的理论认识，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
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为实践服务，并且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这样，科学理论才能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践，它的存在才有意义。中药理论就是如此，从其产生后对维护我国人民健康、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重要贡献，长期的医疗实践已经证明了它的科学性。这个理论无论将来怎样发展，其最终评价要以医疗实践为依据。
中医药是以系统思维为导向，经过长期积累、发展，形成的比较系统的生命科学认知体系和疾病诊疗体系，属于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系统的、非线性科学。医和药是生死与共、密不可分的。《说文解字》释“药”为“治病草”，释“医”为“治病工”，二者在“治病”上紧密结合。中医与中药是一对孪生兄弟，从源头上同源互根，在发展中相互依存，相互呼应，互相渗透，密不可分。
没有“医”就无所谓“药”；没有“药”就无所谓“医”。中医离开中药，辨证论治就成为空谈，无从选方用药，中医不可能完整；没有中医，中药也就失去了依托，不可能发挥真正的疗效，失去了“用武之地”。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取代其中一个。所以历来认为中医中药是一家，不能有此无彼，彼此分离（如历史上的“废医存药”），中医中药不分家。当前存在的医不知药情，药不知医用，医药分离的模式，不适合对中医药的管理，也不利于中医药的发展。医药结合才是正确的道路。只有医术高明，才能发挥药物的最大效能。也只有药物精良，才能药到病除，显现中医医疗水平。
现代有不少人认为中药粗糙、中医药理论陈旧，提出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要求，社会的需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必然，无可厚非。我的理解，中医药现代化是要把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手段、方法、设备融入中医药研究、生产、临床应用中，从而发展完善中医药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把中医药西化为西医、西药。中药现代化是要不断产生得到新中药而非西药。
近年来不少人认为，中药现代化就是弄清中药的有效成分，就是中药提取，只有这样才能与国际接轨，才能得到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可和进入主流医药市场。甚至更有人提出，“中药现代化就是要研究开发像青蒿素这样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I类新药”“植物药向化学药发展成为中药类产品的一大发展趋势”等观点，在业界和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维混乱。庆幸的是，一些学者现在已经认识到这种错误，认为如此下去，将导致中医药的消亡。
青蒿素是从中药青蒿中提取出来的，但它不等于青蒿，青蒿素是西药而不再是中药，谁也没有弄清楚它的中药药性，它也无须辨证使用，只要是疟疾，谁都会用。西药的特点是结构清楚，药理药效明确，令人信服。中药即使单味药，成分和作用也未真正研究清楚，但中医将其作为中药用起来却得心应手。不能以为成分决定一切。生石膏与煅石膏相比，仅相差6个结晶水，然而其药性有天壤之别。人参与人参叶都含人参皂苷，中医却不用人参叶而用人参。现今检测仪器那么先进，但茶叶和酒却不能以检测成分定优劣，而必须品茶师品酒师品尝。
对于中药，中医从来都不是依成分论，而是重在临床表现。中药必须依据中医药理论用于临床，才能保证用药安全，产生预期的效果。在医院，纯中医不受重视，大多数医生开中药的思路不是依中药理论，而是西药的思路。如动辄就云某药能抗某菌、杀某病毒，某药可提高免疫力等。在写文章或相互交流时，也只谈某中药的所含成分，产生什么药理作用，根本不谈药性，由这种概念的异化置换，就会逐渐产生认识的错位，这不是传统中医的思路。中医从不为查清变异极快的病毒而伤神，而是注意祛邪和扶正，即祛除致病之邪和调护人体的正气。不管病毒、细菌变异成什么，都有克敌制胜之法。正如清代医药学家吴仪洛在其《本草从新》一书中所说：“有一病必有一药，病有千变，药亦有千变，能精悉其气味者，在千百药中任举一二种，用之则通神，不然则歧多而用眩。”
近几年，因马兜铃酸的肾毒性，关木通、广防己、青木香等药材被取消药品标准。贸然取消它们是否合适，值得深思！中药材不是化学单体，中药材中的化学成分不等同于中药材本身，因而不能把单一成分马兜铃酸的肾毒性动物实验结果等同于含马兜铃酸的中药，其安全性和技术标准决不能按西药模式照搬。中医从来就不用单一成分治病，而且也很少使用单味药物治病，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否定这些中药的疗效，采取非理性的方法对待中医药瑰宝。要不然，但凡药有毒性者都不能用，则中医药就要被淘汰了。实事求是，按药性合理应用中药，则是可取的理性对待。临床上由于西药引起的各种不良反应远比中药造成的不良反应要多得多，但未见因此而被停止使用。无数事例雄辩地证明，中药的确凿疗效，使用现代医学观点是无法解释的。
中药区别于西药和其他天然药的又一特色是：药材讲“道地”，饮片重“炮制”，应用须“配伍”。作为中医工作者，就应该在自己的临床工作中彰显这些特色，提高临床疗效。
药材讲“道地”是中药应用的特色之一。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讲：“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强调了区分产地，讲究道地的重要性。中药学很早就提出了药性生成禀受运气和时空、药性理论等生命节律性学说，较系统地发现、概括并运用了诸如日、月、季、节的生物节律，注重药材生长的地理环境、气象变化、昼夜朝夕等时空变化的密切关系，强调“非其时不采、非其地不用”。这些均是现代医药所可望而不可即的宝贵内容，是我们临床工作者应当珍惜和重视的。
药物的炮制，也是中药临床应用的重要环节，它直接关系到临床的疗效，历代医家对此都很重视。明代医家陈嘉谟总结得好：“制药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并进一步指出：“酒制升提而制寒，醋制注肝而收敛，盐制走肾而下行，姜制温散而豁痰，蜜炙甘缓而润燥，土制守中而健脾，蒸熟取其味厚，炒黄炒焦取其燥入脾胃，炒炭存性而止血。”中药饮片，生熟有定，各有其能，不可不知，不能混用。炮制是否得当，对少数毒烈性质的中药来说，更是确保用药安全的重要措施。所以，中药必须经过炮制，才能符合治疗的需要。而现实是，中医工作者对中药炮制了解甚少，对自己用以治病的武器，什么时候用生，什么时候用炒，不十分清楚，更不用说能用特殊方法加工炮制的品种了。试想大黄泻下，该用生而用熟，何首乌乌发应用制品而用生品，能取得治疗效果吗？所以，临床医生应根据治疗用药的要求，使用炮制精良的饮片组方用药，才能收到预期的治疗效果。
中药配伍应用，是中医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精神在中药临床应用中的体现，独具特色。中药通过配伍，可以提高疗效、减低毒性和副作用，适应复杂多变的病情，或改变与影响药物的作用。因而配伍是中药临床应用的主要方式。长期的临床实践过程中，中医学积累了丰富的配伍理论和经验，是指导当今临床用药不可缺少的宝贵内容。
以上这些中药的特色，是中医临床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医药学的优势所在。作为中医药战线的同志应当着力发扬创新，扬我中医药之长，绝不能走“医不管药，药不知医，医药分离”的路子。
那种置中医药理论于点缀，完全按照西药的模式开发应用中药的方法和道路，不符合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对中医药发展有损无益。发展中医药，实现现代化，中医药特色不能丢。
作为一名中医药事业的建设者、实践者，我将自己几十年来在专业工作岗位上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介绍给大家，希望能对后来者有所裨益；作为国家中医药专家、带徒老师，培养中医药学的传承人，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奔走呼吁。我热爱中医药事业，也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中医药事业，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中医药事业中，让我们的国粹中医中药，不断发展创新，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任聪颖、赵素霞协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