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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认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人文精神。
世界文化的不同，其本源首先在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而决定了不同的文化精神。20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施吕特尔首先提出“文化地理学”。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医药学发展历程中就已经有了文化地理的概念，并将三因制宜原则用于疾病的治疗。
《素问·异法方宜论》篇名中的所谓“异法”是指不同的治疗手段，而“方宜”即地区方域各有所宜，不同的地理环境各有其相适宜的治疗手段。本篇主要讨论了中国大地上东南西北中五个不同的地理单元产生的与之相适应的不同治疗手段，故名《异法方宜论》。
《黄帝内经》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中不乏对地理环境的详述。比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素问·气交变大论》要求医生要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等。那么，医生为何需要深究“地理”呢？从黄帝与岐伯的对话可知。黄帝问：“医之治病也……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势使然也。”
可见，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不同的医药文化。就“东方之域”而言，其环境特点为“鱼盐之地，海滨傍水”，生活方式为“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因此，民众易得“痈疡”，为适应这种需要，就发明创造出了“砭石”这一治疗手段、工具，所以说“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就“西方”而言，其环境特点为“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多风”“水土刚强”，人们的生活方式为“陵居”“不衣而褐（动物毛皮）荐（草席）”“华食而脂肥（酥酪）”，因此，民众多“病生于内”，本草药物成为治疗体内疾病适宜的治疗手段，“其治宜毒药”，所以说“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就“北方”而言，其环境特点为“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洌”，生活方式为“野处而乳食”，因此，民众多“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爇”即为适应民众的需要，“灸爇（焚烧）”成为最适宜的治疗手段，所以说“故灸爇者，亦从北方来”；就“南方”而言，其环境特点为“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生活方式为“嗜酸而食胕”，因此，民众多病“挛痹”，“其治宜微针”，为适应这种需要，就创造出了银针这一治疗手段，所以说“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就“中央”而言，其环境特点为“地平以湿”，生活方式为“食杂而不劳”，因此，民众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
”，即为适应这种需要，就创造出了导引按
这一治疗手段，所以说“故导引按
者，亦从中央出也”。
《素问·异法方宜论》是一篇闪烁着文化地理学思想光芒的伟大文献，其中诸多观点的产生比西方的文化地理学要早两千多年，却鲜为人知。正如罗伯特·坦普尔所说，尽管“‘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然而却鲜为人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在继承发扬和传播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重拾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博大精深。
文化自信，博大精深。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日益呈现出与中国古代文化合流的趋势，向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将引领世界文化走向光明的未来。此案例引导学生们要有中国文化自信，对学习中医要有锲而不舍的探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