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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云（1939—），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历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理论研究所研究员。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1970～1971年参加黑龙江中医学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1978～1981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攻读研究生。曾执教于黑龙江中医学院和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主要从事中医理论研究，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著有《中医科研方法概论》《中医理论渊薮》，为《中国中医药发展五十年》一书主编，中国中医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先后担任《中医大百科全书·中医卷》和《中医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二版副主编、《中国中医药年鉴》编委和《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主编。
佛家称“人生一缘”，我作为一个西医医生半路学习中医，也算得上是缘分。
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1939年出生。父亲是西医，受其影响，我也立志学医。1965年，我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在黑龙江省肇东市的基层已经工作5年，因需要，在内科、儿科、妇产科都先后工作过。那个年代，传染病流行猖獗，1966年当地流行麻疹，1967和1968年全国很多地方流脑大流行，危重病例很多，我倒是颇长见识，得到了锻炼。很多幼儿麻疹患者因合并肺炎而住院，又因心衰而死亡。我曾见过现在教科书已不再描述的出血性麻疹，抢救的流脑华弗综合征病例也很多。当时山梨醇、甘露醇等脱水剂已经在基层广泛使用，在快速静脉注射时观察病人的瞳孔，立刻就能见到散大的瞳孔缩小，转危为安。我还见过一例青年男子患全叶性肺炎的病例。那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学教师，入院时仅有发热和胸痛症状，胸透时发现其左侧2个肺叶和右侧3个肺叶都呈肺实变的阴影。当时，我就是医院里学历最高的医生，因此遇见疑难病例只有去查书和翻杂志。内科教材和《实用内科学》中对此都没有记载，倒是从古旧书店买来的翻译苏联的塔列耶夫的《内科学》中写了一段，说全叶性肺炎死亡率百分之百。患者的弟弟是西医医士，我把书拿给他看，他将信将疑，表示坚持在院治疗，死而无怨。一小时后病人出现柏油样便，当时在杂志上还没有见到过“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这个词，但我已经意识到这和小儿重症肺炎时吐咖啡样物是一个机理，都是危重的信号，又过了两个多小时病人因呼吸衰竭死亡。后来我学习《伤寒论》时，对照病情，知道该病是太阳病大结胸证合并蓄血证，由是，我信服了《伤寒论》。在妇产科工作时，我还下过几次产钳，做过内倒转。这些病，当时在有条件的医院全是做剖宫产，那时剖宫产的适应证就有泛化的趋势，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剖宫产的使用限定在15%以内。我曾遇一例产后乏力性子宫出血患者，血出如水龙头喷水，当时我急中生智，以手用长针头在产妇的腹壁外握压子宫后向子宫直接注射麦角新碱，果然立即有效，产妇转危为安。正是抓住了出血这个主要矛盾的应急办法，否则产妇会因大出血而致死。那个年代要求医生往诊，这个病例是在患者家里处理的。那时急重症似乎比现在多，本院的中医们往往都把急重症交给西医处理。除了“忙”和“累”，没有别的概念，以至我在工作的头几年里，没有主动要学中医的念头。
1969年，我参加支边一年，翌年上级派我参加上海拟为黑龙江办的为期一年的脑外科培训班，但很快该班就被通知停办。此时黑龙江中医学院开始举办“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遂令我转而参加此班。当时在基层的医生们，以赴北京医学科学院进修为“镀金”，赴上海学习为“镀银”，到省里学习为“镀瓷”，我当时无所谓镀金镀银、远学近学，反正艺不压身，学则有益，而且又是带工资学习，对我一个只身在外地工作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但由此也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这也成为我工作转折的机运。学习班于1970年2月开班，1971年5月结业，之后我留校任教。从此，中医成为我事业的天地，按“人与天地相参”之论，我的工作、学习和志趣都离不开中医，但这个情结的关键，一个“学”字而已。
我学习中医学，从1970年至今，已37年了。1990年我获正高级技术职称。按学术进步来划分这37年，我自己认为有入门之学、根基之学和化境之学三个阶段。
1970年，我开始了西学中入门之学。所学内容是大学本科课程的浓缩，可能这样反而令人得其精粹。我就学的起点可谓不低，有西医的基本功，又在大工作量、参与多科工作的环境中实践了5年，而且我在大学时期就已经养成了主动学习的习惯，形成了有条理的治学方法。我大学时期养成了做卡片的习惯，大二开始记札记，并把自己的札记本命名为《涉猎与泛音》，其中也记录了我的偶尔感受，到1981年已记了20本，之后改为专科笔记，按《内经》《伤寒论》、西医、方法论、诗词等，分为10种，有心得随时而记，至今不衰。笔记是我学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术体系中的“脑记”，因我学中医时已三十多岁，遂采用了以少积多的方式。中国古代名家治学，都非常重视“背功”。宋代思想家朱熹说过“不记则思不起”，以记诵为学问之舟车。历代以来的名家大师们有很多长于背诵的佳话。东汉蔡文姬在父亲蔡邕被害以后，以背诵再现其父的400多篇文章天才不丧斯文。《唐语林》记载虞世南能背诵《烈女传》。《宋史》记述苏东坡以抄背《汉书》为“日功”，抄写3遍后竟能背诵。近代章太炎及弟子黄侃皆能背诵《说文》，黄侃还能背诵《尔雅》。傅斯年4岁时开始背《论语》，9岁能背十三经。1924年陈宝琛与郑孝胥在天津赌背十三经，有胡嗣源在旁查书为之公证，二人果然不分伯仲。工程家茅以升把博闻强记列为治学要诀之首，他的治学16字诀是：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我只背诵经文和方剂，在短期内记住了200余条经文和100多个汤头，这是“以方带药”的背法。我没有背《药性赋》和《脉诀》，到现在也认为药性和脉法没必要背，而且很难建立分化记忆，背不下来。对于医理，我抓住证型这个环节，在理解的基础上，记熟了百余个证型的脉证结构和治方。这样，200条经文，100个汤头，100个证型，共“400句”，成为我入门的框架，成了我的“基本功”。虽然后来所学不断扩增，如今这些基本的东西还是可以从容地“倒出来”。从学习方式来看，学中医和学中国文字一样，都是要先死记硬背，然后再在实践中逐渐消化和理解。所记的东西，有的可能一辈子也遇不上，但却仍然值得背诵。因为医生永远应当用自己充裕的知识等待疾病，何况没用上的知识在思维活动中还有启发作用。从1971年到1978年，我在黑龙江中医学院教书8年，开过几门课，也发表过10篇论文，但总还没有离开西医的思路，从中医学术来看，仅仅是入门层次，我的中医所见，也就是这个景观。
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学制，我以在大学教书8年的学历参加考试，被中国中医研究院录取读研。这是我对中医的第二次学艺，目标就是攻读经典。清代学者金埴在《不下带编》中说：“不明经则无本。”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在谈到阅读经典原著时说：“学习任何课题，阅读有关课题的原始论著总是大有好处的，因为科学总是当它处于新生状态时得到完全的消化的。”我用一年半的时间把《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部缣缃黄卷通读了一遍。宋代王安石说过“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此话大有见地。读经仅从文字训诂是不够的，汉代已经有传有纬有注，南北朝以后又有义疏，但因医经是实践理论，章句之学非尽原义。譬如《伤寒论》，仲景对《内经》的突破是为一变，但金代成无己又把《伤寒论》回归于《内经》，当代不少名家皆著书撰文从之，又把六经归于脏腑，蹈袭陶华，如按《文心雕龙》“述经叙理曰论”，未尝不可，但终非善解，这是淡化了仲景之创造，不承认他对《内经》的发展。又如民国时期的陆士谔创立了以条文解条文的内证读法，有道理但不全面。还有名家按清代王引之的治学方法，主张“读无字处”。学习固然应该提倡悟性，但证据更重要，否则难定边界。20世纪60年代又有“以方测证”之说，然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方思维，伤寒方所能治之证，并非当年仲景用方之原意。例如四逆散现代多用于治疗消化道疾患，但《伤寒论》条文中是治少阴厥逆、心悸者，属于心血管系统病，近年得知四逆散中的炒枳实具有扩张冠状动脉之功。由是而知，当时的“以方测证”也不全面。清代学者章学诚说：“非识无以断其义。”强调识见，非常有意义。这样看来，读完了四部经典，不等于掌握了，何况读书有随读随丢的情况。清人郑板桥曾云：“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非不欲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诗曰：十分学七要抛三，各自灵苗各自探。”我在读原著、读注家的过程中，不惜下“笨功夫”，为进一步学习中医打下了根基。由此再读其他中医书籍皆有似曾相识之感，我自觉学术有所提升，又有了新的识见，可以说这是步入了根基之学的层次和景观。
读研期间，正值我国学术界处于“文革”后的复苏期，学风浓郁，文翰向新。全国科协向学术界介绍“三论”，即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老三论”和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新三论”。我阅读了维纳《控制论》的一版中文译本和有关三论介绍文章，也抄读了一些20世纪60年代后发表的中医学与控制论的有关论文，又通过通讯和拜访，请教了几位有关专家，发现中医学理论中有很多与之相合之处。例如，《素问·天元纪大论》中的“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故其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这一段，和《素问·六微旨大论》中的亢害承制一段，皆体现了负反馈调节的思想。又如《伤寒论》中的治法，有很多就体现了工程控制的艺术。这是我又一次感受到中医学的博大精深。1979到1984年间，我发表的论文以“三论”为多。研读控制论对我的最大启发是，认识到中医是从不确定性认识疾病过程的，《内经》非常强调这一点，《素问》两次论述“神转不回”，又论及“神用无方”，故而中医临床的操作体系是辨证论治，这是先进的科学思想。在西方，牛顿以前的科学家一直着眼于以事物的确定性阐述宇宙规律，西医论“病”，也是这种科学思想的体现。直到爱因斯坦，才提出了事物不确定性的认识和某些规律。当代西方医学也开始想突破“病”的观念而演进。工程控制论中的程序控制，又使我联想到辨证论治的过程，医家设计了“套路”，这也是控制论方法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1984年以后系统学习《周易》，是我对中医的第三次学艺。我用学医的一套办法研读易学，经传并举，也兼及注家和术数杂书，学习一段时间后即有灵犀洞开、金丹换骨之感，现已读完古今易学著作近30余种。我认为中医之医学观和人体观即是易学之观念，《内经》之藏象导源于易象，是源于解剖又超越解剖的虚拟模型，又含时间、方位等诸多因素，不同于血肉的脏腑；仅《内经》中，就记载有五行藏象、六节藏象和八卦藏象等几种。我发现中医证候的模型化特征与中国科学体系的模型化特征是一致的。中医学的范式和特点都与易学相关。恽铁樵先生所谓：“是故《内经》之理论，即《易经》之理论。”其论不虚。《易经》的思维方式，如联系思维、易变思维和阴阳对峙等，也是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中医临床以辨证论治为操作体系的原因。在这方面，我发表了一些论文，并出版了《周易文化与中医学》的专著。我又沿此脉络研究各时代的医学思想史，把医学、哲学、文化三者进行联系和比较研究，可以“阐献征之潜德，述典籍之源流”，使学术自得而“得之于心”。我自以为这是领略了化境之界。
“教学相长”源自《礼记·学记》，意思是说教与学相辅相成。“学学半”出自《尚书·兑命》，姜兆锡先生注得最为明白，是说“教人与教于人皆相长益”。按《说文》“半，物中分也”，以半为主合其半，故教与学结合，形成了教学的全过程。每个教师对此都有切身体会。从1971年到1990年的20年中，我先后在黑龙江中医学院和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任教，“教学相长”和“学学半”就是我在勤勤耕耘中所获之泽惠。
在教学中增长知识的理念，使我喜欢讲课，也喜欢承担不同的课程。在黑龙江中医学院，我讲授过中药学、西医诊断学、中医各学家说、数理统计学、中医科研方法；在北京针灸骨伤学院，我讲授过《内经》，同时为北京中医学院管理系讲授《医药卫生事业管理》课程；2005年又在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学院讲授《中西医比较医学》和《医案医籍选读》；还曾进行过无数次的各种“专题”讲座。诸多的教学实践，使我认识到三点：一是学而知不足，二是教师应厚积薄发，三是以著为学。
学而知不足，是我对《礼记·学记》中“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全句的概括。在学习时，为某一问题之求解，需要运用穷尽性研究方法，竭泽而渔地占有材料，但是往往材料愈多愈困惑。困惑感是达到问题前沿的标志，困惑之处正是问题的关键，既可成为继续探索的动力，又可遇到不同知识，将其与本问题联系起来，而提出解决的可能。所以说，知不足、知困，是获得新知的动力。例如，多年来我经常思考，中医为什么走上辨证论治的道路而没有走上辨病论治的道路呢？经多方探索，我找到四点理由：第一，先民自古以来重视“辨”，其思维逻辑是辩证逻辑。《礼记·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唯务明辨。以致中医学理论本身是辨证的，论咳嗽，讲五脏皆能令人咳；论失眠，五脏皆可发为不寐等。理论本身是辨证的，操作当然也要是辨证的。第二，受《周易》和《老子》等动态观、变易观的影响，视疾病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处理也要以变应变。第三，中国科学重视时间，以时间统摄空间，而西方科学重视空间，以空间统摄时间，故而中医学以证候为疾病单元，临床上则辨证候而论治。第四，针刺时操作的习惯是一组症状（即证候）选用一组穴位，这也导致了对证候的重视，进而发展为辨证论治。同时，我又在讲解《医案医籍选读》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医认识到了疾病过程的不确定性，故而强调疾病的“不可重复性”，因而极重视个案，这与西医重视共性、讲求大样本分析是不同的。
厚积而薄发是对教师备课的基本要求。拟给学生一碗水，可能要准备一桶水。20世纪50年代，东北地区的高等学校推行工作量制，计算方法是，讲师以授课时数乘以7或8，教授是乘以5或6，理由是讲师讲好一学时的课，得花7或8小时备课，教授讲一学时的课，得花5或6小时备课。我为自己定的讲课要求是“讲通”两字，为了讲通首先就得学通。蓝英年先生曾说：“深入浅出是功夫，浅入浅出是庸俗，深入深出尚可为，浅入深出最可恶。”我以深入浅出为目标，以“人一知之，我十知之；人十知之，我百知之”的努力，认真备好每一堂课，讲好每一堂课。
以著为学是指把著述当作一种学习手段。写作是表述、训练和征引资料的过程，“学”才是我的终极目标。大学时代，我“课罢闲暇学填词”，培养了文学素养，训练了文字能力。我最早在公开出版物发表学术论文是1974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办的《心脏血管疾病》杂志第2期发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肺心病》一文。30多年来，我在杂志和报刊上共发表文章300余篇，其中论文200余篇，科普短文100余篇。我以《周易·系辞》的“修辞立其诚”和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所言“临文必敬”的态度对待写作，在著述中开启了思维，训练了准确性，增长了知识，寓著于乐。
我对人生的理解是学习，对工作的体会是读书。1991年3月～1999年12月，我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任副所长、所长。“始于一，终于九”，正好9年。9年间总的体会是任职为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读书机会。书，包括著作的书和人世间的“活书”。我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心态和理念“在职读书”，有两点领悟：一是磨合了性格，与其说是增长了雅量，不如说是洗练了棱角。二是见识大增，视野更加开阔。任职9年中，我就以耐得寂寞、随缘读书、书中求乐为乐。
所谓随缘读书，就是顺随工作需要和接触的机缘读书，或读点杂书，以抄书、买书、编点书为轴，一线贯通。甘于坐冷板凳、吃冷猪肉，不当学术老板。我之读书，从来就犯大道多歧亡羊之忌，但不悔也不肯收缩目标。倒是20世纪80年代那次“动中求静看《周易》”时，有点收缩的意思，但同时还是铺开了方法论和中医学术史研究。对于这两个自拟题目只是写点文章，至今未成专著。
在随缘读书中，我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如下所见：中医学在远古的学术混沌时期医易不分。《周易》哲学化以后，对中医学的理论建设启导了医学观并提供了构架和方法。受汉代经学的影响，《内经》等一批医书也以经书立名。《内经》以整体性思维范式和理论预构特征成为中医学基本理论的铺垫。《伤寒论》是《内经》以后的范式转换，是以经验案例为特征的医学范式。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医学，是在玄学影响下并融会外来医学的自为发展时期，以重视方书、手术和学科分化为特征。宋金元是中医学发展的传承期，以理论深化和分立门户为特征。明清是中医发展的继兴时期，以温补派和温热派为代表。从民国到当代，中医学处于转型酝酿时期。事实上，中医现代化的实践很早就开始了，在临床已经发展起了微观辨证和影像学辨证，已经开展了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工作，基础理论研究不仅是训诂注疏，而且开展了实验研究。当年，孙中山先生曾经评论中医说：“一只没有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中医现代化就是要为这条东方科学的船安装罗盘、更新设备，使其提速，但航行目标不变。著名中医王任之先生早在1946年10月10日，就在《新中医》复刊号第四卷第二十期上，发表了题为《医匠谈医——试论中医现代化和西医中国化》的论文，说明中医从来就不满足于“照着讲”，还要“接着讲”。如今，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既要面对现实、为现实服务，又要解决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这就必然要通过现代化的过程实现。我认为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有三条：一是主体生生递进，推新存旧，返本开新；二是学术以经典为本以注疏为发明；三是多元一体，代有融新。中医学是一条不断融会支脉发展演进的历史长河。从继承与创新而论，创新是继承的重中之重，不可能也做不到全盘继承，古方今用乃至阅读古籍都是再创造的过程。现代中医应该由现代人在实践中继续发展。关键是坚持“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的终极原因”，把现代化科技要素和需求，融入传统中医的学术结构和事业结构，在分化与整合中，形成协同的动力机制，以实现中医学术结构和事业结构的高度有序，提高防治疾病的能力。中医现代化是在继承中通过创新、开拓和切入新技术后，实现技术完善化、体系完整化、操作规范化而使特色鲜明化，使中医技术成为现代社会相容技术，让广大人民享受中医。我认为中医理论的现代化，不仅要用现代化的语言阐释经典，还要建立新的元典。我将竭力参与这一伟大实践。
总括我的学习生涯，自从立志向学以来，我以书为家，以文托命，好书堆案转甘贫，无功利可言。我体会到歌德所说：读好书就像与高尚的人谈话的幸福，也有过读书的失误，如顾炎武所说铸钱为铜的事。我不怕失眠，因为“失眠正好读闲书”。宋代朱熹有诗曰：“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我将在商量旧学和培养新知中从容地度过我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