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这个诗一般的名字，既是历史上该地区社会经济贸易和文化状况的实情描述，也是对国际显学——“敦煌学”博大精深内涵的高度概括。敦煌石窟实乃一座“艺术的殿堂”，发现于1900年的敦煌藏经洞，从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提供了数量相当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因而被誉为“中国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化是一种多元交融、包容开放的“和谐”文化。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这个舞台上进行着经济、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共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各种文化在这里汇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因为多元共存，敦煌壁画才显得崇高唯美、鲜活生动；因为开放包容、和谐共存，敦煌遗书才成为了“学术的海洋”。著名敦煌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在这种多元文化的浇灌下，催生出一朵朵艳丽的艺术和科技奇葩，而敦煌中医药文献则被学术界誉为是“敦煌学”中的新宠。

自1915年春罗振玉得“《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并影印刊行，敦煌遗书医学卷首次面世至今已阅百年。在此期间，国内外的学者们对敦煌中医药文献的整理研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然相比较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前为初步整理、原件复制及个别卷子研究阶段。

1959年，我曾在《人民保健》第二卷上发表《关于敦煌石室旧藏〈伤寒论·辨脉法〉残卷》的论文，是根据当年中医研究院院长鲁之俊出访英伦带回的大英博物馆原件照片考证的，此照片材料当年交由我整理研究。其主要内容经研究整理结果如下：

《伤寒论·辨脉法》残卷的名称问题：由于该残卷卷首缺，无题，所以关于残卷的名称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罗福颐称之为《脉经》残卷，日本学者渡边幸三则称之为《伤寒论》残卷或《辨脉法》残卷。前者称之为《脉经》残卷，我们认为易与王叔和《脉经》相混淆；后者称之为《伤寒论》残卷或《辨脉法》残卷，我们认为亦不够明确。经我与陈维养医师详细核对，其内容与现存的《伤寒论·辨脉法》大致相同，不过因残卷卷首缺，作者未能肯定，所以不能贸然称之为《张仲景伤寒论·辨脉法》残卷，但我们认为称之为“《伤寒论·辨脉法》残卷”较为妥当。

《伤寒论·辨脉法》残卷抄写年代的推测：因为该残卷系敦煌石室的旧藏，所以在推测残卷的抄写年代之前，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残卷何时传入敦煌的问题。敦煌位于我国西北，自汉时起它便是我国通向西域的孔道。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就很频繁。魏晋南北朝时，由于国内连年混战及外族侵入，汉族南迁，所以对西域的交通便远逊于前，甚至中断。隋统一中国（公元581年）以后，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生产力也有提高，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西域通商的需要亦随之而来。所以隋炀帝时与西域的通路就有北道、中道及南道三路，其中北道、中道是经过敦煌的，可见敦煌在隋朝时是相当重要的地方。唐朝，特别是自唐太宗至唐玄宗的百年中，继承隋朝，经营西域有加无已，自开元以后，对外交通除陆路外尚有繁盛的海路（南可通印度、南洋、波斯、大食，北可通日本、朝鲜），但对西域的交通则大不如前，尤其是公元763年安史之乱以后，河陇一带被吐蕃所占，其后虽曾收复，但唐亦无力控制，因此经敦煌至西域的道路就陷于冷落的地位。交通的繁盛必然带来文化的交流。通过以上简短的回顾说明了自汉代起就有经敦煌和西域通商及文化交流的历史。但如认为残卷早在汉时便传入敦煌的话，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书写字体上看来，残卷的字体是楷书，而汉时尚盛行隶书。至于魏晋南北朝虽已用楷书，但从其与西域交通的情况看来，可能性是极小的。由此可见，残卷以隋末唐初传入敦煌的可能性最大。同时，在敦煌石室所发现的文物中也以唐初的为最多，也说明了上述的可能性。

应该提及的是残卷中有许多字没有避讳，如坚（杨坚，隋文帝，581—605年），世（李世民，唐太宗，627—649年）、治（李治，唐高宗，650—683年）等。残卷中未避讳的可能因素有二：一因残卷非官书，避讳可以不严格；二为残卷的抄写年代可不在以上三个皇帝在位之时，但却可在隋末唐初的其他时间。

总之，我与陈维养教授认为残卷的抄写年代在隋末唐初的可能性最大。这也说明辨脉法的著作年代很可能在隋末唐初，或者更早些。

我与陈教授曾对《伤寒论·辨脉法》残卷与现存《伤寒论·辨脉法》作了比较：在对《伤寒论·辨脉法》残卷（以下简称残卷）与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以下简称成本）、赵开美重刻宋本《伤寒论》（以下简称赵本）及康熙年间陈世杰重刻《金匮玉函经》（或称《伤寒论别本》）（以下简称玉函）中的辨脉法内容作了比较，发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伤寒论·辨脉法》残卷中有四段文字为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及赵开美重刻宋本《伤寒论·辨脉法》中所没有的。今抄录于下：

嗫嗫如吹榆荚名曰数。

趺阳脉微涩，少阴反坚，微即下逆，则躁烦，少阴紧者，复即为难，汗出在头，谷气为下，复难者，愈微溏，不令汗出，甚者，遂不得便，烦逆鼻鸣，上竭下虚，不得复通。

脉虚而不吐下发汗，其面反有热，令色欲解，不能汗出，其身必痒。

趺阳脉浮而微，浮则为虚，微即汗出。

其二，在核对过程中我们发现残卷与《金匮玉函经·辨脉法》间之出入较少，而与成本及赵本之“辨脉法”出入较多，成本、赵本相互间出入亦少。这可能因为《金匮玉函经》自元佚后至清重现，其间后世未有更多文字上的修订之故。所以，残卷的出现，对于校勘《伤寒论·辨脉法》是有一定意义的。

其三，残卷文字较为简洁，“者”“也”之类文字较少，成本与赵本则较多，玉函次之。这可能因为当时印刷术尚未发明，纸张的使用也不如今日普遍而方便，能省去的字尽量省略，所以文字较为简洁。

关于《金匮玉函经》是否清代伪托的问题：清代陈世杰重刻的《金匮玉函经》有人认为是清代伪托的，但也有人不同意，意见颇不一致。我们在对照敦煌旧藏《伤寒论·辨脉法》残卷与现存《伤寒论·辨脉法》的内容时，发现在成本及赵本中所缺的四段文字在《金匮玉函经》中都有。此外，上面已经提到，《金匮玉函经·辨脉法》与残卷间文字出入较成本、赵本“辨脉法”与残卷间的文字出入为少。这些有力地说明，康熙年间陈世杰重刻的《金匮玉函经》系清代伪托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认为，敦煌石室旧藏的《伤寒论·辨脉法》残卷对于研究仲景著作有其一定的价值。

唐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对敦煌中医药学文献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进入了系统整理、全面研究和蓬勃发展的阶段。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甘肃中医药大学，早在建校之初就开展了对敦煌中医药文献的研究，并代有传人，学者辈出，取得了辉煌的研究成果。赵健雄教授的“敦煌医学研究”课题得到了当时国家教委（教育部）的立项资助，首次提出了“敦煌医学”的概念，确立了敦煌医学系敦煌学分支的地位。继其后者有李金田、李应存教授等，对敦煌医学文献研究有素，是当代敦煌医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自2015年起，我组织编纂“中华文化与中医学”系列丛书，由他的学术团队编写的《敦煌文化与中医学》，以独特的敦煌文化内涵立意，核心要素凝练升华到位，论证说明内容充实，从文化的大背景下审视中医学术发展的内在原因所在，取得新进展。

到了2019年，李金田教授的团队又对敦煌医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总结，以《敦煌医学研究大成》丛书的规模呈现给同行学者和广大读者。在分卷中，除对《诊法卷》《医方卷》《本草卷》《针灸卷》等传统基本内容的研究成果集中展示外，还对当今备受读者关注和青睐的《养生杂论卷》进行了挖掘整理。另外，《形象医学卷》《藏医学卷》和《专著与人物卷》的设立也很有创意，不仅使敦煌医学的内涵更加丰富，同时也将所有在敦煌医学研究领域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及其著作推而广之，为学习和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与空间。该套丛书的编纂，无疑是敦煌医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对广大的同行学者也将具有“检点行装再出发”的现实意义。

《敦煌医学研究大成》丛书即将陆续付梓面世，金田教授邀我作序，谨以此序祝贺本书面世。

*陈可冀：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