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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申田（1939—），黑龙江呼兰人。于1972年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组建了黑龙江中医学院（现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个针灸神经内科病房，系统地把中医药、针灸疗法引入神经内科领域，为针灸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模式，也为现代神经病治疗学增添了新内容。1983年被聘为硕士生导师并任黑龙江中医学院针灸系副主任，1986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并任针灸系主任，1987年被确定为黑龙江省重点学科带头人，1989年任黑龙江中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及针灸推拿学院院长等职，倡导院系合一的教学体制，历任院长、名誉院长等职。1994年被评为“黑龙江省名中医”，199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并成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从长期的临床教学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培养高层次优秀针灸人才的新路子；以高超的中医针灸技艺、高尚的医德医风被世人誉为“神针”“孙一针”。
为中国针灸学会理事，黑龙江针灸学会顾问及临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针灸经络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神经病学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中医学会神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已发表学术论文105篇，出版学术专著7部。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高校科技进步二等奖，黑龙江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等部、省、局级“科研成果奖”共25项。
我于1939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现呼兰区）。1953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尔滨铁路中学。记得14岁那年，我正在中学读书，突然患了急性关节炎，左膝关节红肿、疼痛不能走路，不得不休学。父亲把我送到绥化铁路医院住了三个月，用了不少的西药，还用了蜡疗等物理疗法，病情有所缓解，但仍未痊愈，出院后家里人坚持让我用中医疗法治疗，并通过熟人求到县里的一名知名中医，大家都称他李先生。李先生在当地很有名气，百里之外的病人都赶着马车去求医，病人中还有不少官人和大户人家之人，诊所门前车水马龙，好不热闹。父亲带我来到李先生的诊所，房间宽敞明亮，装修得古香古色，墙上挂满了锦旗，看病的人排着长长的队。我没有排队直接进了李先生的诊室，他身材不高，四方大脸，满面红光，面带微笑，看上去很和蔼，诊案的两旁坐着两个年轻人（后来才知道是学徒）。李先生示意我坐下，他问了病情又看了我的左腿，然后让我把手放在一个小枕头上给我把脉，边把脉边给两位徒弟讲解，然后让我伸舌，看了舌象之后，李先生说我患了痹证，是因感受潮湿而得，给我开了十五服药，并很有把握地说半月后肯定能好。我按李大夫的要求把药煎煮两遍，澄出的药液分早晚两次口服，剩余药渣用布包上放在膝部热敷，服药后腿有发热感觉，疼痛减轻，两周后关节肿胀消退，活动灵活不痛，果然和李先生说的一样，我初次感受到了中医的神奇。再诊后李先生说我的病已痊愈不用再吃药，注意不要受凉、受潮湿。李先生的精湛医术，中医的神奇疗效，先生受到的病人的尊重与爱戴，使我萌生了将来做一名中医的愿望，我立志学习中医，做一名为病人解除病苦、受人尊重的医生。
中学毕业那年，我在招生简章上查到牡丹江卫生学校招收中医专业学生，我三个志愿都报了这所学校。在中学读书时我的成绩在班级是名列前茅的，有病时也没有放弃学业，所以我以优异的成绩被牡丹江卫生学校录取，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学习中医的梦想。
牡丹江卫生学校位于牡丹江市北山脚下，依山傍水，环境幽雅。该校首次招生只设中医专业，开创了全国正规中医教育的先河，是时任卫生厅副厅长全国名医高仲山等老一辈为发展中医教育事业培养中医人才，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创建的。学校的教师都是从省内各市县抽调的名医，他们不仅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而且有着踏实的中医功底。教材部分是老师自编的，大部分是中医原著。老师们的学习经历大部分是学徒，出徒后又进入各类中医进修学校学习，堪称中医大家。少部分是跨专业的，如学法律、文学，后改行学中医，他们知识渊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们学习的方法是先读原文，老师再进行解释并要求学生背诵下来。每天提问要求背诵的原文，很多学生对此感到枯燥难懂，我因为痴迷中医，不仅按老师要求的去背诵，而且还把老师没讲的内容提前背诵下来，并兼背诵了很多课外书籍，如《医宗金鉴·内科心法要诀》《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医林改错》的方歌、《伤寒论》398条113方等，我都倒背如流，合上书从头背到尾，还可以倒背到第一条。《内经》按老师要求记忆和背诵的部分，我一丝不苟地背诵，同时又背诵脉学歌诀、药性赋、四百味、汤头歌诀、十二经循行歌诀、腧穴与经穴分布歌诀、特定穴歌诀，还另外背诵了《针灸大成》中百症赋、标幽赋等治疗歌赋，老师们扎实的基本功和严格的要求为我后来从事中医教学和临床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使我受益终生，今天一点一滴的成就，也是当初培养出来的。背书是个很艰苦的事情，我走路背，排队打饭背，坐公交车背，入睡前背，假期回家也不敢怠慢，挑灯夜读直至深夜，每天衣兜里揣了一大堆卡片，忘了再看，重复多次，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感到其乐无穷。虽说被人称为“书呆子”，但至今我还为这个绰号而自豪，对今天授予的名中医的称号自感不愧疚，毕竟我做出过那么多努力，付出了那么多心血。我将老师的多年临床经验记录了厚厚几本，至今还保留着，对我临床工作与治疗疑难病帮助甚大。
我的中医启蒙者，首选是给我治病的李先生，他使我感受到中医治病的神奇疗效，又感受到中医治病的神秘与简易。问问病情、把把脉、看看舌象，前后不到十分钟，诊断处方一并完成。来诊的病人低至平民百姓，高到达官贵人，对先生都是毕恭毕敬，还不时送来礼物，先生从不拒收，洋马车把先生时常接走，宴请诊后就不得而知了。那是我初次看到中医，先是感觉神秘，后是羡慕，并想立志学医。
五年的学校学习都是名师指教，他们的高深学识，丰富的临床经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讲课方式，把众多抽象的中医理论讲解得活灵活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老师们做人做学问，不为名利，对学生不分贫富，对病人不分贵贱的作风，对学问认真求实的态度，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深深感染着我，为我后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老师们对中医教育的执着精神，使我永生难忘。我们同在学校，朝夕相处，白天上课，课余辅导，老师们总是如慈父般耐心，师生关系就像传统的师徒关系。我后来留校从事教学工作，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与学生的关系如同父子，即是继承了老一辈的优良传统。
1960年，我在佳木斯中医院实习，该院是全省较有名气的一所中医院，设有内科、妇科、骨科，我被分配到内科实习，带教老师是七十二岁高龄的知名中医高明老师，人瘦瘦的，留一缕白色胡须，习武并写一手好字，治病开方全用毛笔。高老师是我的临床实践启蒙老师，人善良、坦诚，不仅中医功底深且踏实，对武术、书法亦有较深的造诣，通今博古，堪称中医大家。老师治病认真，望闻问切一丝不苟，然后一一讲解，我们再仿效老师给病人摸脉，体会老师讲的指下感觉，慢慢对各种脉型指下有了体会，及与各脉的分别，然后老师再讲脉的主病，重点强调四诊合参，望闻问切不能偏废。我现在诊脉的功底还是当时打下的。老师常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你一定要多摸，长时间慢慢体会指下之感觉，熟能生巧。”老师精通四大经典，他的习惯是病诊断完了，说用什么方，在一旁实习的学生就得把方开出来，然后老师再一一说出每味药用量。至今已过近五十年，我还记忆犹新，来诊的一女病人口腔溃疡多年不愈，进食疼痛夜寐不安，脉微细数，苔薄黄舌质红，老师诊为狐惑病，用甘草泻心汤治之，外用冰硼散，两周后复诊病愈。后来我在临床工作中用该方治多例口咽部溃疡病人，疗效卓著。另一例睑废症（重症肌无力），老师用补中益气汤加炙马钱子治疗而获效验。该法我亦应用至今，已治疗上百例，屡治屡验，病例之多不能一一列举。后来老师让我自己独立诊治病人，使我的诊疗水平得到较全面提高，更确切地证实了中医的疗效。
1961年我毕业留校任教，分配到针灸教研室，从事教学与临床带教工作。1963年被派到天津中医学院针灸科研修针灸临床，当时天津中医学院针灸科是全国最早规模最大的针灸医院，医院门诊相对独立，分为针灸内科、妇科、儿科、五官科、外科、推拿科。我从师于伯泉、曹一鸣两位老一辈针灸专家，他们对人的诚挚，对针灸事业的执着，严格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学生的负责热情，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使我终生难忘。刚到医院老师就指导我处理病人，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各种针灸手法，至今我还应用于伯泉老师教我的单手进针法。老师们大公无私、毫无保留地传授他们当年积累的临床秘方，经络辨证治疗痛证，我应用至今屡治屡效，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的学生。一年多的临床研修，我在针灸临床上有了很大提高，为后来从事针灸教学、临床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1年，我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神经内科进修，师从著名的神经内科专家葛茂振教授。他们良好的学风、对病人的高度负责精神、系统规范的管理模式，为我后来做病房管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查房讲解，带教认真，讲课一丝不苟，使我在一年多时间里系统掌握了神经内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一年多听课与查房记录的笔记，后来整理成完整的一本教材，并正式出版，至今还在应用。葛茂振教授是全省第一批西学中专家，他热爱中医，谦虚好学，查房会诊常同我讨论中医、针灸或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一些疑难神经内科病，并鼓励我大胆用中医、针灸疗法治疗脑血管病、脑性瘫痪、延髓麻痹和某些神经病，为我后来成立针灸神经内科病房，把神经内科引入针灸和中医治疗领域，为针灸临床建立新的模式打下了基础。
1966年“文革”开始了，针灸教研室解体，老师受到批判，学校停止招生，霎时间教学秩序被打乱。我离开针灸教研室到大内科病房待了四年多，当时内科分四个病房，循环、呼吸、消化、血液，其中急症是分散各科的，病房的主任都是著名的西学中人员，他们都是全省各大医院著名的西医，多是各西医院的主任，后学习中医而留校或调来的，有的不仅在省内，甚至在全国也很有名气。他们扎实的基本功和前沿的新知识以及严格的管理制度，使我的西医理论水平与临床能力得到了飞跃性的提高。经过四年多的工作，我基本掌握了常见病的西医诊断治疗，对疑难病的诊断治疗对急症的处理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为后来成立针灸神经内科病房奠定了踏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我在大学期间学了一些外语，但毕业后根本没用上，所以差不多也忘光了，到了内科病房后，看到主任们经常看外文杂志并总在查房时引用先进知识，我开始重学外语。由于需要和努力，短时间内我就可以借助辞典读些外文杂志，并从杂志和外文书中获得了很多新知识，这更激发了我学习外语的兴趣，到后来能顺利阅读外文刊物并翻译，曾翻译多篇文章发表在相关杂志上。中医应不应该学外语，掌握到什么程度，近年来有颇多争议。我个人的体会是：不但要学，而且一定要学得好，学得精。借助外文这个工具能掌握医学的前沿知识，对中医的临床与研究有重大帮助。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作为一名现代的中医名医，你的西医水平有多高，中医水平就有多高。”简单地说，你的知识结构必须精通中医的同时也要精通西医。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学了西医不是去从事西医工作，而是让西医为中医服务。
这四年多的内科工作还有另一个收获。当时的管理模式是西学中人员管理病房，而中医佐证一起查房，研究和讨论病人的诊断与治疗，当时除了调来一批西学中人员外，还从全省各地调了大批名老中医分别承担临床与教学工作，每个病房至少有2位名中医专家，如名医马骥、孙纪常、胡青山等，他们对中医事业的热爱，对病人认真负责的态度，严格的科学作风，踏实的中医基础理论与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显著的疗效，不仅促使我更加热爱中医，而且更使我感到原有中医基础知识不足和实践能力的差距，激起了我努力学习中医的兴趣和信心，为此读了很多相关书籍，中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学到很多实践经验，为我后来独立临床打下了雄厚基础。
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学好现代医学和外语对我们有多么重要。我曾会诊一个9岁的女孩，患病已四年，当我看到该病人时，四肢僵硬肌张力高的病人已不能自主活动，连坐起都不能，只能直挺挺地躺在其姥姥的怀里，全国很多大医院均诊为脑瘫，还在北京某医院做了矫形手术，病人的妈妈就是医生，在北京工作，听说黑龙江省有个脑瘫专科，特意把孩子从北京送到黑龙江。我在详细询问病史时从家属的主诉中获得了重要信息。该病人早晨起床后，在家人稍稍搀扶下可以围绕全楼散步，而晚上病情加重，连坐都不能，更别提走路了。晨轻暮重，很符合我从外文杂志上看到的多巴胺反应性肌张力障碍一病，我建议她用美多巴治疗，两天后病情显著缓解，调整多巴胺用量后病人基本恢复正常，现在已和正常孩子一样上了中学，并能参加各项运动。因为篇幅所限，诸如此类就不一一列举了。治病是医生的天职，作为一名医生首先要会看病，就是说要会诊断疾病，中医是什么病，西医是什么病，然后再会治病。不管是中医、西医，治好病是目的，所谓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所以我们掌握两套本领，人家会的我们会，人家不会的我们一样会，对于来诊的每一位病人才能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也就是最受患者欢迎的方案。
针灸治疗痛证，疗效是公认的，其作用机理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的研究热点。我在英国《柳叶刀》杂志上看到一篇报道针刺镇痛与吗啡肽的关系的文章，将之翻译成中文并发表在国内相关杂志上，为后来针刺镇痛的机理研究提供了信息，还有“经颅磁刺激诱发电位的研究”为我后来从事针刺运动诱发电位的研究给予了启迪，从而为揭示头针作用机理提供了可靠依据。
1972年6月，经黑龙江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领导同意，我们组建了第一所针灸神经科病房，把针灸学科同现代神经病学相结合，创建了针灸学新的临床、教学及科研模式，在全国属首创。
原来的针灸科都是以门诊形式为主，在全国基本没有成立病房的；而且单独成立针灸病房，如果各科的病人都收治，确实也不合适，病人也没那么多，很难发展起来。所以，寻找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楔入点很重要。我考虑，把针灸和神经内科病结合起来有两个优势：第一，神经内科病，尤其在我们北方地区确实是常见病多发病，脑血管病发病率常年居高不下，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发病率第一的疾病。第二，神经内科病，西医是可以非常明确地诊断的，但治疗手段相对贫乏。而弥补西医治疗上的不足，中医针灸就成为最佳的选择。所以，把中医针灸和西医神经内科结合起来，取长补短，确实能取得最好的疗效。这些年我们在临床遇到并总结了不少典型病例，例如用针灸治疗脑血管病偏瘫常常可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再如对西医无法解决的脊髓空洞症的治疗，我们采用中药治疗亦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诊断清楚，治疗效果好，自然病人愿意接受。看到了疗效，西医同行们也乐意接受。后来，西医同仁不但同意采用中医方法治疗，还主动把病人介绍过来。这样不断发展，我们已经由原来40张床位的病房，发展成今天拥有500张床位的专科医院了。而且不但我们附属二院，哈尔滨其他中医院也都按此模式逐渐成立了很多病房。各个医院都在此模式下不断扩大病房，却仍“供不应求”。可见，这种模式的建立，不仅我们自己认可，也得到了同行的认可、病人的认可和各个管理层的认可。我们的很多学生毕业之后，又把这个针灸和神经内科结合的模式逐渐推广到了全国很多地方，使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看来，中西医结合的楔入点很重要，找对了，就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虽然我们创立了针灸和神经内科结合为主的医疗模式，但是考虑到针灸治疗疾病的多样性，我们的针灸门诊仍然作为一种综合性门诊，收治各科杂病，这既能体现针灸作为中医学重要治疗方法的特点，又便于学生实习，同时也提醒我们的年轻医生们，针灸不是只能治疗一类病，对针灸治疗病种的多样性、方法的灵活性我们应该全面掌握。
在学科建设上，通过我们不断努力，从针灸门诊发展为针灸神经内科病房，从病房又发展到针灸系，从针灸系又发展成立了针灸推拿学院，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针灸专业的人才。1984年8月，我们率先在全国开设了神经科的课程，讲授神经病学和神经疾病定位诊断学，教材也是自己编写，这在我国中医学院中还是第一家。现在，很多大学针灸系都采纳了同类的课程，国家还统编了神经定位诊断教材，说明全国各中医药大学的同仁们基本都接受了这个模式。
从1983年成立针灸系开始，我们在78级学生中成立了20人针灸专业班，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大部分充实到学校针灸教学和临床等工作中。1983年以后，我们开始招收研究生，都是采取针灸学和神经内科学结合的培养模式，陆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本省和全国医学工作岗位上都有卓越的表现，显示出这一培养模式的优势；很多人都已成为硕导、博导或学科带头人，也继续把这种思想传授给一批又一批的研究生。所以，这是一种可以造就大批人才的模式。这些年来，我一共培养了66名博士、68名硕士和7名学术传承人，都是在这一教学模式下努力实践的结晶。
针灸系成立以后，我们在教学中发现，老师单从理论方面讲解，比较空洞，而且脱离实际。照本宣科，学生也觉得枯燥。怎样把中医针灸教学和临床结合起来呢？
第一是教师的实践问题。老师要下到病房去，既做一名医生，又做一名老师。教师在临床中验证了自己的治疗方法，反过来又能把经验应用到教学中，这样讲出来的东西，更实际更生动。我们当时自己编写了一套教材，密切联系临床，效果很好。虽然该教材后来逐渐被全国统编教材替代，但我仍然认为，各个地方保持教材的特色性很重要。尤其我们的针灸教材中，体现了很多北方常见多发病的治疗方法，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是北方地区针灸实践经验的总结，还有老师们的临床体会总结。
第二是学生的实习问题。单纯的小门诊、小病房无法满足学生实习的需要。所以，我们决定扩大规模，成立第二附属医院。这样，具有一定规模的门诊和病房，可以提供大量的病人、多样的病种，满足教学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学针灸的学生，学习了5年，却连针都没扎过，那他肯定无法真正地掌握这门技术。所以为了解决学生的实践能力问题，在针灸系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第二附属医院。虽然经历了很多艰苦的历程，但最终成功建院，并建立了院系合一的教学体制。现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附属二院发展迅速，可以说，这种院系合一的临床、教学、科研体系是成功的。
目前，很多大学针灸课程的教学和临床是分开的，造成很多临床老师不讲课，教学老师不会看病的局面。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医特色，因为实践是中医的基础。正如王永炎院士所说：“实践是中医的灵魂。”如果没有实践基础，没有好的疗效，那中医理论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将无立足之处。
医学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否愿意或承认，中医医院在临床模式上都在逐渐地和西医医院接近。虽然国家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个并存，但中医的继承问题依然严峻。
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医针灸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应该如何把握，我认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关键是把握好实践这一环节。我有六个字：继承、实践、创新。
继承，就是要读懂、多读古代的原著。如果想评判对与错，必须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古代中医的方法，我们只有经过临床实践了，才能知道是否有效。有效了，才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个人的观点是，学习中医的人都要系统阅读经典和原著，并在临床实践中加以体会。比如学针灸的，要熟读《灵枢》《针灸大成》，至少通读一遍，才能大概了解针灸的古今发展变化，逐渐通过实践能够知道哪些可以继承，哪些在实践中暂时看不到价值，可以扬弃，这就是师古而不泥古。其中实践有效的、有价值的部分，我们就可以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探索其机理，这才能有所创新。
可以看出，“继承、实践、创新”的关键在实践。而在中医的实践中，是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把路重走一遍的，这时继承老中医、专家的经验便成为重中之重。中医学是一门极重经验的医学，许多治病的方法技术非亲身体会，无法完全掌握。所以，中医教育不可能完全像西医院校一样，采用批量生产的模式就能成功。中医的成长需要一个实践授受的过程，所以，我的很多学生跟随我多年，他们认为实践经验是最宝贵的财富。因为临床行之有效，我们就会对针灸的有效机制产生探索的好奇，它促使我们用不断更新的现代科技手段去研究和发现针刺的科学机制，这为古老的针灸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
本着这种“继承、实践、创新”的思想，多年来我们重点在针灸治疗神经科疾病方面进行了研究。开始的目的，是要把这种有效的治疗方法的科学机制介绍给大家。在介绍的同时，我们也逐渐拓展了科研思路。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率先采用了西医诊断评价标准和中医治疗方法，在讨论中使用统计学方法，让中医针灸的现代科研走向科学化、正规化。与时俱进，逐步借鉴现代医学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比如脑电图、脑血流图、fMRI等，应用于针刺研究。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在对针灸的研究方法上不断深入，从针刺穴位脏腑相关性研究，到针刺对脊髓损伤电生理的研究，到针刺治疗脑出血的研究，等等。本着这个思路，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解决了一些以前无法解释的难题。比如，头针针刺运动诱发电位的研究，首次研究和解释了头针的机理问题。今天的许多研究课题，更已深入到分子生物学、基因水平。因为有着实践基础上的创新，故而能在研究中获得有价值的成果，为针灸的现代科研贡献力量。
几十年的中医针灸教学、临床、科研历程，内中艰苦曲折而又充满快乐和满足，成长需要有勤奋不懈的努力，需要有良师益友的指点，需要有汲取百家的胸怀，需要有待人接物的真诚，需要有洞察先机的敏锐，需要有中西并举的全面，需要有师古不泥的智慧，需要有踏实勤勉的实践，更需要有大胆创新的精神！当然，这些的前提，就是对中医药事业的热爱。只有相信和热爱中医，才能在此基础上付诸行动，去认真学习与研究中医的理论与实践。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学子、同志们都能不断保持对中医的热爱和信心，在继承、实践、创新的思想指导下，为发展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做出更大、更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