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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培（1939—），四川彭州市人。1962年毕业于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首届医学系6年制本科。1987年晋升主任医师，1990年晋升教授。曾任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学教研室主任、中医科主任、皮肤科主任（兼）。为新疆卫生厅科委中医民族医专业组成员，新疆中医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医专业评审组副组长，新疆医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专题咨询专家。历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常务理事，新疆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顾问。经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首批500名带学术继承人的名老中医专家之一。4次被评选为省级优秀专业技术工作者或先进医学科技工作者。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获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四等奖各1项，厅局级成果1项；《蒲辅周研究》2001年10月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优秀奖。1993年赴美国参加第五届世界中医及针灸学术交流大会，主持的“活络通脉汤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157例暨实验研究”获金奖；1998年赴美国参加第四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暨科技成果大奖赛，设计和主持的“女健乐雪莲药垫治疗妇科病134例暨实验研究”获国际金像一等奖，并被授予“民族医药之星”荣誉称号。
在国家级和省级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100余篇，科普文章60余篇；主编和参编已出版专著还有《中医之路》《中医——五十年鉴证 成都中医药大学首届毕业生学术文章选集》《现代中医治疗学》《中国中医理论暨临床经验》《四川中医名家经方实验录》《危重疑难病症中医治疗进展》和《方药妙用》等20部。其简历、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为《世界名人录》《中国当代名人志》《中国当代医界精英辞典》《中国当代名医名方录》《方药传真——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精选》和《中国名医特技集成》等收载。
1956年4月中央决定创办四所中医学院，我深感中央极其重视保护祖国优秀文化遗产。时近高考，原想报考化学或中文，选专业颇犯踌躇，但年来不断受到党的中医政策熏陶与感召，忆及我和全家以及乡亲们生病都请中医治疗且疗效很好，既然中医学院为国家培养中医医疗、教学和科研急需人才，遂毅然第一志愿报考中医专业，且如愿被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录取。
1956年9月1日，在庄重简朴的学院成立典礼上，省市领导及嘉宾云集祝贺。会上省委宣传部杜心源部长（后历任四川省委书记、西南局书记）代表省委致贺词，概述了中医政策的形成，随即深情地讲到卫生部等拟议创办北京、上海和成都3所中医学院，报告急送中央时，周总理当即批示建议增加广州中医学院，东南西北各1所。总理日理万机，为中医事业竟想得那么周到，令首届学子们和所有与会者十分激动，深受鼓舞。
国办中医大学伊始经验欠缺，一面开讲文辞古奥难懂的《内经》等中医经典课，一面学习现代医学基础课，两种理论体系“短兵相接”，如阴阳五行、中医脏腑与现代概念竟迥然不同，常使人无所适从，令我对中医理论曾一度持有些许怀疑。
1958年底至1959年初，大三时我参加成都中医学院医疗队，赴青川县查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梅毒和麻风。我在队部参加板桥乡灭梅试点，兼管全队文书，主编和刻印《灭梅战报》，亲睹秘方“三仙丹”治疗大量梅毒患者，疗程短，疗效好，并发口疮及呕恶者以中药与针刺处理奏效快捷，我将经验总结寄往北京，很快在卫生部《卫生工作通讯》上全文刊登。其间，我还初试“锋芒”，用针灸治愈了一些风寒湿痹和脾胃病等患者，从此对中医的看法大为改观。
1959年暑假返家，不断有患者来诊，如林场工人胡某患强直性脊柱炎，针大椎、至阳、肾俞、委中，针柄加艾炷灸，仅六诊剧痛消失，活动自如。王姓农民之妻左腋下窦道流清稀分泌物年余，我以大蜈蚣1条焙干研末以洁净桑皮纸卷药捻，局部消毒后插入，1日1换，3天愈合。周姓3岁男孩患小儿麻痹后遗症，双下肢痿废不能站立行走，靠以膝代脚跪行或肘膝并用爬行，我受“肾主骨”理论启示，以故纸、桑寄生、川断、炒杜仲等组方治疗，断续服药90余剂历时5个月，患儿竟奇迹般地站立起来，仅行路时右下肢略显蹒跚，在家乡引起不小轰动。黄姓女患左侧甲状腺囊肿1年余，肿块大如鸭蛋，遣《医学心悟》消瘰丸加味，服药3个月肿块消失。后两例是寒假回乡患者家属告知后，随访复诊确认疗效的。此后寒暑假我回家，每天来看病者很多，连过去对我报考中医学院颇有微词的父母也为我骄傲。
1960年初秋，成都中医学院医疗队赴东坡故里眉山县巡回医疗。我驻点某乡一生产大队，一日深夜出诊以针刺内关、足三里和中脘，成功救治了1例来不及送县医院手术的肠梗阻农民患者（详2003年《中国中医急症》第三期）。几根小小银针奇迹般地避免了一次腹部大手术，确实简便廉验和高效速效，这次特殊经历成为我牢固树立专业思想的重大转折点。
为保证教学质量，把下乡除害灭病的半年时间补回来，经卫生部批准，我年级学制延长半年，于1962年12月中旬临床实习始告结束。接着，投入毕业分配。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大学毕业生而言，“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响彻云天的豪迈口号。我自然不愿落于人后，决意去条件艰苦落后的边疆干一番事业。可是我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这关难过。自古忠孝难两全，我决定“先斩后奏”，遂报名去新疆，得到学校和省高教局批准，怀着一腔矢志投身祖国边疆建设的豪情，惜别天府之国首府成都，奔赴新疆工作。
我被分配到一个拥有500张病床的综合性省级中心医院——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医院（相当于总院）工作，任务是出门诊和会诊住院患者。兵团是王震将军带领的一支久经征战功勋卓越的英雄部队，执行毛主席“屯垦戍边”的命令集体转业，成为发扬解放军不怕困难精神在亘古荒原上开垦出片片绿洲的军垦部队。该院患者主要来自兵团驻乌鲁木齐单位，及天山南北各军垦师团农场医院转诊而来者，同时也应诊地方患者。光阴荏苒，来疆瞬已48载，其间1972年母校同我院商调我回成都工作，院领导苦留；1985年卫生部报中央批准在全国调15名副高以上中医进京工作，我是商调对象之一，自治区党委领导亲自出面挽留，我都愉快地服从边疆需要，留下继续工作。我把青春年华和大半生精力献给了新疆——我的第二故乡！
面对病人和病种都不少，好些病种根本没有见过，各科会诊的又多属病情危重的患者的情况，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医生倍感掣肘。我思忖：医乃仁术，人命关天，岂仅有同情心而不学无术之人所能为之？于是横下一条心：学习！而且必须力争当个“全科医师”和“杂家”。
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从微薄的工资中硬挤出钱来购买中西医药书籍，订阅全国绝大多数中医药杂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沉重的工作担子，促使我必须视读书学习为生活第一需要，便利用所有平日业余时间、星期天和节假日看书、做笔记。改革开放伊始，工作更加繁忙，也是我事业走向初创的黄金时机。我想把因“文革”耽误的10年光阴“追”回来，除坚持以往方式学习外，晚上家人睡后的万籁俱寂之时，是看书、整理笔记或写作的最佳时段，常干到黎明才小睡须臾，但无论带着竟夜怎样的疲惫去上班，只要跨进病房察看患者，或踏上庄严的讲台给大学生们上课，立即进入状态，倦意全无。
为查阅临床科研研究资料，文献追踪，每逢去内地参加学术会议时，新华书店和古旧书店都是我的好去处，很多中医学院或省图书馆都曾留下我的足迹，有时我还像在新疆那样，请馆员同志中午把我反锁在内，饿着肚子继续查阅摘抄。每当千里迢迢觅得重要资料，那种心情绝对不亚于“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越是学习收获越多，越有“登泰山而小天下，学然后知不足”的深切感触。
我年轻时，文、史、哲并重，如诸子百家、文学作品和古今名人成才之道，及有关花、鸟、虫、鱼的学科均有所涉猎，既拓宽了知识视野，又得到心理调适，丰富了医教研工作联想，有助于智慧火花的碰撞，产生新概念或思路。回眸我所发表的学术文章、科普文章，以及所有专著，可以说直接间接地在广泛志趣中汲取营养有关。真正是开卷有益，知识就是力量，读书既能获取知识以治愚，更可从中得到无穷乐趣。唯进入改革开放中期后，鉴于医教研及社会活动多，已鲜暇他顾，不得不将上述“雅好”大多暂放一旁。
当工作不断取得阶段性成绩，发表论文越来越多，辛劳获得同事同行和组织肯定，荣誉接踵而至时，周围一片赞扬声，如已故著名中医药学家、新疆中医学院院长张绚邦教授在首批全国继承工作验收会上，听完学术继承人宁建武主任医师宣读总结论文后，建议把文题改为“广闻博学医文并茂，成就李师治医之道”。但也有些许不和谐音，我都能反躬自省，正确对待。人生苦短，应以事业为重，问心无愧，无须为一些闲言碎语陷入莫名之苦恼。为力避浮躁和故步自封，1982年我将住处兼书房之陋室取名“自非斋”，借以随时警示自己。
经历50余年读书和岐黄生涯，我深切地体悟到，中医学因历代医家所处环境不同，师承阅历有异，派系林立，不足为怪，反而衬映出中医学的异彩纷呈，要博采众长。欲登中医学之堂奥，在中医学浩瀚典籍海洋中遨游探骊寻珠，读书学习务必做到：首贵耐得住寂寞，不为城市喧嚣和灯红酒绿所动，一门心思学习；次重专注、沉潜，切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或一曝十寒；三应先读序言、跋和凡例，此犹入室的“敲门砖”，学童启蒙先生，将书的特点、形成背景与读法了然于胸；四当从始至终，次第吟读，即从源到流，较为完整；五宜细细品味，得其真谛，不可囫囵吞枣，浅尝辄止；六要重点须理论联系实践，如此才能学得深，记得牢，用得上；七宜广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钩玄笔记，善于积累，以待厚积薄发。
时间面前人人平等，时间是不可再生资源。中医学太渊深浩瀚了，信手拈来一个课题，足可以穷尽一个人的毕生精力，大多也仅及皮毛而已。向上苍遥借200年？眼下是奢望。欲求事业有所建树，我们应像革命老人董必武晚年那样“惜秒阴”，秉持孔子“朝闻道，夕死可也”的精神奋力攀登下去，直至大行西去。
1979～1999年，我先后承担新疆医科大学中、西医本科及新疆中医药学会经典著作、急症和写作3个高级讲习班的教学工作，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智力支教所办成都市中医高级临床研修班“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病因证治”专题讲座任务，医院两届西学中班及医院护士学校主讲任务，石河子医学院西学中班、多批进修医师带教任务，培养各层次人才1500余人，他们之中很多优秀分子已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医教研工作中的专家、教授、博士、硕士与骨干。有的还远赴欧美、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及地区，让中医药为国外民众健康服务，扩大了中医药对世界的影响。
20余年来，我还被聘为《新疆中医药》《新疆医科大学学报》两杂志编委，尤其承担了《新疆中医药》的大量审稿任务。为了振兴中医事业，交流学术经验，活跃学术气氛，我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审阅的稿件中，作者有全国名流，有的文章不适合在本杂志刊登者，则建议退回；有的虽选题、内容均可，但可能因作者太忙，文字结构有粗疏或拖拉处，都予订正删润。虑及刊物的声誉，学术的纯洁与严肃，不该用的文章予以婉退。对来自全国基层单位和中青年的文章，总是从扶持基层中医事业，培养和发现人才出发，举凡稿件稍有新意或某些可供参考之处，都予以精心加工，甚至在不失原意的情况下为之重写，经常审阅和删润稿件而通宵达旦。我本人经年累月积存下来的大量宝贵临床资料和经验亟待整理发表或出版，却一拖再拖。但为了把《新疆中医药》办好，为了培育中青年骨干，我甘为人梯，无怨无悔，赢得了学会、编辑部和同仁的充分肯定，并认为这是我一贯“严”字当头的结果与延伸。
1984年4月，我受全国中医内科学会主任委员王永炎教授邀请，主笔“长沙·全国中医内科科研方法研讨会”主旨文件《中医内科学科研命题设计和成果论文撰写》在大会宣读，并发表于《新疆中医药》1988年第2期。该文之后还曾在四川青城后山“全国基层中医临床研讨会”、新疆及乌鲁木齐两级中医药学会上结合大量实例予以介绍。20余年来，喜见新疆中青年作者发表的有学术价值、谋篇布局和文字水平都不错的文章越来越多，至感欣慰。
我从正式行医一年后，无分寒暑，就诊者门庭若市，患者除来自疆内外者，2000年以来还有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专程来诊者。2004年以来，我先后三次受多位台湾同胞之邀去青岛、三亚和台湾为他们诊病，因为疗效卓著，他们为表达诚挚谢意，精制“仁心仁术 妙手回春”等两帧金匾热情相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先后出席过两次在国内，两次在美国召开的国际中医学术会议，在学术交流、讲学与会诊中，亲睹盛况空前，从未感到中医将“日薄西山”“江河日下”。健康长寿是人类追寻的崇高目标之一。在当今多种化学合成药物引起中毒、过敏、致畸变和致癌等严重毒副作用的情况下，又面临着空气、水源和食物的严重污染，各国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对于防治疾病，都不约而同地寄厚望于中医中药及非药物疗法，更足以看出国内外民众对中医的坚信与寄予厚望。
《内经》是集战国和之前有关人体解剖、生理、病理、治则、摄生以及彼时即已萌芽的边缘学科如医学心理学、医学地理学和医学气象学等成果的鸿篇巨制，是中医学的活水源头。历史上张仲景、刘河间、张景岳等医学巨匠都是从研究《内经》入手成就大业的。美、日等国均有几个《内经》版本供学术界研究，中华儿女岂能轻漫！对不少疑难病例，我常通过追忆《内经》论述获得顿悟而设治。如临床初，常悯肝硬化腹水患者之痛苦，屡用逐水剂取快一时，反而快速复发，始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中得到启示，治病当以正气为本，注意正邪消长，施以针对性治疗，后期未待邪气退尽，以顾护正气为主，奏效反而稳妥。一些怪异之证，诸药罔效，从脏腑学说中寻求治则，往往收到意想不到之佳效。如曾接诊1例夜游症患儿，10天来常夜间起来活动、说话后又睡下，次日不知其事，诊为“肝不藏魂”，予吴茱萸汤3剂而愈，后未再犯。
仲景最大功绩在于承袭《内经》三阴三阳学说，倡导“凭脉辨证施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开四诊合参先河，创立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他以六经论伤寒，脏腑论杂病，三因类病因，辨证寓八纲，治则创八法，可谓因证脉治朗若眉目，理法方药浑然一体，其方药制剂匠心独具，实垂范于后世，要妙无穷。尽管古代尚无史学家为仲景正式立传，但他的这一杰作本身就是巍然屹立于世界医林，让祖国人民引为自豪的丰碑。
仲景方最明显特征就是大多药简、功专和效宏，足见为千锤百炼之结果。朱颜老大夫生前曾以复阳温肺之甘草干姜汤治疗34例共8种寒证，取效每在一二剂间，重者三五剂皆愈。呕吐一证，看似轻浅，有时每使一些病证有功亏一篑之虞。我曾以大黄甘草汤治疗20例“食已即吐”证，采多次、少量、冷服法，多数当日即吐止，能进薄粥，还用于3例食道癌的治疗，2例起到吐止、道开和进食作用。如此简方及佳效，仲景用心之良苦，可以想见。
陈修园认为仲景方不得稍事更动，后世有人附和之。要知，患者体质有强弱，气候有四季，地域有高下，症状千变万化，仲圣方亦须通变化裁，否则何异刻舟求剑！吾师赵锡武教授生前单用真武汤加减，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屡获卓效。仲景治脏躁名方甘麦大枣汤，看似轻浅平淡，但应用得宜治病不少，我早年曾蒐材综述，各地用该方或加味治病疗效确切之病证多达40余个，有力地说明用经方并非不可越雷池一步，切忌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下法攻病，乃不得已而为之。施之当，大可扶危定倾，失当则横祸踵至。各地应用仲景下法，采承气、大柴胡类方治疗急腹症有了若干新的突破。在仲景活血化瘀、通阳宣痹和豁痰散结等治则方药启示下，我防治冠心病、脑血管病、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病证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皆是古为今用的良好范例。数十年来，我最常用的经方达60余个，如小柴胡汤化裁治疗肝经风热、胃大部切除术后膈下脓肿、脾切除术后发热、更年期综合征、乳腺增生、肋间神经痛、梅核气、胸膜炎、肝炎、早期肝硬化和冠心病等；以黄芪建中汤加当归等祛风活络宣痹之品组成“中虚痹证汤”（载《中国名医名方》）等，都是在《伤寒杂病论》创立的辨证论治体系、原则和方药应用得宜的前提下，取得了较好疗效。
唐宋以降，石破天惊地诞生了主火、崇土、攻下、养阴的刘、李、张、朱金元四大家。张元素创“养正积自除”说。我参酌以上各家观点，以补气扶正为主，辨证与辨病结合，接治多例癌症患者，尽管大多死亡，但不少确乎生存质量明显提高，寿命延长。经随访治愈尚健在者包括大网膜恶性肿瘤、鼻咽癌、胃癌、结肠癌、淋巴癌、乳腺癌、宫颈癌和骨肉瘤等，已成活4～33年不等。明代薛己临证强调先后天并重。张景岳皓首穷经，实践颇多创新，丰富和发展了温补学说，我均师其意用以治疗慢性肾炎、再障等虚损病证，多数获得较好之效验。
清代叶、薛、吴、王，治温热病各有建树，其中吴鞠通感于“世之医温病者，毫无尺度，人之死于温病者，不可胜记”，因作《温病条辨》，将治三焦温病概括为治上焦如羽，非轻莫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治，颇富临床实践价值。我治疗风热犯于肺卫，已或将出现高热、咳嗽者，急予银翘散轻清透达，发热很快得以顿挫，鲜有转成肺炎者，确有截断扭转之效。20世纪80年代初夏秋之交，我还屡用大剂银翘散治疗今之伤寒以及产褥感染频频奏效。有同道置疑：伤寒即湿温，岂有用银翘散之理？须知，上焦肺主气属卫，邪热初侵，卫分受之，将犯或方犯中道，邪气立足未稳之际，肺卫症状尚在，根据“有是证，用是方”之理，径投大剂银翘散，自然方证合拍而奏佳效。同理，有本院某护士患肾积水，证属湿热稽滞、三焦不利，以三仁汤治愈，平淡中洞见神奇。
受吴尚先“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启示，我曾用贴脐法等外治多种病证每获捷效。有何姓患者胃癌术后发生粘连性肠梗阻，大便干结未解4天，腹痛剧烈，补液和胃肠减压罔效，因体质极度虚弱，不任手术，率以大承气汤更散温开水调敷脐部，两小时后解出多量羊屎状大便，腹部剧烈胀痛消失，梗阻解除。综结上述不难想见，方书呆钝，圆机活法，存乎医者！识得此，自能纵横捭阖，左右逢源。
我很幸运接受了国家正规高等中医教育，并得到许多名师的教诲、启迪与具体指导。四川名医辈出，讲课或临床带教有诸如李斯炽、邓绍先、吴棹仙、孔健民、卓雨农、陈达夫、张安钦、邹仲彝、蒲湘澄、罗雨田和刘安衢等老师。其中李、邓、孔是1936年创办四川国医学院之元勋，历尽艰辛培养出500多名学生，成为川渝中医骨干力量。如后来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医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医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成都中医学院副院长的凌一揆教授，以及彭履祥、李仲愚、余仲权、曾敬光、戴佛延、李介明、王祚久和彭宪章等老师都是该院的优秀毕业生。吴老举办各种类型中医教育为川东培养了很多中医人才。为加强师资和临床力量，省政府不断从全川各地州抽调不少符合条件的老中医来院工作。如曾为卫生部三届全国《伤寒论》高级师资班担任主讲的《伤寒论》泰斗邓绍先老师，身体瘦弱，有时需课前嚼服西洋参提神，但讲课声情并茂，旁征博引，很受欢迎。号称“卓半城”（成都妇女生病都请他看）的卓雨农老师主讲《中医妇科学》，因其学验俱丰，讲课生动有力，颇得好评。古汉语大师、四川大学曾宇康教授讲授《医古文》时，谦称自己“仅略识句读”，实则讲课深入浅出，迄今如《诗经》等不少名篇佳作，我们尚能脱口背诵，韵味无穷。
1975年4月～1976年8月，我由组织保送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有幸随王文鼎、赵锡武、岳美中、钱伯煊和赵心波等中医泰斗进修深造；还就学术问题与正年富力强的方药中、耿鉴庭、郭士魁、施奠邦和时振声等名医问疑。昔云：“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可我在此所见却是另一番景象。耿鉴庭研究员赞誉王老“咳唾生珠玉”，“擅治急、大、危、奇之症”。从1975年夏季开始，内科安排每周1～2例危重疑难病例大会诊，每次王、岳、赵三老参加并中心发言，他们学富五车，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对每个病例的疾病源流和理法方药剖析入微。会诊中，相互谦让，气氛活跃。王老赞岳老治病细腻、精雕细琢颇有蒲辅老遗风，赵老于经典研究有素遣仲景方治病胆识过人每见奇功，然他却自贬治病“长枪大戟”，实则会诊中引证经典娴熟，叙述他尝用而世医罕用之经方、古方及时方药物组成、修治及剂量时竟毫厘不爽，加减化裁法度严谨，纵论古今显示出其识见高深，连岳、赵二老亦由衷地夸其“记忆超人”，每令座无虚席的医师们如沐春风。
学无常师。我利用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当面或致函向董建华、杨甲三、路志正、邓铁涛、谢海洲、姜春华、何任、李寿山、俞慎初等名医虚心请教；从著作中向肖龙友、冉雪峰、施今墨、秦伯未、程门雪、沈仲圭、祝谌予、裘沛然、朱良春等名医学习；泛览中西医药报刊专著，亦向中西医结合专家和西医专家请教有关学术问题，解开了若干疑窦。老一辈专家们的博学谦诚、嘉言懿行和精湛医术，使我聆领了极大教益。
当年王老回答了我多个在治疗疑难重证时碰到的问题，获益良多。他老人家几度谆嘱我学术上“不要迷信老中医”。多年后才理解，恩师分明在激励我踏实学习，不断进取，敢于超越自己的老师。岳老尝强调“治急性病要有胆有识，治慢性病要有方有守”。我几十年谨记老师们的教诲，悉心临证，屡有创获。
刘姓48岁男患者，两年前感冒发热并发病毒性心肌炎，出现头晕、胸闷、胸痛、心悸、气短及烦躁加重，反复5度住院，心率80～130次/分，摄片见心脏向两侧明显扩大，心电监护有“多发性室性早搏”，诊为“扩张型心肌病”。经用多种西药乏效，两年来仍须白天间断输氧，夜间几乎离不开氧气，某省级医院建议其“换心”，因手术费用高昂（30余万元），维持费用不菲，且手术风险极大，故婉拒之。经友人介绍来我处就诊。刻诊：形体瘦削，面色暗红，头晕胸闷，胸痛掣背，心悸时烦，动则气短，经常夜间发惊或气憋坐起，睡眠欠佳，口唇微紫，舌质淡红，苔薄白润，脉沉细涩。诊断：胸痹心痛。辨证：气阴两虚，痰瘀凝滞，心肝失调。先后以生脉散、补阳还五汤、血府逐瘀汤、瓜蒌薤白半夏汤、酸枣仁汤与黄连温胆汤等进退出入，以补气养阴，豁痰化瘀，心肝两调。治疗1月余，诸证著减，摆脱输氧；治疗5个月，全心扩大的心影明显缩小；治疗近1年，诸证基本消失，心影恢复正常大小。现病逾5年，症情稳定。另有两例本病，头晕、胸闷、胸痛、心悸和气短颇盛，经常夜间憋醒，其中l例已在心脏置入导管两具，不久即诸证如故，经上法治疗2～3个月，病情均缓解，3例患者目前尚在酌情断续服药巩固治疗中。
我母亲吸旱烟，1972年初死于肺癌脑转移时，年仅58岁；父亲吸烟饮酒几十年，1976年以肺心病并感染辞世，时寿64岁。依据父母寿限和“基因决定”论，兼之我从小体弱多病，工作后常感冒、失眠、消化不良、腰痛和口腔溃疡，长寿与我无缘。但我认为此非金科玉律，决心发挥中医智慧，挑战极限，通过锻炼闯出一条健身防病之路，奉献人民，同登寿域。
1982年以来，我根据中医经络学和腧穴学古今研究成果，参酌中西医学有关衰老和抗衰老文献，编创“自我保健按摩15分钟”，并身体力行，每晚新闻联播结束即锻炼完毕，既有益健康，又不致耽误看书学习。今年我已逾72岁，每天工作5小时，在门诊诊治大量患者且多为疑难病证，下班后阅报、看书和电脑写作3～4个小时，精力充沛，很少感冒，腰背痛止，视力尚可，眠纳二便均佳，不沾烟酒，尽享现代生活乐趣。曾分批将本法介绍给数百名中老年患者，凡坚持锻炼者，确有增强体质、防病治病、延缓衰老之功效。
我历时10年，自练和教练写成《自我保健按摩15分钟》，发表于1993年《新中医》第12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继承办公室为将全国首批带学术继承人导师经验收入《中华名医特技集成》，邀我写稿，遂将上文再充实后寄往，该书1993年由中国医药出版社出版。
1963年初，我收到普外科会诊单，要我给一位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患者开中药配合治疗。该病在毕业实习时我曾在西医外科病房见过，也听说中医有法治疗，但脑海里一片空白。看过病人后，予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之剂煎服。之后，即埋首书刊结合患者识病觅法。
脉管炎属中医“脱疽”“脱骨疽”和“十指零落”等范畴。其中医病因病机，如《灵枢·玉版》云：“病之生时，有喜怒不测，饮食不节，阴气不足，阳气有余，营卫不行，乃发为痈疽。”《外科正宗》描述其“夫脱疽者，外腐而内坏也”，其病状皮色紫暗如煮熟红枣，黑气浸漫，五指传遍，上至脚面，其疼如汤泼火燃，其形则骨枯筋练，其秽异香难解，其命仙方难活，证势险恶。现代研究表明，本病为寒冷、吸烟、感染、内分泌失调、血流变异常和免疫功能改变等多种因素，引起中小和末梢动静脉血栓形成，常致肢体剧痛、冷感、水肿、溃疡和坏死的一种外科疾患。美国《克氏外科学》披露，国外脉管炎截肢率为28%，晚期66%。
如何治疗脉管炎？因其为多种原因导致气滞血瘀，阻遏脉道，气血不能布达致远端肢体发病，故活血化瘀为其基本治则。在不违背辨证论治精神，理法方药务求合辙的前提下，我根据大量有关脉管炎现代病因病理学和中药药理研究成果，组方时参考《医宗金鉴》《洞天奥旨》《医林改错》《验方新编》及《医学衷中参西录》，筛选创制了“活络通脉汤”，药用当归、丹参、黄芪、玄参、银花、紫地丁、制没药、制乳香、红花、元胡、生地、公英、土茯苓、甘草。用该方加减治疗收效良好，我的第一篇论文《中医治疗三例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初步报告》在1964年第二期《中医杂志》发表，迎来不少求治患者及全国各地患者的求医信件，受到上级表彰，医院为此在普外设中医脉管炎病床6张。
“疼痛”一症，是患者首苦。本病疼痛昼轻夜剧，尝听到患者因病变部位剧痛而发出的呻吟或撕心裂肺的惨叫，甚至大喊：“马上给我锯腿！”使全科病房不得安宁。
“止痛”成为当务之急！常规西医止痛针药只能短时间作用，或根本无效，用吗啡类药物后的“欣快感”使患者成瘾殊不足取。看来还得到老祖宗那里寻觅妙法。《外科证治全生集》云：“痈疽之治，首贵止痛，止痛则恶气自化。”经验表明，疼痛得以减轻乃至消失，对于阻断病理恶性循环，促成溃疡结痂、疾病获愈很有意义，且此常为病情开始好转之佳兆。
关于具体止痛，元代齐德之《外科精义》说得很中肯：“热毒之痛，以寒凉之剂折其热，则痛自止也；寒邪之痛，以温热之药熨其寒，则痛自除也。”所以分清寒、热、虚、实及其兼夹，有针对性地进行“辨证止痛”，不用止痛药而痛自止。如七情气郁血阻作痛，益以行气舒郁之品；热痛者，适当加强清热解毒利湿之品；寒痛者，加强局部保温，佐温经通脉汤（桂枝、乌头、附片、细辛、生姜、吴萸、当归、川牛膝、甘草）煎洗患肢，皆有良好止痛效果。
针灸止痛，是在中药止痛有时“缓不济急”的情况下，促使我探索应用的。经验表明，针灸止痛及其全身调节作用对本病是“急则治标”，甚或“标本同治”的一种简捷高效疗法。选穴按局部、邻近和循经三原则进行，常选：三阴交总调三阴经气血阻滞，以泄阴经温热与血分壅热；足三里扶正固本，其与解溪并通阳明经气，治湿热下注甚效；阳陵泉为“筋会”，和肝舒筋，配太冲对下肢能缓拘急、定挛痛（合谷、曲池对上肢有类似作用）；委中为“血郄”，清血中蕴毒，疏气血壅滞；昆仑、大钟、太溪宣疏经络闭滞；环跳，阴陵泉、风市祛风散寒、化湿通络，环跳宜强刺激，以针感直达足趾为佳；虚痛灸命门、关元、气海、肾俞及涌泉，温补下元，回阳固气，使阳气充盛，阴气自散；承山、悬钟、飞扬温经活血，祛风散寒，可恢复腓部肌群疲劳和缓解间歇性跛行。上肢取合谷、曲池、外关透内关、肩髃，针之气行血畅，通者不痛。以上穴位，交替使用，虚甚者单灸，常可立即止痛。对体虚、晕针等不适宜针刺者，嘱自捏、揉、搓其下肢肌群，指压足三里、阳陵泉、三阴交、解溪和太冲等穴亦可止痛，尚能防止肌肉萎缩。曾对个别患者行耳针疗法，取穴：神门、交感，下肢或上肢，有针到痛止之效。推测针灸止痛原理，可能是针灸可疏通经络气血，阻断病理恶性循环，使寒得温、热得清、虚得补、实得泻、瘀得化、湿得除，疼痛自然消失。
《外科正宗》谓本病“血死心败，筋伤肝败，肉死脾败，皮死肺败，骨死肾败，此五败者，虽有灵丹竟丧命”，说明中医学早就认为本病为一种全身性病变。这可以从本组不少患者病变由下肢波及上肢、由单侧肢体发展为双侧甚至四肢以及更多脏器的事实得到证实。
强调整体，绝非摒弃局部。局部病变往往是机体矛盾斗争的明朗化，如患肢水肿较甚，多为血瘀湿阻，强调进低盐饮食的同时，方中加刘寄奴、益母草等化瘀利湿，获效显著。
对兼有溃疡坏死者，先以甘草水或加味蛇床子洗剂（蛇床子、苦参、黄柏、苍术、明矾等）洗涤浸泡，引毒邪由内达外，有移深居浅之功，解毒消坚收敛之效；再用甘草凡士林油膏或紫草膏或五枝膏外敷提脓拔毒，祛腐生肌，可以大大缩短疗程。
明代汪颖在《食物本草》中指出，吸烟“火气熏肺，耗血损年”，而“肺朝百脉”，故方以智《物理小识》言其“久服则肺焦，诸药多不效”。现代资料表明，有人发现正常人吸1～2支烟后，肢体血流显著减少而持久，甚至仅及原来的50%。同时，有人应用烟单碱浸出液行动物试验，发现动脉血氧合力减退，血液黏稠度增加，产生血管病损。有人曾对1000例脉管炎随访10年，戒烟者无1例截肢，与本组观察较为一致。少数医生明知脉管炎患者应戒烟，因疏忽未交代，或一语带过未引起患者注意。反之个别医生自炫高明或曲意逢迎患者，妄言经他治疗无须戒烟，结果害了病人。我常以一国外学者“你要吸烟，还是要腿？二者不可兼得”之名言劝患者戒烟，并撰写《你要吸烟，还是要腿》专文在1984年《健康报》上发表。
此外，重视精神调护，消除患者忧愁、恐惧感，使之愉快配合治疗，打乱病理恶性循环，从而使病情逐步好转及至痊愈，必不可少。
关于活络通脉汤疗效原理：补气益血药扶正祛邪、调理气血有其特殊作用；活血化瘀药活血逐瘀、疏通脉道是为关键作用；清热解毒药清除热毒、祛邪扶正对阻断病理恶性循环有积极意义；全方及权变化裁之整体调节，及强调戒烟、精神护理的作用都不容忽视。
我院药剂科将基础方药经科学提取定型为“通脉冲剂”，临床观察疗效仍佳。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对本品行动物试验证明：①动脉光电容积影响检测说明本品能扩张中小动脉血管，增加血流量作用明显，对照组无明显变化。②能显著改善动物体内血液流变性及人血在体外的血液流变性。③对注射肾上腺素引起动物微动脉血流减慢或停止，也有显著的推迟作用，对管径收缩也有推迟发生作用。④对化脓性球菌和肠道杆菌有中度敏感，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高度敏感，对铜绿假单胞菌也有低度敏感作用，显示其有广谱抗菌作用量。⑤冲剂剂量相当于人的76倍行急性毒性试验，显示本品安全无任何毒副作用。提示无论从中西医学理而论，疗效原理是综合性的，内服本方实为消除内源性因素最积极的有效措施。
1974年我院成立中西医结合病房设病床21张；1980年改为中医科，设病床37张，医疗条件大为改善，脉管炎临床科研工作也逐步深入。1979年底总结7l例，临床治愈32例（64.4%），显效20例（28.1%），好转10例（14.1%），恶化截肢8例（11.3%）。1980～1998年收治102例，取得临床治愈48例（47.05%），显效34例（33.33%），好转18例（17.65%），恶化截肢1例（1.96%）的较好疗效。此外还函诊全国各地百余名患者，同样收到较好疗效。
还在孩提时期，我即尝闻大人提及成都有治病如神的蒲辅周、王文鼎等名医。在习医临床多年后，特别是在京深造亲睹众前辈对蒲老之尊崇与追忆，才体悟到理论之重要，古今名医经验之可贵。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巨细靡遗地阅读了介绍蒲老的所有文章、医案和专著，做了大量眉批、钩玄和笔记，旋即分门别类加以蒐讨。
辅周先生医德高尚是我最钦佩处。他三世精医，家学薪传，本名蒲启宇，行医后更名“蒲辅周”，意取辅助贫弱，周济患者，早立济世活人大志也！他的故乡梓潼大部为贫穷山区及丘陵，百姓生活困苦，对求治患者，如需出诊，不论路遥风雨，白天黑夜，从不推辞，一心赴治。无论在梓潼抑或1934年赴蓉执业，凡贫病者一概义诊后嘱持方去定点药店取药，由他结账。赴京后长期参与中央领导、高干和外宾保健，但对工农百姓上门就诊者，一律热情接待，仔细诊察，精心治疗。即使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等找他诊病，也从不滥用补药贵药，而是“有是证，用是方”，往往以普通药轻剂取胜，还建议周总理每天吃一个窝头，以增加肠蠕动，改善胃肠功能。先生这种“高干黎庶，普同一等”的精神，以及他尊重和团结中西医同道，显示他医德高尚，风范堪与日月同辉！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莫大的现实意义。
蒲老自幼刻苦钻研中医经典，旁及各家学说，是故通晓中医理论。他数十年寝馈岐黄遗留下来的众多临床总结和医案，正是指导其学术思维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具体体现，从中可以窥知其临证洞彻毫厘、三因制宜、四诊合参，治病强调整体观念，重视正气保胃存津，通权达变标本有序，其外感内伤鉴别法简明扼要而切合实用，治外感切重与邪气寻觅出路。他研究气血之道，悟得“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八脉罹病，调补奇经；擅用介类，镇潜摄纳；在痰证、老年病防治上颇多创获。鉴于先生学验俱丰，方药驱遣得心应手，即令平庸野蔬蕺菜，为人不齿的童便，因平淡遭不少医者轻漫之甘麦大枣汤，用之都曲尽其妙。有人据此称其治病以轻剂取胜，用药轻灵为其学术风格，实则先生对峻烈如乌附亦尝用之，我罗列有用附子23法；擅用虫类搜剔之品和反佐法屡起大证；成功地用温散药治疗腺病毒肺炎，温法治愈高血压，非辨证高手岂敢问津。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流行乙脑，先生从天候地气研究入手，认为石家庄白虎汤经验已不相宜，审证断然按湿温设治，顿即扭转颓势，自此中医在国内外声誉大振，传为佳话，蒲老功不可没。“汗而勿伤，吐而勿缓，下而勿损，和而勿泛，温而勿燥，清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是先生数十年岐黄生涯总结出来的治则矩范，迄今仍有力地指导着临床试验，高度体现了他全面深邃而灵动的学术思想。
中医能不能治疗急难重症？直白地说，攸关中医的生死存亡。先生在梓在蓉期间每遇瘟疫流行，悉皆紧急制药施药，全活甚众，两地老辈人中迄今仍口碑载道。我统计《蒲辅周医案》和《蒲辅周医疗经验》两部代表作，共医案226例，其中涵盖多种急性传染病、肺炎、冠心病心绞痛、出血等急证，患者多属北京各大医院紧急会诊病例，大多用过抗生素或中药寒凉药（少数用过“三宝”）者无效或仅个别微效，经蒲老用药短期治愈，其中属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者仅12.3%。我详列各组数据，附录几则病势垂危案例写成《从蒲辅周先生临床经验看辨证论治在急证治疗中的地位》一文，1982年12月参加上海“全国首届中医内科急证学术研讨会”，在大会上发言，并受大会主席王永炎教授之邀进入大会秘书处与上海中医学院张天教授共同主笔大会文献综述，发表在《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年第3期。
1987年，我从多个侧面和案例入手写成《蒲辅周对中医体质学说的见解和应用》一文，出席秦皇岛“全国首届中医体质学说研讨会”，应大会主席王琦教授之邀和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共同主持分会场并交流，全文在1988年《辽宁中医杂志》11、12两期连载。
自蒲老驾鹤西去，国内学者通过报纸、杂志及学术会议介绍和探讨他的生平事略、学术渊源、治学态度、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文章，迄今不下300篇，位列当代名医之首。国外如日本《汉证》杂志第12卷6、7期联合号上，特辑发表长篇文章《蒲辅周医案研究》，日本学者对先生医案评价极高：“帮助我们学习好中医，没有比中国老中医医案更重要的了。”这是日本以单味药到复方成分提取治病疗效迟滞，彻悟到辨证论治的极端重要性，而改弦更张，深入学习和研究中医的重大举措，予人以深刻启示。
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陆续在《中医杂志》《上海中医药杂志》《新中医》《浙江中医药》《辽宁中医杂志》《成都中医学院学报》和《浙江中医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研究蒲老的系列文章，屡获老一辈中医专家和同行高度关注与鼓励，后期不断有学者建议结集出版。为弘扬蒲学，将蒲学研究引向深入，我高兴地采纳建议，并给拟收入专著的文章作者如沈仲圭、俞慎初、薛崇成、徐荣斋、丛春雨、刘正才等名老中医（病故者写给家人）、专家和蒲老爱子蒲志孝在内的作者一一发函，还利用赴京开会之机，登临高辉远、陈鼎祺和徐振盛等蒲老高足府上当面请教和征询意见，皆很快得到大家的欣然同意，接着进入紧张的准备工作。
1990年2月，《蒲辅周研究》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当代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专著，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汇集国内11位名家研究蒲老生平事略、学术渊源、治学态度、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文章凡27篇（拙作占16篇），计23万余字。国家领导人和名老中医都欣然题词。聂荣臻：弘扬中医健吾中华；王恩茂：继承和发展蒲辅周医疗经验，为增进各族人民健康服务；陈敏章：为继承发扬中医药精华而努力奋斗；胡熙明：弘扬蒲学，嘉惠后进；董建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既不取一家之言，亦不守一孔之见，此乃蒲公学术思想之特点；路志正：治学严谨，理论精深，疗效卓著，济世活人，通达灵变，源于勤奋，医德高尚，誉满医林，弘扬蒲老学术思想振兴中医走向世界；姜春华：蒲老薪传，学者南针。为该书写序的有方药中：本书对蒲老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研究，内容翔实，确有特色，很有意义，“对于弘扬蒲老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方面必将有所贡献”，“对于如何继承发扬中医学方面也有裨益”。邓铁涛指出，蒲老“是一位学验丰富的大家，应该是继承的重点人物”，本书对蒲学的研究“是认真的，是有成就的”，“希此书出版之后，能牵起中青年学者研究当代名中医之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热情，并继承之中加以发扬，则本书的作用就更大了”。耿鉴庭备赞蒲老畅似“后雕松柏，晚翠枇杷”，就“学术上的全面，品格上的端方，操行上的循良，关系上的团结，他都是无疵可索，无美不备的”，尤其在“医疗方面影响之大，世少与伦匹，于20世纪50～70年代，在挽回中医颓势，发扬固有特色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新中国中医界显要历史人物”。耿氏在其百年诞辰之际，奔赴先生珂里，缅怀业绩，吟哦五律一首：景仰来川北，蒲翁纪念辰；梓林沐雨露，潼水洗风尘；封墓式闾典，十全三世人；应为宣国史，岂仅百年身！
2000年9月该书第二次印刷。此后，我又陆续发表研究蒲学文章4篇，计两万余字。
我曾在京随师王、岳、赵三老查房，聆听会诊，分析病情，阐述理法方药，其中不乏讲述他们几十年的读书心得和临床中的若干独到见解，结合平时的问难，均有较为详尽之记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陆续整理王老3篇、赵老和岳老各4篇文章，分别发表于江苏、山东、辽宁、湖北、湖南和新疆等中医药杂志。
1984年得吾友、武汉市中医院杜家经院长所赠《黄寿人医镜》，返疆后即详为拜读，写成《黄寿人学术思想及经验浅探》一文，发表于1985年《湖北中医杂志》第6期。
老中医经验国之珍宝，能为中医学术的承前启后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殊感幸甚矣！
中医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医药事业关乎中国和世界人民健康，维系着祖国的崇高荣誉。“文革”后，中医事业发展进入第二个春天。得悉1986年11月卫生部在成都主持召开“全国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为了钟爱的中医事业，我决意再尽绵力。古贤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岳飞“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两句话引发的激情在心中鼓荡升腾，欣然撰就《中医之历史及现状暨振兴中医事业之宏观战略设想》与会交流。
1987年4月，我于《新疆中医药》发表《振兴新疆中医事业之宏观战略设想》。该文以及后续进一步研究文章有的在自治区科协召开的“百名专家百场报告会”上讲演，有的在新疆中医药学会和新疆中医学院研讨会或讲座上讲演，都收到了较好效果。
作为新中国中医事业的见证者与亲历者，根据半个世纪中医发展道路崎岖坎坷的冷静观察思考，发现10条“因果链”，即瓶颈，导致中西医并重方针不能很好地落到实处。为探寻振兴中医之路，我环绕十大问题提出批判科学主义、纳入国家战略、健全组织机构、增加财政投入、坚持特色创新、发展三支力量、倾力人才培养、重用新老英才、突破中药瓶颈、完善补偿机制等相应对策，杂糅成形，时逾三载，稿凡数易，总算于2006年秋天完成4万余言“中医药发展战略探讨”文章——《发展中医药当前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在2006年《新疆中医药》杂志第5、6期及2007年第1期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上篇被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以“奥运与中医”辑入“中新网”交流）。该文原想再充实，唯彼时有几个“声名显赫”忘记中国人身份的反中医“斗士”，梦想“流芳百世”，放下自己专业不干，却假“科学主义”之名，巧舌如簧“高论”频频，挑战《宪法》，用最恶毒的语言丑化中医是“糟粕”“伪科学”，认为中医“该取消”，等等，甚至最后竟疯狂到网上煽惑签名“取消中医”。他们对中医的攻击，丝毫无损中医的光辉。正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他们的倒行逆施，挑起论战，促使我们坚决应战，誓将课题进行到底的决心，站在战略高度细加“品味”，我们不妨“反话正听”，冷静逆向思考，中医界从兹重整旗鼓，自尊、自重、自立、自强，走出“西化”恶性循环，重新步入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优势的康庄大道。庄严的使命感，促使我必须将这封远未尽意的谏言（一份附参考资料出处的全文，一份浓缩本）急寄中央提供决策参考，并托挚友将该文及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全力支持中医药的另附函，直递自治区主要领导。
当《发展中医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上篇）清样校毕，我即赶赴成都参加母校50华诞庆典活动。会中，与同窗刘敏如教授出示全文稿，她很感兴趣，当即提出许多有益意见，并建议进一步展开谈，合作充实出书。我们以对中医事业的全部激情辗转又两年写成《中医之路》。正拟出版前夕，我还不时为两年前呈递四万言建议书原想“了却平生一大心愿”，寄出不久始觉信太长，中央领导哪有时间看而懊悔不已时，欣闻国发（2009）22号《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国务院文件发布。这是中央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经过反复调研虚怀纳谏，形成的指导我国中医药事业的纲领性文件，表明国家将采取若干特殊政策促其发展。我们决定将有关问题和对策再行梳理，同文件相应内容进行对接，让《中医之路》成为阐释和说明如何落实该文件精神的应时专著。同时，新疆中医药管理局亦于2009年初正式挂牌，政府每年另拨专款3000万元用于发展中医事业，实现了新疆几代中医人的梦想。
美国2006年3月一期《新闻周刊》载文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它拥有一个高效、全能的政府。”发展中医药事业，何独不然！坚信在党和政府的殷切关怀下，中医事业腾飞的又一个春天正向我们走来。这是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世界之大幸！
（门人宁建武、李永强、秦毅、陈阳、孟农、马丽协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