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壁画和敦煌文献之中,敦煌医学图像资料相对研究的人少一些。敦煌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敦煌文献资料中,就这些文献资料来说,主要有医理方面的资料,更多的是本草类医学文献、医方类医学文献、针灸类医学文献和养生类医学文献,敦煌医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甘肃中医药大学有从事敦煌众意研究的传统,而且成果卓著。
我留校初期,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后,开始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有计划的整理和研究。那时作为刚从学校里出来的我,虽然在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地方进修过,但对研究则处于懵懂状态,既没有研究方向,也不知道如何进行研究,我经常给其他老师做助教,先后做过周丕显、张代经、马明达老师的助教,特别是马明达老师,兴趣很广,而且有中医的家学传统,对敦煌医学文献兴趣浓厚,他让我跟着他从事敦煌医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我对医学一窍不通,一点基础都没有,从1983年后半年开始依靠着一本王重民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守着两柜子的敦煌微缩胶卷,开始了艰难的录文工作,为此到中医学院买了他们的教材,还有中医学原理等书,囫囵吞枣地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特别是买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1984年年底,敦煌医学文献整理分给了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马继兴先生。马继兴先生是有名的中医学家,因此马明达老师建议我们放弃敦煌医学文献整理研究,改行做历史、地理和敦煌史地文献的研究,以后再也没有动过敦煌中医文献,那些当年的录文还放在书房的角落里。这是我与敦煌医学研究的一段缘分。
后来甘肃中医药大学的李应存教授跟我攻读博士,主要从事俄藏敦煌医学文献的整理研究;河西学院医学院的田永衍教授从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毕业到敦煌学研究所做博士后,我是他的合作导师。他们俩是我指导过从事医学文献研究的学生。有了这层关系,我与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合作交流慢慢多了起来。加上他们申请下来了敦煌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甘肃省敦煌医学重点研究基地,则联系更加紧密切。
甘肃中医药大学有敦煌医学的传统,特别是将近40年持之以恒地发展敦煌医学研究,将敦煌医学作为学校的特色学科,具有敦煌医学的话语权,占领敦煌医学研究和开发利用的高地,且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尤其是李金田校长主持工作以来,对敦煌医学的推进更大,成立了敦煌医学研究及文化传承专业委员会,将敦煌医学研究推向国际,将敦煌医学的视野推向了世界。
敦煌医学研究不仅关注敦煌医学文献,还关注敦煌的其他文献研究,关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首先是敦煌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敦煌地理文献记载,唐敦煌的文化建设中设置有医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三所学校州学、县学和医学:“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根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州设医学博士一人“掌疗民疾苦”。P.2657《唐天宝年间沙州敦煌县差科簿》记载:“令狐思珍载五十一,翊卫,医学博士。”医学博士就是敦煌医学中教授医学知识的老师,令狐家族也是敦煌的世家大族,因此令狐思珍的医学知识具有家传性质,应当说是医学世家。P.2862《唐天宝年代敦煌郡会计牒》记载敦煌郡草坊“合同前月日见在杂药,总贰佰陆拾斤”。乌山、双泉、第五、冷泉、广明等五戍“合同前月日见在杂药,总壹佰伍拾斤叁两”。这些军队驻守的地方保存这么多草药,主要是军队将士使用,同时我们推测驻守的军队中肯定有敦煌医学培养出来的生员服役。病坊“合同前月日见在杂药,总玖佰伍拾斤贰拾枚”。制药工具有铛、釜、盆、罐、锁、刀、䦆头、锹、泥漫、床、食柜、药柜、药杵、药臼、吃单、步硙、食单、鏊子、案板、手罗、拭巾、白氎、席、绯絁、盘、甑、瓮、碗、匙、箸、木盆、食合。病坊可能与我们今天医院的功能差不多,很可能就是敦煌地区最早的医院。从事敦煌医学研究还要关注敦煌地理文书记载的全国各地的特色物品即土贡,其中就包括名贵药材的出产地。比如P.2522《贞元十道录》记载归出产悉州、柘州、静州、保州、恭州、翼州等,麝香出产悉州、柘州、静州、保州、霸州、恭州、翼州等,羌活出产于柘州、静州、保州、恭州等,升麻出产于霸州,大黄出产于翼州。敦煌市博物馆藏唐地志残卷也记载很多地方特色药材出产地,不同地方出产的药材其作用差别很大,用药非常注意药材的产地。这些记载都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晚唐五代敦煌涌现出了一批医学家,他们对敦煌医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吐蕃占领敦煌之后,敦煌地区的学校制度遭到了破坏,敦煌医学同州学、县学一样被破坏,医学教育同汉文化一样从官府走向民间、走向寺院,寺学教育发展起来。其接替州医学起到了培养医学人才的职责。
僧人要求有五明,五明中就有医明。从吐蕃统治时期起,一批僧人出生的医学家活跃敦煌地区,其中有索崇恩、翟法荣等。他们既是敦煌的名僧也是敦煌的名医。
索崇恩的医学事迹见于P.4010+P.4615《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其记载:“性逸巢游,倚绳床而不待。劲持高操,低意下人;蕃落信知,众情恢附。虎徒祗顺,□驾先迎;劝以八关,布行十善。瓜、凉、河、陇,相节尊重。门师悲同药王,施分医术。故使道应神知,得垂加被,则天□(花)落沼,花无染着之衣;饭念香城,饭有人天之供。瓶添行潦,罄舍无余。尊座洞户,费除积聚;求□□日,造寺办心。不求有□之财,但取自来□□。□银缕像,饰就万□;紫磨庄龛,日供千箔。闻声两集,割己纳于佛前;应响云奔,襁负输于造寺。”索崇恩是敦煌的名僧,吐蕃和张氏归义军时期担任过都教授,吐蕃宰相和节度使都很尊重他,大中五年唐宣宗皇帝给吴洪辩的授牒中就记载相索崇恩赐丝绸等物品,说明他的地位很高、影响力很大。
翟法荣是归义军建立之后第二任都僧统,他的事迹载于P.4660《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并序》。其记载:“前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大德三学教授兼毗尼藏主赐紫故翟和尚邈真赞。河西后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都僧录兼教谕归化大法师赐紫沙门悟真撰。兹绘像者,何处贤良。翟城贵族,上蔡豪强。璧去珠移,柯叶分张。一支从宦,徙居敦煌。子孙因家,棣萼连行。间生斯息,桂馥兰芳。幼挺英灵,跢步殊常。风威卓荦,壮志昂藏。出家入道,雅范夙彰。游乐进具,止作俱防。五篇洞晓,七聚芬香。南能入室,北秀升堂。戒定慧学,鼎足无伤。俗之褾袖,释侣提纲。传灯暗室,诲喻浮囊。五凉师训,一道医王。名驰帝阙,恩被遐荒。迁加僧统,位处当阳。符告紫绶,晶日争光。机变绝伦,韵合宫商。灵山镌窟,纯以金庄。龙兴塔庙,再缉行廊。罄舍房资,供设无疆。聿修恳恳,景福禳禳。翼侄谋孙,保期永昌。成基竖业,富与千箱。天命从心,寝疾于床。世药无效,色力转尫。美角先折,今也则亡。门人聚哭,哀恸穹苍。林间水噎,殿上摧梁。一如荼毗,涕泪无佒。邈生前兮影像,笔记固兮嘉祥。使瞻攀兮盼盼,想法水兮汪汪。沙州释门法师恒安题。”他的医术被称作河西一道的医王,足见翟法荣的影响不仅仅在佛教事业上,而且在医学上的造诣也很高。
其次还有敦煌佛教教团中法律索智岳,他的事迹载于P.4660《前沙州释门故索法律智岳邈真赞》。咸通十一年(870年)他死后,时任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都僧录唐悟真专门为他撰写邈真赞,对他进行了高度赞颂:“间生仁贤,懿德自天。早明梦幻,喜预真诠。投缁割爱,顿息攀缘。鹅珠谨护,浮囊蓥全。真乘洞晓,儒墨兼宣。六精了了,三寸便便。威仪出众,心地无偏。琢磨存念,若矢在弦。涛(陶)染靡亏,理事穷研。寒松比操,金石齐坚。上交下接,众所推先。殷勤善诱,直示幽玄。药闲中道,病释两遍。门传孝悌,习敩壁田。见探汤兮隐后,闻善士兮趋前。芳名才秀,可惜少年。奈悬蛇兮遘疾,何梦奠兮来迁。神游净界,骨瘗九泉。叹朝华兮夕落,嗟福命兮非延。三界火宅,八苦交煎。修短荣枯,业系能牵。门徒悲兮忉忉,俗感兮绵绵。贸丹青兮彩邈,笔毫记兮功镌。”
其次还有金光明寺的索法律。文德二年(889年)他死后,都僧统唐悟真也为他撰写了邈真赞,P.4660《金光明寺索法律邈真赞并序》记载:“钜鹿律公,贵门子也。丹[墀]之远沠,亲怩则百从无踈。抚徙敦煌,宗盟则一族无异。间生律伯,天假聪灵;木秀于林,材充工用。自从御众,恩与春露俱柔;勤恪忘疲,威与秋霜比严。正化无暇,兼劝桑农。善巧随机,上下和睦。冀色力而坚久,何梦奠而来侵。邻人辍舂,闻者伤悼。赞曰:堂堂律公,禀气神聪。行解清洁,务劝桑农。练心八解,洞晓三空。平治心地,克意真风。灯传北秀,导引南宗。神农本草,八术皆通。奈何梦奠,交祸所钟。风灯运促,瞬息那容。缋像真影,睛盼邕邕。请宣毫兮记事,想殁后兮遗踪。”称赞他精通神农本草和八种医术。
敦煌文化的特色就是中西文化交融与碰撞,特别是敦煌地区胡人在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敦煌医学事业同样体现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粟特人医学家史再盈就是其中的代表。
五代后晋时期,敦煌有个粟特人医学家,学兼中西,医术兼具中医和印度医学的造诣,敦煌文献S.4363《后晋天福七年(942年)七月史再盈改补充节度押衙牒》记载了他的事迹:“敕归义军节度使牒。前正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试殿中监史再盈。右改补充节度押衙。牒奉处分,前件官,龙沙胜族,举郡英门。家传积善之风,代继忠勤之美。况再盈幼龄入训,寻诗万部而精通;长事公衙,善晓三端而杰众。遂使聪豪立性,习耆婆秘密之神方;博识天然,效榆附宏深之妙术。指下知六情损益,又能回死作生;声中了五脏安和,兼乃移凶就吉。执恭守顺,不失于俭让温良;抱信怀忠,无乖于仁义礼智。念以久经駈策,荣超非次之班;宪帙崇阶,陟进押衙之位。更宜纳効,副我提携;后若有能,别加奖擢。件补如前,牒举者,故牒。天福柒年柒月贰拾壹日牒。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曹示。”司徒指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曹元深就是因为史再盈的医学造诣且兼具中西而擢升他为节度押衙,由此可见敦煌地区的医学家以学兼中西为荣。
敦煌药材市场上的常见的有出产于西域的胡椒、高良姜、荜茇、诃梨勒等也有出产于中原的人参、橘皮、芍药等。硇砂主要出产于粟特的康国,应当说,敦煌药材市场上的大部分药材主要靠进口。敦煌的药材市场中,外来药材充斥。从敦煌文献记载看,敦煌市场有专门开店卖药、坐堂行医的胡人,也有长途贩运的胡商。他们把波斯、印度等西域地区的药材贩运到敦煌进行出售,同时把敦煌市场上的其他商品运到西域地区销售。因此,敦煌地区虽然出产药材不多,但是敦煌药材市场上的药材却非常丰富,有从中原地区进口的,也有从西域贩来的,还有从吐蕃贸易所得的。我们从敦煌市场上的商品可以看到敦煌在中外科技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及这种交流发展的程度。
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上之所以有大量的外来药材,主要是中外药材商人的结果。敦煌文献有许多关于东来西往药材商人的记载。《辛巳年(981年)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正于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记载,壬午年二月“十四日酒伍瓮,渠北坐翟胡边买药用”。这是粟特人在敦煌开店售药的记载。本卷文书还记载,三月“九日酒壹瓮,阿柴唁胡边买药用”。这位阿柴唁不是胡人,而是吐谷浑人或吐蕃人,表明藏药在敦煌市场上也有出售,反映出当时藏汉文化在敦煌地区交流之频繁。另记载:“七月一日粟壹斗买赤钱子用。”
《归义军衙内油面破历》记载了一批从事药材生意的僧人。他们中有波斯人、于阗人、印度人、凉州来的温末僧人和中原来的汉僧等。文书特别注明“廿六日支纳药波斯僧面壹斗”。所谓“纳药”,实际上是带有归义军官府垄断性质的商业贸易交换。同时也看出归义军政权对中外药材贸易非常重视。
西域地区出产的药材在敦煌市场上比较常见,根据敦煌文献记载,主要有胡椒、高良姜、荜茇、香附子、诃梨勒等。《某僧向大德乞药状》记载了一位僧人向当寺大德乞药治病的情况。所乞请的药有橘皮、桂心、附子、香白芷、茱萸、干姜、芍药、高良姜、草豆蔻、芎䓖、人参、胡椒、诃梨勒、黄麻、地黄、细辛、黄药、天麻、牛膝、天南星、牵牛子、茯苓、槟榔、荜茇、黄连等,其中大部分不产于敦煌地区。根据《魏书·西域传》的记载,波斯以出产胡椒、荜茇、石蜜、诃梨勒、香附子、千年枣、无食子、盐绿、雌黄等而著称,《旧唐书·西戎传》记载波斯出产无食子、香附子、诃梨勒、胡椒、荜茇等药物。由是得知,胡椒、荜茇、诃梨勒、高良姜等出产于西域地区,橘皮、桂心、干姜、芎䓖、槟榔等出产于中原南方地区。《医方》记载的所用药物中有胡椒、诃勒。诃勒即诃梨勒。特别是诃梨勒作为波斯地区的特产,在敦煌地区则普遍使用。
《己丑年(929年)五月廿六日应管内外都僧统为道场纳色目榜》记载,当时受戒式叉尼须向普光寺方等道场纳色目中有诃梨勒:“应管内外都僧统榜。普光寺方等道场纳色目等印三科。右奉处分,令置受戒道场,应管得戒式叉沙弥尼等,沿法事,准往例合有所税,人各麦油一升,掘(橛)两笙,诃梨勒两颗,麻十两,石灰一升,青灰一升,苴萁两束。诸余沿道场杂要敷具,仍仰道场司校量差发,不得偏并,妄有加减。仍仰准此条流,不在违越者。己丑年五月廿六日榜。”诃梨勒达到了每个受戒者都能交两颗的要求。足以说明诃梨勒在敦煌贸易市场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外来药物。敦煌研究院所藏《酒账》记载“廿一日,支纳诃梨勒胡酒壹瓮”,说明交纳者为胡人,是一种进口药物。除此之外作为药物和香药进入敦煌贸易市场很多,《蒙学子书》药物部第十记载有龙眼、荔枝、槟榔、鳖甲、生姜、人参、胡椒、川芎、穿山甲、陈橘皮、安息香等,也表明敦煌药物市场上外来商品之丰富。矾分两种:一是铁矾,宋陈元靓《事林广记·辛集卷之一》药石辨正记载,铁矾出自河东石灰中,色如铁黑。二是“金线矾,波斯矾是也,形状微黄味淡,如牙硝为用火溶之,以物引之,如金线者,乃真”。敦煌市场上的矾是从波斯贸易进口的金线矾还是从河东得来的铁矾,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明,但是无论是来自何处,都是敦煌地区的进口商品。
大量香药由丝绸之路进入敦煌市场,故丝绸之路也称香药之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记载:“道澄下张上座……计廿一人,共科郁金、乳头、旃檀香等分共一两。戒临下法闰……法颙,准前科。道初下惠悟……法明,准前科。自省下静寂……平平,准前科。你妙灯下惠藏……普明,准前科。慈恩下杜真空……菩提。以前六件三色等香各二两,限今月十三日送纳乾元寺。”这是出家之时寺院对拟出家的僧尼科征的香药,说明这些香药在敦煌地区十分常见。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七》记载:“沐浴之法,当取香药三十二味,所谓菖蒲、牛黄、苜蓿香、麝香、雄黄、合昏树、白及、芎䓖、枸杞根、松脂、桂皮、香附子、沉香、旃檀、零陵香、丁子、郁金、婆律膏、笔香、竹香、细豆蔻、甘松、藿香、苇根香、吐脂、艾纳、安息香、芥子、马芹、龙花须、白胶、青木皆等分。”这些香药有出产于龟兹、大秦、波斯、康国、漕国、天竺。就是说,这些香药基本出产于印度、波斯等地,大都是外来的。
《年代不明(980—982年)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记载:“甘州来波斯僧月面七斗,油一升。牒密骨示月面七斗。廿六日支纳药波斯僧面一石,油三升。”“汉僧三人,于阗僧一人,波罗门僧一人,凉州僧一人,共面二斗。”“胡牒密骨示月面七斗。”牒密骨示可能是来自西域回鹘或者黠戛斯等商人,波斯僧很可能商队中的景教徒,他们都是从事药材贸易的胡人。医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不仅敦煌有胡医,还有从事医药贸易胡商,商品中也有来自西域的药材,他们的身份有官员、商人,还有僧人充斥其中。
随着西域的医学家和从事医药生意的胡商进入敦煌,西域的医术也进入敦煌并得到传播。S.381《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记载:“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本寺大德僧日进附口抄。大蕃岁次辛巳[岁]闰二月十五日,因寒食,在城官僚百姓就龙兴寺设乐,寺卿张闰子家人圆满至其日暮间,至寺看设乐。遂见天王头上一鸽,把一小石打鸽不着,误打神额上指甲许破。其夜至家卧,未睡,朦胧见一金蛇,突圆满眼上过,便惊觉怕惧,遍体流汗,两眼急痛,黑暗如漆,即知是神为害。至明,令妹牵手至神前,志心忏谢,晨夜更不离,唯知念佛。便向僧智寂处受得天王咒,念佛诵咒,经六日六夜五更,闻有语声:‘何不念佛行道?’圆满思惟:‘眼不见,如何行道。’又闻耳中:‘但行道自有光明。’忽见一枝莲花赤黄色,并有一灯,去地三尺,亦不见有人擎。但逐灯花道行,至后院七佛堂门,灯花遂灭,便立。乃闻闹语声,乃是当寺家人在外吃酒。回至后厨门便入,片时即散。其灯花依前还见,又逐灯花,行至神前,圆满两目豁然,依前明朗,一无障碍。圆满发愿,一生施身与天王作奴供养。自尔已来,道俗倍加祈赛,幡盖不绝,故录灵验如前记。鸣钟振响觉群迷,声振十方无量度。救拔众生长夜苦,一切地狱得停酸。闻钟卧不起,护法善神嗔;现世福德薄,来世受蛇身。咸通十四年四月廿六日题记耳也。”表面看这是灵验记,实际上就是白内障手术在敦煌的典型案例。此外,同样的白内障手术案例还记载于《沙州释门都教授张金炫阇梨赞并序》记载:“阇梨童年落发,学就三冬。先住居金光明伽蓝,依法秀律师受业,门弟数广,独得升堂。戒行细微,蛾(鹅)珠谨护,上下慕德,请往乾元寺,共阴和上(尚)同居。阐扬禅业,开化道俗,数十余年。阴和尚终,传灯不绝,为千僧轨模,柄一方教主。慈母丧目,向经数年;方术医治,意(竟)不痊退。感子至孝,双目却明;后经数年,方尽其寿。幽两寺同院,此寺同飡,如同弟兄。念其情厚,略述本事,并赞德能。炫教授门弟诸贤请知旧事。因婆两目再朗,复是希(稀)奇,笔述因由,略批少分。希哉我师,解行标奇。处众有异,当代白眉。量含江海,广运慈悲。戒珠圆洁,历落芳菲。孝过董永,母目精晖。一方法主,万国仍希。禅枝恒茂,性海澄漪。帝王崇重,节相钦推。都权僧柄,八藏蒙施。示疾方丈,世药难治。阎浮化毕,净土加滋。声闻有悟,忧苦生悲。菩萨了达,生死如之。灵神证果,留像威仪。名传万代,劫石难移。”张金炫母亲的感子至孝双目却明就是白内障手术,只不过敦煌人将其神化而已。白内障手术就是由胡人医学家带入中国的医术,它在敦煌传播足见外来医学在敦煌的影响力。
敦煌医学研究还要关注历史学的资料。
研究敦煌医学还要关注敦煌其他文献的敦煌医学资料,比如相面、解梦中的医学内容。这些既是中国古代人民生活经验的总结和实践,也是医学知识在其他学科的普及和传播。敦煌解梦文献中非常注重人的面部气色。面部气色分本色和客色,相面主要看客色,根据客色推测人的身体状况和运气。面部色气黄色滋润是好气色,其次黑色、白色、青色和红色都是不好的颜色。黑色、青色和白色表示身体有病,红色表示肝火旺盛,容易生气。特别是不风面有尘,就是我们说的面色土苍苍的,也是不好的颜色。哪些颜色好呢?根据敦煌相书记载,面色欲得光白,眉目白黑分明,面色光白,光泽滋润,阳光润泽,眼目鲜明,面如满月,言语清朗捷利,行走稳健,龙虎凤行,具备这些特征的肯定身体强壮,精神饱满,这与中医诊断中的“望”是一个道理。这里面毫无疑问有迷信和宗教的成分,但也有人们生活经验的总结。敦煌梦书的很多记载同样了反映人的身体状况,也是医学研究的内容。我们应当将敦煌研究的领域扩展一些,注意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并接受其他学科的内容,这对敦煌医学的发展和提升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李金田校长主持编纂的《敦煌医学研究大成》丛书,邀我为之写序,我对敦煌医学没有深入地研究,只能将自己的一些肤浅认识写出来,权为其研究做个引子吧!
2019年12月于兰州大学
*郑炳林:兰州大学教授,长江学者,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