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欧阳惠卿（1939—），广东顺德人。中医妇科学专家。1958～1964年就读于广州中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留校，历任妇科助教、住院医师、讲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主任导师、博士生导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评专家库专家，广东省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荣誉顾问，广东省优生优育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新药评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委员会委员。1993年获广东省名中医荣誉证书，2003年被遴选为全国第三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师承带教老师。曾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研室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妇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女医师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从事中医妇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五十余年，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医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与基础研究。1978年创建妇科实验室，将中医传统理论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在长期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治疗月经病、子宫内膜异位症和不孕症，早年从事补肾法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病和女性不孕症的研究，近年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的月经不调与不孕症的发病机理和中药治疗。1996年受聘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学的第二代学科带头人。为2000～2001年“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优秀学科学术带头人，2000年度“新南方教学奖”优秀教师。2003年获中国女医师协会颁发的“巾帼建功模范医师”光荣称号。
1993年、1996年先后应邀出席伦敦和悉尼等地的国际医药学术交流大会，并在大会做学术交流，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和好评。主编或副主编《实用中医妇科学》《中医临床诊疗常规》《妇女病自然饮食疗法》等7部著作，参与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等有关文件的撰写。副主编的《实用中医妇科学》获1994年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发表《补肾中药治疗女性不孕症》《罗氏内异方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观察》《宫血饮治疗崩漏117例疗效观察》《中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的研究进展》《中药调周法治疗月经病的基本思路》等论文多篇。
主编“21世纪课程教材”《中医妇科学》，参加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医妇科学》1974年版、1978年版、1996年版的编写，担任1996年版规划教材《中医妇科学》的副主编。主持的“七年制中医专业中医妇科学课程改革的研究与实践”课题2001年获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主编的“21世纪课程教材”《中医妇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于2006年获全国医学院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1939年，我出生于广州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个文职人员，家里生活不算富裕，但总算安定。由于日本入侵中国，广州沦陷，父亲不愿为日本侵略者效力而失去工作，从此，家庭收入无靠。在贫穷饥饿中，父亲染病，终因无钱医治于1945年2月病逝，是年我年仅6岁，之后靠母亲刺绣、针斋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1947年我进入广州市立第一小学就读，直至1952年小学毕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母亲进入制衣厂当工人，生活稳定，但好景不长，1956年母亲因中风而致偏瘫，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我家再度陷入困境。虽然得到政府的关怀，享有免费医疗和生活补贴，但我要继续上学，必须有经济支持，于是我开始了勤工俭学，边工边读，下课后在夜校识字班当兼课老师，晚上回家手工制作和熨烫制衣厂被服，有空时还取些文书回家帮补，生活显得紧张劳碌。我没有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完成了中学六年的学业，我感到由衷的欣悦。现在回想起来，过早地承担家庭重任，并没有给我身体上和思想上带来负累，而是赋予了我坚强的意志、优良的体格、敏捷的思维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为我以后的经历和立业不知不觉铺垫了坚厚的基石。求学的强烈愿望，使得我义无反顾地决定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在报考志愿时，当时只能选择免缴学杂费同时又有生活费津贴的师范、农业、中医专业。最初我选报了学制仅4年的师范专业，想尽早出来工作，母亲也极力赞许我报考师范。班主任林启华老师基于我有一位带病的母亲及中药针灸曾治愈他的风湿性关节病的亲身经历，建议我报考中医专业，当时除了医生职业可以治病救人的崇高理想外，读书费用全免也是个“诱惑”，使我不嫌六年的岁月“漫长”，报考了广州中医学院。1958年，我成为广州中医学院第三届学生，开始了我的中医生涯。入读中医学院以后，面对理论深奥的中医典籍，感觉有点陌生，却又感之内在无穷的魅力。通过课堂上老师运用归类比喻法、临床实例教学法等深入浅出地讲述，把中医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演绎成近世的医学哲理，我对中医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入学以后，我认识了针灸科的郑祥华老师，他得知我母亲的病况后，建议我母亲进行针灸治疗，经过长达半年的精心治理，母亲瘫痪的肢体功能明显康复，不但实现了生活自理，而且重返工作岗位。这件事令我感触极深，体会到“医乃仁术”，施救夭横，足以活人。它不仅使我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且让我亲身感受到中医切实的疗效，“天下之至变者，病也；天下之至精者，医也”，更坚定了我学好中医的决心，以中医济人济世。
大学生活非常充实和多姿多彩。母亲的康复和运动队的补贴使得我从紧张的生活中稍有释放，图书馆成了我攫取知识的宝地，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待在那里，这为我之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来我对中国古代文学就非常感兴趣，课余我在学院图书馆又反复阅读了大量中医书籍，其中《黄帝内经素问》《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在必读之列，其他如《十药神书》《本草纲目》《景岳全书》《临证指南医案》《傅青主女科》《温病条辨》《徐灵胎医书集》《医林改错》《医学衷中参西录》《血证论》等各家学说，各有建树，亦常常加以翻阅。读书时，我把精彩之处记于卡片，收集的读书摘要达一百多页，如《黄帝内经》之“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景岳全书·妇人规·经脉类》之“经血为水谷之精气……其源源而来，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藏受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妇人则上为乳汁，下归血海而为经脉”；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多处提及的“初病在经，久病入络，以经主气，络主血”等。这些理论虽然学于学生时代，却为我之后的临床应诊带来随手之便——教学临证40多年来，这些理论被不断地运用于教学实践，或指导解决临床疑难病证，或启发科研思维。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肾气盛→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这个生殖调节的理论，在临床上用于指导治疗月经不调、不孕症、闭经、崩漏、绝经前后诸证等，效果良好；而有关上述妇科疾病的临床研究亦沿着生殖网络的思路展开。实践证明，学习两千多年前的中医理论，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可以指导我们的医疗实践。从学习实践中尝到了甜头，更促使我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从读书时起，至工作以后，我一直是图书馆的常客。
1964年，我毕业留校在妇科教研室担任助教。恰逢“四清运动”，响应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被分配到粤北山区乐昌九峰山，在那进行一年制中医院校试点班教育革命。随后我回到妇科教研室，当时的教研室主任罗元恺教授随即安排我到广东省中医院去锻炼临床技能，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医生一定要临床实践。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医术才能有所提高。这样的医生才有所作为。”罗教授虽然担任了不少行政事务和教学工作，但必定期查房和门诊，并开展中药治疗。跟随前辈诊治形形色色的病人，不断观察治疗的过程中，心情是紧张的，工作是劳累的，但收获是丰硕的。这种对病情变化和证候演变的观察印象较课室所学到的更为深刻，各种治疗手法的运用更易理解和掌握。尤其是罗主任身临病房观察病情，调方遣药，事必躬亲；诊治必先望闻问切，再检查处方。这种工作一丝不苟，对病人负责任的工作态度给了我深远的影响，先贤良好严谨的医德医风，使我的成长更健康、工作更实在。
1966年“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了，但我的学习和实践并没有中止，我先后参加流脑医疗队、进行防洪抗旱、进驻工矿企业接受贫中下农工再教育，同时还参加了基层的医疗临床和教学工作，在学校里学到的内、外、妇、儿各科的知识都可以应用得上，这给了我另一层面的实践，真正使我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更可贵的是，我可以借机向当地老中医和赤脚医生学习，辨别地方特色中草药，认识民间疗法，提高针灸技术，随身收集记录了防治疾病的各种方法，常言道：“为学必须铢积寸累，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如用番石榴叶、海蚌含珠治疗湿热泄泻（急性肠炎）；叶下珠、车前草治疗湿热淋；用草药心不甘、大红袍、臭药等治疗消化性胃溃疡、胃痛、嗳气，这些方法用于临床屡屡见效。在反复的实践中，我发现中医学书籍众多，不博览无以扩大学识眼界，懒于思考则瑕瑜不辨，浅尝辄止是不够的。于是在劳动工作之余，我便翻阅书本巩固知识，使学与用相得益彰，收获颇丰。还记得在怀集山区的一个夜晚，一个脸色苍白、神情倦怠的女孩被抱进我的小房里，详细问病后，考虑功能性阴道大出血。由于当地缺乏基本的抢救设备，止血成了当务之急。于是除了开方剂煎服外，我采取隐白穴灯火灸为主，并针刺关元、三阴交、血海、中脘、足三里，用补法。第二天，出血就开始减少了，配合调理，女孩逐渐恢复。对知识的渴望和行医获得的满足使得我忘却了凛冽的寒风向陋屋袭来，以及长年的半饥不饱导致的下肢水肿，而花费更多精力究心医术。“人所欲为，譬如穿池；凿之不止，必得泉水”。在这段时期，我深刻地体会到，医之为术，学之易而精之难，行之易而知之难，要实现良医济世救人的愿望，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从医不能脱离临证，否则是一场空谈；临床实践要及时地思考和总结，这样才能收获更多的经验。中医经典著作是中医药的根基，也是中医实践的总结，是对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临床实践、用药规律的高度概括。熟读经典可以掌握中医学的思维方式、理论体系、辨证论治的方法，用以指导临床遣方用药。中医理论的内涵，只有在临床实践中才能深刻领悟；临床水平和辨证论治能力，只有在解决临床难题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提高。处方用药是否合理，也只有通过临床实践才能获得经验。上述都是“学，然后知不足”的不断提高过程。要充实新知，并温故知新，这对于我之后的临床、教学和科研有着深刻的影响。
多年上山下乡、基层奔波，我深切地感受到农村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和落后的医疗服务，许多地方缺医少药，许多黎民患病无法得到充分治疗。看到他们渴望的神情，我常常反思我们所做的是否切实地帮助了广大人民群众。其实我们的工作既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又是一门从容的艺术——对待病人既要热忱，又要庄重，平易近人，以礼相待，取得了病人的信任才能做好诊查治疗工作。医疗工作必须维护病人的利益，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来不得半点疏忽和虚假，不允许有任何越轨行为，这是不二论。
学校在1972年复课，我又回到了教研室工作。我坚持学习，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读书和阅览期刊。书提供系统的知识，期刊提供现时的情报，二者各有其作用。选阅与自己专业有关的书和杂志，对新书和新杂志总是先睹为快，并将期刊中的重要文章做成文献卡片以备查阅。我觉得所有专业人员对自己从事专业的国内外动态都应随时了解并及时汲取新知识、新技术，尤其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医院校的人员，及时翻阅期刊，更新知识，对中医的长远发展无疑是一条重要的途径。1973年6月在国家关于“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指示下，全国22所院校分工协作，集体编写中医学院试用教材。我有幸跟随罗元恺教授参与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中医妇科学》（即第三版）的编写，使得我有机会向来自不同院校的老师们学习。教材编写会议上围绕如何使教材内容适应临床的需要进行讨论时，教材定稿一字一句修订时，经常会发生激烈的争论，大家都唯恐教材在理论上与实际脱离。在那次会议上，我不只学到了老中医的学术理论、临证经验，更学到了为人师应有的品质。在我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我把教材看成是“老师的实践”与“学生的学习”的交接链，学生的反馈信息也是老师再学习的途径之一，这是我从教以来一直遵循的学习方法。
在多年的实践中，我有感于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对于某些疾病如恶性肿瘤早期临床症状不典型，延后诊断却会带来严重后果，这时就需要借助现代医学去发现微观异常，实现早诊断，早治疗。另外，在基层行医多年，经历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腹腔内大出血、阴道大出血和产科急症，使我认识到医生应该首先懂得如何急症处理，挽救生命，这使得我对中医和西医相结合的临床诊治有了些新看法。临床医学的基础理论一是发病机理，二是诊断治疗原则，二者相互结合，才能把病情弄清，才能对症下药。再高精密度的医疗设备，必须由人来掌握，因此操作认真，分析准确是必要的。临床医学永远离不开“三基”“三严”。张孝骞老大夫曾说过：医务工作是如踏虎尾、如履薄冰。基于自己出自中医之门，需要加强西医妇产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学习，我先后在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和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修妇产科。我的临床经历使我体会到，向西医学习，运用西医的物理、化学和组织诊断技术，可以提高中医辨证论治的疗效和中医临床科研评价水平。进修的另一个收获是我学到了如何做一名心平气和的医生，我们亲自为病人擦痰、递小便桶，大家很少抱怨工作劳累，都是互相帮助，不忌脏累。纪律在医务工作中也很重要，不仅要遵守医疗规章制度，还要守信用，守时刻。在诊断治疗中往往需要多科合作，团结协作是保证医疗质量和进度的重要条件，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医学品德修养也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
回顾我的人生历程，是一个不断学习和不断实践的过程，只有勤奋、虚心地学习，才有实践的成果，而实践的过程又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所以说，“基于学习，不断实践”是我走向光明之路的指引。
中医学术与其他学术一样，既有源头，又需延续和发展，这就需要有各种人才。我虽不为“材”，但我今日能成为一个得到社会认可的医生和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无不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除了自己努力之外，还得到过老师和不少亲朋好友热诚的帮助和悉心的培养。罗元恺教授作为我科第一代学科学术带头人，悉心给予我教导，不仅对我的学术成长有不可言喻的功劳，而且在教在研都有深远的影响。在青年医生的成长过程中，老一辈医学家起着重要的传帮带作用，虽然说是修行在个人，也还要师父领进门，不能任青年医生自生自长。1982年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我在全国中医院校率先创立中医妇科实验室，旨将中医传统理论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为研究生培养和临床科研提供场所。经过两代人的努力，现在实验室已具备先进的设备和一批专业人才，并先后建立了内分泌学实验室、生殖免疫学实验室、生殖中心实验室等。实验室成为各个研究方向的研究平台，为重大项目实施、研究生培养、学术交流、学科的整体建设和发展提供成熟实验室条件。我对研究生培养比较严格，临床研究必须随导师临床实践和教学实践；实验室研究必须亲自参与操作，分析结果，深入研究相关理论，借此提高研究水平。
对于青年人才的培养，我强调在继承前人工作的成果上不断吸取周围的营养，特别是要结合现代科学，从而得到发展提高，这有助于中医的教学与科研，有助于中医的长效发展。而提及的中医学习复古遵古，年轻一代的中医实在是压力很大，中西医结合学术见解杂起，常令后学之人无所遵循，莫衷一是。不少年轻中医因此看问题出现了偏倚，对学术前途信心不足，面对病人回春乏术，更有甚者，干脆弃中就西，使人痛惜！现代科技对中医的介入是必要的，但这些研究成果能否融入理法方药体系指导中医，或是融入诊断学、药理学理解中医还当客观对待。中西医结合自有其历史阶段，如今尚是一个过程，两相不宜胡乱搅和，削足适履。中医并非简单重复的经验哲学，自有一套明顺逆、决死生的严谨又灵活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奠定，便是由四大经典完成。后世医家万变以应临床，却不离经典一宗。故我认为要做中医，中医基本理论体系是绝对不可摒弃的。中医思维工具的发散性、模糊性和临证的严密性，决定了成就中医的三要素——读书、从师、临证，不可缺一，而且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练，故不可急功近利。无论中医的灵变，还是中西医的相融，年轻医生应自身而变，兼收并蓄，择善而取之，方能学得真谛。
教材是培养人才的工具，工作以来，我曾参与编写本科班中医妇科教材共四部，另外还编写了一年制试验班中医妇科教材和全国中医妇科高级研修班等业余教育课程教学资料，因应不同的教育对象、授课时数等，选取内容，注重把时代信息反映在教材中。如我在1978年编写的《中医妇科学》第四版教材中，突出了妊娠病的发生有母体和胎儿两方面因素，并明确“治病与安胎并举”这一妊娠病总治疗原则，提示学生给孕妇用药要同时考虑胎儿的存在，做到治母病不伤胎；胎漏、胎动不安确定治疗方法之前，应先明确病源自母体或是胎儿本身的病变。基于全球高科技生产给人类生活环境带来大量物理、化学或生物污染，疾病谱因而发生改变，如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病、子宫肌瘤、盆腔炎、多囊卵巢综合征等，这些妇科常见病、多发病经中医辨证治疗都有很好的疗效，却没有相对应的中医病名，为了反映临床实际，拓宽学生知识面，经编委会讨论同意后，将这些内容写进了我主编的第七版《中医妇科学》教材。
女性生殖生理活动，以肾为主导；辨治女病，重视培补肾本。这个概念在我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在临床治疗各种妇科疾病时，运用滋肾养肝、温肾健脾、交通心肾等方药，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我曾以“补肾法治疗月经失调”和“补肾法在女性不孕症治疗中的运用”为题做过学术研究并进行讲座。补肾中药具有的生物效应，亦被药理及临床研究所证实，因此能很好地调整“肾-天癸-冲任”生殖网络的功能，取得调经助孕的效果。长期的临床实践启发了我，瘀血既可以是妇科病的一个病理结果，也可以是导致某些妇科疾病的致病因素，近年来我比较注重血瘀证在妇科疾病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因而指导研究生运用补肾化瘀法或活血化瘀法进行子宫内膜异位症及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临床研究，并发表论文。今后拟继续深入研究，让中医药为防治妇科疾病做出一份努力，望能嘉惠医林，泽及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