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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是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第二届毕业生。成都中医学院是与北京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三所一起建校的“老四所”之一。张老回忆，建校之初，条件非常艰苦，学校甚至还不如一个小学的规模。当时，毛主席发出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口号，中医院校和师范院校的学生能够享受全额的助学金，包吃包住，甚至还有“零花钱”。建校之初的成都中医学院，汇集了由一众名医组成的一流师资，如李斯炽、邓绍先、吴棹仙、彭履祥、胡伯安、宋鹭冰等，张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院校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张老刚参加工作时，曾参加农村巡回医疗队，在队伍中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他们丰厚的学术经验、高尚的医风医德，对张老后续的学习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如，张老曾深情回忆：“1965年，我参加工作后，到了农村巡回医疗队，当时吴老（指吴棹仙）担任队长，我们朝夕相处半年之久，还有宋鹭冰老师、胡伯安老师，他们丰富的学术经验、高尚的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风医德，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各位老师的教育，榜样的力量，影响我走到今天。”这成为张老勇毅前行的力量源泉。
张老重视中医经典的传承与创新。他认为，一方面应将中医经典传承发扬，另一方面要在经典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同时，张老重视经典与临床的结合，常在门诊上与后生学子进行临床案例研讨，以全面深刻地理解经典内涵，更好地为临床诊疗服务。
张老认为经典有其权威性和典范性，历代有所成就的医家都熟读经典，后辈学子更当如此。传承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创新，学习经典，除了背诵外，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去领悟，不可浅浅读过。
张老擅长书法和诗词。张老爱写诗受到其老师的影响。张老多次提到老一辈的中医，比如吴棹仙先生的诗词功底就很好，对他启发很大。诗歌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中源远流长，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诗词与中医药的交融是文化碰撞、交流的结果，展现出古人的智慧与文化的魅力，很多医家把自己对疾病的感受和治疗写入了诗，诗歌中蕴含了大量的关于医药学的知识，体现中医药情结的事例不胜枚举。比如张老的《诊余》：“诊罢心潮难入寐，凄声楚影往来呈。思君欺我情无尽，医海谋方夤夜征。”
张老认为，从现有温病学的资料来看，温病学中存在四大学派，即核心学派、伤寒学派、温疫学派和兼容学派。这四个学派虽然在观点上存在纷争，但都是针对同一对象，即温病，及其研究的成果。因此，张老倡导将四大学派相互借鉴和补充，以充实和完善现有温病学内涵。
张老将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思维方式应用于教学和临床当中。张老讲课非常严谨，他对温病医家的姓名、字号、籍贯，甚至于父母兄弟关系等，都能够用很平缓的语气娓娓道来，学术思想等学术内容更是如数家珍。“记忆力好”是跟过张老门诊，或者听过张老讲课学生的共同感受。笔者曾经就此请教张老，得到的答复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呈现于外的好记忆是张老多年秉烛夜读、刻苦记诵的结果。
张老的思想与治病经验的形成来源于对中医名家的学习，从名家经验受到思想启迪，并以此为基点深入思考，形成自己的治疗理论。比如汲取温病学“急症急攻，勿拘结粪”“主客交”“络虚宜通补”“三焦气化”等思想，创新性地从“主客交”论治肝纤维化，从“三焦气化”论治慢阻肺，从“肺痹”论治咳嗽变异性哮喘，从“络脉”论治肺纤维化，从“奇经八脉”调治慢性阻塞性肺病，从“内痈”论治支气管扩张等，更新了此类内伤疑难病症的诊治思路，极大地提高了临床疗效。
张老临床用方不仅限于方剂功效主治及名家应用经验，还从药物功效角度反向理解方剂。比如杏苏散，通常认为用于治疗凉燥咳嗽者，吴鞠通认为其“减小青龙汤一等”，似乎比小青龙汤力量弱一点。张老常用该方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特别适用于患者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情况，因为主药苏叶具有和胃止呕的作用。
张老认为，明代医家吴又可所著的《温疫论》代表着温疫学派初起阶段的学术成就。承继吴氏的影响，涌现出了一批以《温疫论》为蓝本增删订制的温疫学著作，极大地推动了疫病学的发展。比如戴天章的《瘟疫明辨》、陆九芝的《广温热论》、何廉臣的《重订广温热论》，均在《温疫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际增补了温疫的内容。杨栗山的《伤寒瘟疫条辨》、刘松峰的《松峰说疫》，在吴又可立论的基础上复出创见，比如“有表证而无表邪”等。余霖虽不赞同又可，但以《温疫论》为借鉴，结合临床而写成《疫疹一得》，为出疹性传染病的辨治提供了思路。
以上著作除《温疫论》《瘟疫明辨》之外，均晚于温热大家叶天士的《温热论》。叶天士声望日隆、名震江南，私淑者众多。按常理，上述医家多会受到叶氏卫气营血、三焦学术思想影响。而这些医家为何不以卫气营血、三焦学说为指导，而宗《温疫论》，自成体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学术问题。
有鉴于此，张老1980年在《中医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将上述医家暂称之为温疫学家，并将上述医家的学术理论称为温疫学说。此种提法在温病学术界赢得一致共识，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为丰富温病学内部的学派认识提供了思路，为后世研究温疫学术流派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些温疫学家们的温疫学说思想传承有源、自成一派，如今又将其称为“温疫学派”。
张老还对温疫学说进行了定义：“温疫”系温病呈大流行时的特殊称谓，温疫学说是研究温疫发生、发展规律及防治方法的一种学说，是温病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温疫学说的代表作，张老认为除了吴又可《温疫论》外，《伤寒温疫条辨》《疫疹一得》等也可以算是极具代表性的温疫学说相关著作，因为戴、陆、何氏的著作直接源于又可之书。因此，要挖掘探讨温疫学说或温疫学派的学术思想，上述书籍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张老从病因、病位、治疗三个方面概述温疫学说的基本学术内涵。
病因上，强调温疫由特殊的致病因素所致。如吴又可认为系杂气所感，杨栗山宗之；刘松峰认为是感邪毒而起；余霖认为是运气之变，衍为时气为病。
病位上，温疫有相对稳定的病变部位。如吴又可认为邪踞募原而传胃；杨栗山认为邪气怫郁三焦；余霖认为邪毒炽胃而充斥表里，以肺胃为中心。
治疗上，强调祛邪除因。温疫学家们认为无邪不病，邪气为本，发热为标，故“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已”（《温疫论·标本》）。刘松峰甚至还直接提出了“舍病治因论”（《松峰说疫·舍病治因论》）。
张老将温疫学派“治邪”的方法总结为三类：攻下逐邪法、清热解毒法、清热解毒与苦寒攻下并举法。
攻下逐邪法：温疫初起，邪踞募原，吴又可用达原饮使伏邪内溃，速离募原，其邪或从表解，或内陷入胃。其入胃者，可早用攻下，逐邪外出。他认为承气本为逐邪，而非专为结粪而设，故主张温疫治疗“急症急攻，勿拘结粪”。
清热解毒法：吴又可不重视清热解毒，认为邪在募原，妄用寒凉则损生气；邪热在胃不用攻下，采用寒凉则抑遏胃气，火更屈曲，发热反盛。清热解毒之黄连只能清本热（正气被郁而发热），不能清邪热。张老认为，吴又可忽略了清热与治邪的一致性。这或许是乾隆癸丑年（1793）京师大疫，以又可法治之不验的原因。余霖看出了吴又可轻视清热解毒的不足，认为达原饮、三消饮、诸承气有附会表里之意。余氏吸取教训，结合临床，创制了“大寒解毒之剂”清瘟败毒饮，说“凡一切大热，表里俱盛之证，以此方为主”。王孟英誉其“独识淫热之疫，别开生面，洵补昔贤之未逮，堪为仲景之功臣”。
清热解毒与苦寒攻下并举法：杨栗山既注重清热解毒，又重视苦寒攻下，两者常结合使用，使解毒与攻下并举。杨氏认为温疫轻者清之，处方包括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清凉饮、小清凉饮、大复苏饮、小复苏饮、增损三黄石膏汤等8首方剂，这些方药均以黄芩、黄连、黄柏、栀子等为主药，有时还加入龙胆草、金银花、知母等，以行清热解毒之功。他认为重者泻之，即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等方是也。这些方药无不是清热解毒配伍苦寒攻下，常以黄芩、黄连、栀子、黄柏等与大黄、芒硝并用，组成大清大下之剂。杨氏治法，兼有吴又可、余霖之长。
温疫学家所面对的是由特殊致病因素引起、威胁健康人群、呈流行性发展的外感热病，控制其蔓延、有效地治疗现有患者是非常紧迫和关键的问题。基于这个因素，温疫学家在治疗外感热病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是倾向于寻找针对病因治疗的特效药。如吴又可用大黄祛邪治本，认为“三承气功效俱在大黄，余皆治标之品也”，甚至提出“一病只须一药之到而病自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也”；余霖强调重用石膏，直清胃热，而诸经之火自平；杨栗山重视以黄芩、黄连、栀子、黄柏、大黄直清机体怫郁之邪。
二是注意选择直达病所的药物。如刘松峰认为“瘟疫用药，按其脉症，真知其邪在某经……单刀直入，批隙导窾”，如吴又可的达原饮直达巢穴，使邪气溃散，速离募原，其中槟榔、草果、厚朴是主药，以除伏邪之蟠踞；余霖之所以选择石膏，是为了直入于胃，“先捣其窝巢之害”。
三是强调攻击性治疗。正如吴又可所说：“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为了有效地击中病邪，温疫学家使用的方剂多是直接针对病机而提出的，组方稳定，用方不多。如吴又可首用达原，继用承气攻下；余霖之清瘟败毒饮，“不论始终，以此方为主”；杨栗山虽有10余首清下之剂，但组方原则基本相同，“而升降散其总方也”。治疗方剂稳定，便于广大人群的防治，也较易观察疗效。如乾隆戊子年（1768）桐城温疫流行，乾隆癸丑年（1793）京师大疫，均以清瘟败毒饮治之，病皆霍然。这些方剂或解毒或攻下，充分体现了对病邪的攻击性治疗。
四是治疗重点侧重在气分。温疫学家虽不用卫气营血辨证（有时用气血概括病机），但若按卫气营血辨证来分析，不难看出他们的治疗重点在气分。如吴又可之治在募原与胃，余霖之治在胃，杨栗山之清热解毒、苦寒攻下方药，均以气分为主。他们从实践中体会到“邪在气分则易疏透，邪在血分恒多胶滞”，故积极逐邪外出，御邪深入，对疾病的预后有积极意义。
温疫学家在学术和临床上的独特见解，在当时不为一般医家所接受，遭到了强烈的质疑与抨击，如其时舆论“益复集矢于余氏”，汪曰桢说：“偶有特立之士，力排众论，别出心裁如师愚（余霖）者，且群目为怪物矣，欲求医学之昌明何可得乎。”
张老根据大量的临床应用发现，温疫学家所擅长的清热解毒、苦寒攻下，对急性传染病、急性感染性疾病确有疗效。比如杨栗山说：“凡见表证，皆里证郁结，浮越于外也，虽有表证，实无表邪，断无再发汗之理，故伤寒以发表为先，温病以清里为主。”从“邪”与“症”的辩证关系角度说明，直清里热（实为“祛邪”），“表证”可自解。现在对于急性传染病、急性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倾向于清热解毒，认为只要“感染”一经控制，不仅菌血症、毒血症反映出的“表证”可以消失，而且复不传里。不按卫、气分治，同样可取得疗效。
张老认为，西医的“抗感染”，与温疫学家朴实的“治邪”论，二者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限于古代科学发展水平，不可能从病原学高度筛选出针对病原体的、具有抗病原活性的中医药方剂。但是，温疫学家从“治邪”的角度而常应用的清解、攻下等方法、方药，确为今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已有的一些研究证明，清热解毒药虽然真正具有抗病原体活性的作用者不多，但它们的作用是广泛的，例如有增强单核吞噬细胞系统的作用，能提高细胞免疫能力，或抑制体液免疫功能，或能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等。至于攻下方药，也具有消炎、排毒、改善局部血循环等作用。所以从清热解毒、苦寒攻下等法着手，研究治疗温病的方法，具有深刻的意义。
虽然祛邪意义重大，值得重视，但张老同时指出，不可单纯靠清解、攻下而企图截断所有温病的发展。因为临床实践中，那些自肺至胃腑，病邪欲出而本身就具有向愈性的顺传者，即使不用截击，也多自断而复不传，如属温病范畴的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扁桃体炎等。然而那些自肺至心包，病邪内陷，“逆传”而呈暴发性发病者，如属风温或春温的暴发型“流脑”、相当于疫黄的重症肝炎，以及类似厥脱的各种感染性休克等，从目前水平看，不论单纯的中药或单纯的西药抗生素，似较难截断其发展。因此，张老倡导应充分重视温病治疗中的其他各种非特异性治疗措施。
比如，叶桂、吴瑭就对以吴又可为代表的温疫学家的攻击性治疗持不同看法。吴瑭说：“在又可当日，温疫盛行之际，非寻常温病可比，又初创温病治法，自有矫枉过正，不暇详审之处，断不可概施于今日也。”实际上，吴又可并非没有从整体观念出发，按邪正盛衰的辨证施治。例如他已注意到邪在气分容易疏透，主张从战汗而顿解；邪在血分发斑，由于邪气胶滞，则“当图渐愈”就是在气分的治法。他对数下亡阴、下后反吐、主客交等均有较详的论述。只不过吴氏之论不完备、欠系统罢了。张老认为，叶桂、吴瑭等正是继承、完善、发展了又可在这方面的学术理论。他们创立的卫气营血、三焦学说，与其说是延伸了《内经》的有关内容，不如说是直接受吴又可学术思想的较大影响。他们在按卫、气、营、血及三焦的分治中，吸取了吴又可的有关治法，如五汁饮源于又可治疗热极渴饮的梨汁、藕汁、蔗浆、西瓜等，增液汤、增液承气汤分别受清燥养荣汤、承气养荣汤的启发而立，青蒿鳖甲汤、加减复脉汤仿三甲散意而成……继叶桂、吴瑭之后，王孟英宗叶氏之说。由此，产生了以叶桂、吴瑭、王孟英为代表，以卫气营血及三焦学说为理论指导的另一学术体系。以今日之眼光来看，他们着重于非特异性治疗的研究，如创立了在卫则汗、到气才清气、入营要透热转气、到血就采取凉血化瘀的顺应调节的治疗原则，如此推动了温病学日臻完善。例如以前温疫学家对六脉细数沉伏、面色青惨、头汗如雨的闷疫，仍用大剂的清瘟败毒饮，对于身冷如冰、脉搏伏匿之体厥，仍用承气攻下。这种治法，在当时只能达到“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含药而亡”的效果。正如西医对感染性休克的治疗一样，如果仅仅是抗感染，而不采取其他行之有效的抗休克治疗，如扩容、纠酸、恰当地应用血管活性药物等，也是难于救治成功的。叶桂逆传心包学说的问世，以及关于开窍法、凉血散血法的应用，为“闷疫”“体厥”等难治之证的治疗，开辟了新的前景。至今应用的醒脑静、清开灵等，都是在开窍方药的基础上推陈致新而产生的。由此可见，忽略卫气营血辨证指导的治疗，忽略帮助机体自稳调节能力的恢复，片面强调攻击性治疗，往往不能完全治愈。张老认为，在今天的临床中，对于邪在卫气分阶段，正盛邪实，应以温疫学家治邪为主导思想，攻击祛邪，力求把好气分关，有效截断病情的发展。一旦深入营血，机体处于失代偿期，正气已虚，应邪正合治，或扶正祛邪，务使邪去而正安。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医“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宏伟目标。
张老认为，虽然温疫学派的学术观点独树一帜，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吴鞠通嫌《温疫论》学术思想“支离驳杂”，而以《临证指南医案》为主要内容写成《温病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而把《温疫论》排斥于外。中医学院教材《温病学》，也主要源于《温热经纬》和《温病条辨》。张老于1980年即在《中医杂志》上发表文章呼吁，当今仍有必要对温疫学说加以发掘整理，使其古为今用。
尤其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急性传染病如鼠疫、天花、霍乱、艾滋病、埃博拉病毒感染、军团菌病、西尼罗病毒感染、SARS、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甲型H1N1流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给人类的健康乃至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同时，滥用抗生素，导致抗药性病菌的出现，使某些传染病的治疗变得困难；而一些如病毒感染性疾病，西医尚无有效治疗手段，一旦急性传染病暴发，必将引起恐慌，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急性传染病防治的形势十分严峻，因此，总结整理古代温疫学家们对于疫病的防治经验，有效用于当前各种急性传染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温病，因其发病方式不同，分为新感温病和伏邪温病。伏邪温病指感邪后邪气伏匿，逾时而发的温热类疾病，而新感则为感邪即病者。对于伏邪温病和新感温病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意义，张老主张从历史源流和临床实际的角度客观认识，二者均有意义，不宜随意否定。
张老认为伏邪学说导源于《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论，开创了伏寒化温理论的先导；《金匮真言论》言“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最早从体质因素方面指明阴精不足是伏寒化温的条件；《素问·刺热》说“其热病内连肾”，说明伏气温病的病变部位与肾相关。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未明确论及伏邪问题，其所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为风温”，一般认为是伏热外发的临床表现及有关治疗禁忌的记载。晋代王叔和首先提出伏邪的部位，即寒毒藏于肌肤，如《伤寒论·伤寒例》中说：“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同时，王氏还提出“更感异气”是伏邪激发的因素，并据此将温病分为温疟、风温、温毒、温疫等。隋代巢元方突破了伏寒化温单一因素的局限，认为更“有冬月天时温暖，人感其气，未即发病，至春又被积寒所折，毒气不得发泄，至夏遇热、温毒始发者”。唐代王焘宗其说。宋代朱肱扩大了邪气激发的因素，指出伏邪可被气候引发。金元刘河间认为伏气温病四时皆有。元末王安道提出了直清里热的伏气温病治疗原则，如其谓：“法当清里热为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里而表自解者。”时至明清，医家又对邪伏部位及病发途径进行了多种探索。喻嘉言的三纲鼎立说——冬伤于寒，伏在肌肤；冬不藏精，伏在骨髓；冬不藏精复冬伤于寒，则内外受邪。雷少逸认识到伏邪部位随体质因素而有异，如肾虚之体邪伏少阴，老苦体实之人邪气伏藏肌腠。关于伏邪外发的途径，张石顽认定“必从少阳而出”。晚清医家柳宝诒较客观指出伏邪“必从经气之虚处而出”。
新感温病，《内经》未明确论及。张老认为《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称“民厉温病”，不能臆断为新感。张仲景同样未就新感专门论述，其云：“太阳中热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王孟英将其列入《温热经纬》“仲景外感热病篇”之首条，意欲与伏邪并列。王叔和所论“时行之气”，未言其伏而后发，如“其冬有非节之暖者，名曰冬温”，故有视之为新感者，晋唐以降，亦鲜有其专论。明代汪石山出首论“新感温病”概念，如云：“又有不因冬伤于寒而病温者，此特春温之气，可名曰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伤暑相同，此新感之温病也。”清代陈平伯专论新感，不言伏气，谓“外感不外六淫”，至于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系指“里虚者表不固，一切时邪皆易感受”，否定有伏气之说。清代刘松峰反对伏邪说，如云“夫冬月寒厉之气，感之即病，那容藏于肌肤半年无恙，至来岁春夏而始发者乎？此必无之理也。”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承认新感、伏邪两种学说。至今，新感与伏邪学说仍为阐明温病发病机理的两种学说。
张老认为邪气伏匿有一定的条件，感邪不甚，则藏而不察。在病因方面，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曰：“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吴又可亦说：“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在体质方面，正气不足，邪气得以乘虚潜伏。邪伏部位与体质、感邪性质相关。体质方面，正气相对较盛之人，邪多伏于气分，如募原、三焦、胆腑等；禀赋素亏，正气不足，邪气易于藏伏营血分，如阴精素虚之人邪伏少阴。邪气方面，寒邪多藏于少阴，暑湿常伏于少阳，戾气盘踞募原等。伏邪可因多种因素激发，如气候引发、新感引动伏邪、从里溃发。伏邪发病非邪热透净则病不解，病常缠绵难愈，有抽丝剥茧之喻，如王孟英说：“若伏气温病，自里出表，乃先从血分而后达于气分……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润而无苔垢。但察其脉软而或弦，或微数，口未渴而心烦恶热，即宜投以清解营阴之药，迨邪从气分而化，苔始渐布，然后再清其气分可也。伏邪重者，初起即舌绛咽干，甚有肢冷脉伏之假象，亟宜大清阴分伏邪，继必厚腻黄浊之苔渐生。此伏邪与新邪先后不同处。更有邪伏深沉，不能一齐外出者，虽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后，逾一二日舌复干绎，苔复黄燥，正如抽蕉剥茧，层出不穷，不比外感温邪由卫及气、自营而血也。”伏邪传变有顺传、逆传之分，正如柳宝诒所说：“伏温由阴而出于阳，于病机为顺。若病发于阴而即溃于阴、不达于阳，此病机为逆。”
对于新感，在病因方面，风热、湿热、温毒病邪等多感而即发。在体质因素方面，正气相对较盛者，外邪入侵，能即刻激发正气的抗邪反应而发病。外感病邪，由表入里，由浅至深，使卫、气、营、血及三焦所属脏腑生理失常。临床表现，初起无里热证，以发热、微恶风寒、无汗或少汗、头痛、咳嗽、脉浮数、舌边尖红赤、苔薄白等表卫之症为主。初起治疗以解表祛邪为主。
吴又可《温疫论》提出温病有九传，叶天士《温热论》认为温病有顺、逆之传。张老认为九传指温疫的致病因素——杂气的一组传变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湿热类温病的发展变化；顺传和逆传，虽能概括一般温病的传变，但主要反映温热类温病的发展演变过程。并指出叶氏的顺逆理论是受吴氏九传理论的启迪而提出的，九传寓于顺逆传变规律当中，明晰二者的传变理论能够在临床中发挥促顺杜逆的作用。
张老认为吴氏所说的温疫致病因素是杂气，但从《温疫论》的证候不难看出杂气未越出六淫范围，实指湿热病邪。因此，可以认为《温疫论》主要反映的是湿热类温病的发展演变过程。但吴氏言胃而不及脾，后世薛生白则脾胃同论，较吴氏全面。吴氏已明确指出了基本的湿热传变路径，也就是九传：①传表不传里；②表而再表（邪传于表而从表解，膜原伏邪复传于表）；③传里不传表；④里而再里（邪传于里，里证已解，膜原伏邪再传入里）；⑤表里分传（半出于表，半传入里）；⑥表里分传再分传；⑦表胜于里（传表之邪多，传里之邪少）；⑧先表后里；⑨先里后表。吴氏进一步指出，上述九传，是患者各得其一，并非一病而有九传。但总的来讲，湿热传变虽有九种，却不出表里之间。
对于温病的逆传和顺传，学者们是有争议的。比如有学者认为自卫及气、由气入营、从营入血的过程为顺传，同时把逆卫气营血层次的传变称为逆传，即自血传营、由营转气、由气透卫的过程；也有学者认为从里达表为顺，由表传里为逆。关于这个问题，张老从新感与伏气两个方面，结合叶、薛诸家的论述，作出了回答。
（1）逆传
张老认为新感温病的逆传有两种，一是邪自肺卫内陷心营的过程，即叶天士所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因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所以这种传变实际上是病邪从卫气分深入营血分的过程。张老结合临床指出这种传变多发病急暴，来势凶猛，病情凶险。其临床表现初起可见短暂的寒战、高热、旋即神昏、舌蹇、肢厥（胸腹仍灼热），若不积极救治，则迅速出现内闭外脱的危症，临床上要警惕这种传变的出现，并指出西医传染病学论述的非典型中的暴发型属于温病学中的逆传。二是病邪由表入里的过程，即沿卫气营血层次渐进性的传变过程亦称为逆传，此即叶天士说的“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的过程。“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与“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两段论述，有其共同处，即病邪由卫分传入营血，病势从表向里，病情由轻增重。只不过前者是从肺卫径陷心营，演变急剧，后者则是从卫分渐次深入，直至营血，正如陈光淞说：“病以退为顺，进为逆，由内达外为顺，由外入内为逆。”
伏气温病的逆传，是伏邪内溃、里而再里的过程。如伏邪始发于气分，深传于营血；始发于营分，内及于血分等，均属逆传。柳宝诒说：“若病发于阴，而即溃于阴，不达于阳，此病机为逆。”
（2）顺传
张老从叶氏的论述和承继叶氏之学的医家思想中体悟出顺传的含义，即如王孟英所说：“自肺之胃腑，病机欲出而下行，故曰顺。”因为“肺胃大肠一气相通，温热究三焦，以此一脏二腑为最要。肺开窍于鼻，吸入之邪，先犯于肺，肺经不解，则传于胃，谓之顺传，不但脏病传腑为顺，而自上及中，顺流而下，其顺也有不待言者，故温热以大便不闭者易治，为邪有出路也。若不下传于胃，而内陷于心包络，不但以脏传脏，其邪由气入营，更进一层矣，故曰逆传。”
而伏气温病的顺传，则是指伏邪自里外发，病势逐渐向愈的过程。如柳宝诒说：“伏温由阴而出于阳，于病机为顺。”其表现如王孟英云：“若伏气温病自里出表，乃先从血分，而后达于气分，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润而无苔垢，但察其脉，软而或弦，或数，口未渴而心烦恶热，即宜投以清解营阴之药，迨邪从气分而化，苔始渐布，然后再清气分可也。”
（3）顺逆传与九传
张老认为叶氏的顺逆理论源于吴氏的“九传”。如叶天士根据吴氏“其迹或从外解，或从内陷，从外解者顺，从内陷者逆”等理论，总结出从肺卫内陷心包为逆、下行肠胃为顺的传变规律。对于吴氏谓邪自膜原至胃腑为逆，而叶氏等则言自肺至胃肠为顺的问题，张老认为前者邪传胃肠，其邪已结，邪无出路，势必深逼营血，病趋严重，预后较差；后者邪热未结，其自气分顺流而下，从肠腑排出，病趋痊愈，故预后较好。因此称前者为逆，后者为顺。
此外，张老根据吴氏论九传始动于募原、叶氏论顺逆始动于肺卫，提出温病初起不是必先犯肺而见表证，尚有一大类始发于膜原而有半表半里证者，治疗宜达原饮疏利透达，使邪结渐开，出于膜原。
（4）传变与促顺杜逆
张老认为研究温病的发生和传变过程可以指导温病的治疗，甚至起到促顺杜逆的作用。促顺方面，吴氏主张以祛邪为第一要义，力求在气分从汗“顿解”，杜邪内传营血。若邪留膜原，可用达原饮以疏利透达而获战汗，邪离膜原未归胃腑，留于三焦，叶天士在吴氏的基础上引申出分消走泄、宣展气机之法，用杏仁、厚朴、茯苓或温胆汤等类。若邪里膜原内陷胃腑，则以攻下逐邪为治。并且吴氏还把大便“溏垢”“胶闭”列为当下之证，指出“设引经论‘初硬后必溏，不可攻’之句，诚为千古之弊”。叶天士深受其影响，指出此证须用下法，不可以伤寒、温病之分就云不可下。不过湿温下之宜轻，慎不可再攻也。后世据此创立了一系列的导滞通腑方剂，从而开拓了攻下法的应用范围。
杜逆方面，具体表现在先安未受邪之地，防邪深入。吴氏攻击祛邪的治法对于正未大虚者，自然可获邪去正安之效，但是亦有“不得已而数下之，遂成“重亡津液”者，有“因下益虚”者，有“属胃气虚寒”而“下后反呕”者。可见不顾正气的存亡，一味逐邪，非但不能截止病邪深入，而且使正气受伤。叶天士吸取了吴氏的教训，不滥用攻下法，正如邹滋九所评：“若宗吴氏，又恐邪去正伤。”叶氏创立的卫气营血各阶段治法，或祛邪，或扶正，或邪正合治，旨在使邪去而正安。可见叶氏较吴氏为全面。要重视扶正所起的抗邪作用。育阴即能抑阳，迨至阳热受其抑制，则病邪的传变即被遏止。病程中期热邪耗损胃津，病至后期则易耗竭肾液。此即叶氏概括的“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的规律。故病入中焦，徒清热而热不退者，即当察其胃阴是否耗伤。确系热盛阴伤者，则寓养阴于清热之中，能收到阴复热退之效。
温病，根据其是否夹湿分为温热类温病和湿热类温病。湿热类温病又有湿热、湿温的说法，对于二者的异同，张老认为从中医古典医籍看，湿温与湿热有同义的，如薛氏《湿热病篇》之湿热与吴鞠通《温病条辨》之湿温同；但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发生在夏秋季的“湿热证”与湿温病有区别，此种“湿热证”系指湿邪郁阻脾胃引起的以脾胃运化功能失调为主症的一类病证。除一般不发热，或仅有低热外，可表现湿与热的基本证候，但病变呈局限性，集中表现为湿热郁阻脾胃，而不深入营血分。目前有人给这种“湿热证”单独命名为“湿阻”。西医的夏季热、某些肠炎等，其临床表现也类似“湿热证”。
湿温的诊断常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临床表现必须具备热邪与湿邪致病的基本症状。如热证表现发热、口渴、脉数等；湿证表现胸痞、苔腻、乏力等。
（2）根据湿温病的基本临床表现，审证求因，其致病因素系湿热病邪。
（3）病变虽有卫气营血诸阶段演变过程，但主要留连气分，其中以脾胃为主要病变部位。病情复杂，病程较长。
（4）多发病于长夏初秋，气候炎热、雨湿较盛季节。
张老认为湿温发生的内在因素主要是中气不足，脾胃运化失调，抵御湿热病邪的能力下降。外在因素则在于湿热或从肌表，或从口鼻而入。正如薛生白说：“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
湿温由表入里，由浅入深，营卫气血均受其累，但以湿热阻滞中焦气分为重要，持续时间长，常以脾胃为主要病变中心。湿热阻滞中焦，损害或脾或胃主要取决于素体脾胃的功能状态，如薛生白言“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为多，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在太阴”。此外，湿热伤人，可以化火而深逼营血，但湿属阴邪，湿邪燥化后多损伤阴络而生便血等症，也可以寒化而不同于一般温热病的结局，如湿久伤阳，脾肾阳虚，水湿泛滥见头晕、心悸、畏寒、神倦、肢肿等症。
（1）首辨湿热偏盛
湿邪偏盛要点：①发热：热势不扬，但多持续不退，朝轻暮重。②神情：困顿，多眠睡，表情淡漠，对周围事物处于无欲状态，或略见昏蒙。③胸腹：胀满不舒。④口的情况：渴不引饮，或竟不渴，口甘多涎，或口木无味等。⑤头身疼痛：重痛、如裹，难于转侧。⑥二便：大便溏泄或水泄，小便混浊不清。⑦舌象：白腻、白滑、白灰、白如积粉、白苔满布、板贴不松。⑧脉象：濡，不甚数。
热邪偏盛要点：①发热：发热较高，汗出不解。②神情：烦躁。③胸腹：疼为主，伴有胀闷。④口的情况：渴不多饮，或口渴欲饮，但饮下不舒。口苦，口秽喷人。⑤头身疼痛：眩痛、掣痛。⑥二便：大便秘，或下利黏垢，秽臭难近，小便短赤。⑦舌象：舌苔黄，或黄厚而腻，舌质红。⑧脉象：以弦数或滑数为主。
（2）次辨湿热部位
上焦：初犯卫气，表现恶寒发热、头胀头重、胸痞闷等；郁阻胸膈则胸腻痞满，心烦懊憹，坐卧不安，不饥不食等；上蒙心包则身热不退，神志淡漠，时或昏谵，苔黄垢腻，脉滑数等。
中焦：以脾胃为主要病变的湿热偏盛证，如脘痞纳呆，呕恶，便溏，渴不多饮，或饮不解渴，舌红苔黄腻，脉濡数等。
下焦：湿阻小肠，泌别失司，则小便不通；湿热上蒸，头胀，神昏呕逆；湿阻大肠，湿郁气结，肠道传导功能痹阻，则大便不通，少腹硬满；若湿热与肠道积滞结聚，则身热不退，腹通胀满，大便秘，或下利黏垢，黑如胶漆，舌苔黄浊。
张老认为湿温病的治疗，总是以湿热分解、湿去热孤为原则。针对湿邪，采取化湿法，包括宣肺、温化、淡渗三法。
（1）宣肺：湿热病邪初袭人体，郁遏卫气，可采用宣肺法。因肺合皮毛，肺气宣则能熏肤泽毛，郁遏卫外之湿邪。同时，肺为水之上源，有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功能。宣肺气，即开水源，初入气分之湿邪，可循水道排泄。常用药如杏仁、蔻仁、陈皮、桔梗等，以宣通气滞，达归于肺，使湿邪从水道而去。常用方如三仁汤。
（2）温化：湿为阴邪，可以苦辛温之品温运之，具体包括燥湿、理气、芳化法。
燥湿：以温燥诸药，燥运脾湿，药如半夏、苍术、草豆蔻、草果等。
理气：湿浊阻滞，气机不畅，表现脘腹胀满、呃逆嗳气等，必以辛散药物，疏理气机。气机枢转，呆滞湿邪易化。常用药如陈皮、厚朴、枳壳、大腹皮等。
芳化：脾恶湿，湿浊较盛，则不饥不食，口腻苔浊，故需使用具有悦脾作用的藿香、佩兰、荷叶、甘松等芳香药物，以逐秽恶湿邪，起到苏醒脾胃气机作用。
（3）淡渗：适用于一切湿邪为病，故有“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的原则。古人将本法喻为“犹如开沟渠以泄之”。湿阻下焦，小肠泌别失司，应用此法尤为紧迫。淡渗法常用药有薏苡仁、滑石、通草、茯苓、泽泻、冬瓜仁、豆卷等。常用方如茯苓皮汤（《温病条辨》方，茯苓皮、生薏苡仁、猪苓、大腹皮、通草、淡竹叶）。若兼瘀滞，可用导赤散合加味虎杖散，药用生地黄、川木通、竹叶、牛膝、牡丹皮、降香、琥珀、桃仁泥等。若湿郁下焦，湿浊上泛，出现小便不通、水肿、喘息不得平卧，淡渗难以获效者，应用刘河间倒换散（荆芥、大黄），从大肠导泻湿浊。
此外，张老还提到导浊一法针对湿郁气结、阻痹大肠而致的下闭上壅、窍阻神昏证，选方如宣清导浊汤（《温病条辨》方，皂荚子、晚蚕沙、茯苓、猪苓、寒水石）。
总之，张老认为湿在上焦以宣肺为主，湿阻中焦以温运为主，湿流下焦以淡渗为主。要注重恢复脏腑气化功能以除湿，如曹炳章说：“湿即气也，气化则湿化……故治法必以化气为主，在上焦则化肺气，在中焦则运脾气，在下焦则化膀胱之气。”
对于热邪，则采用清热法，具体包括轻清气热、苦泄热邪和苦寒攻下。
（1）轻清气热：湿温邪在上焦用之，选用轻清灵动、轻扬走上的药物，配入有关化湿方中，如湿遏卫气的三仁汤用竹叶（《温病条辨》方，杏仁、滑石、通草、白蔻仁、竹叶、厚朴、生薏苡仁、半夏）。
（2）苦泄热邪：适于湿温热邪偏盛或湿热俱盛者，湿热阻于中焦常用之。选用黄芩、黄连、栀子等苦寒清热、苦寒燥湿药，配入化湿方中，起到苦泄热邪的作用。而且这些苦泄之品，与辛开湿郁的药物配伍，如半夏、枳实、菖蒲等，能够辛开苦降，顺应脾胃的升降功能，是分解中焦湿热的重要方法，对于湿热所致的脘痞胀痛有很好的疗效。
（3）苦寒攻下：适于湿热积滞结于肠道者。湿温病在应用攻下法时，当轻法频下，清利湿热与荡涤积滞并举。不能单用承气攻下。章虚谷认为：“若用承气猛下，其行速而气徒伤，湿仍胶结不去，故当轻法频下。”方如枳实导滞丸（《内外伤辨惑论》方，黄芩、黄连、枳实、大黄、茯苓、白术、泽泻、神曲）。所谓频下，即要下至热尽苔退、便干湿尽为度。
张老进一步指出化湿与清热两法，是针对病机配合运用的，如华岫云在总结叶天士治湿的经验时所说：“今观先生治法，若湿阻上焦者，用开肺气，佐淡渗，通膀胱，是即启上闸，开支河，导水势下行之理也。若脾阳不运，湿滞中焦者，用术、朴、姜、半之属，以温运之，以苓、泽、腹皮、滑石等渗泄之，亦犹低窳湿处，必得烈日晒之，或以刚燥之土培之，或开沟渠以泄之耳。其用药总以苦辛寒治湿热，以苦辛温治寒湿，概以淡渗佐之。”
叶天士说：“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吴又可说：“气属阳而轻清，血属阴而重浊，是以邪在气分，则易疏透，邪在血分，恒多胶滞。”邪入营血多有不同程度营热阴伤、血液妄行的表现，所以张老认为邪入营血，往往多有血液凝滞、瘀血内阻的表现，故活血化瘀法在营血分有广泛的使用。但由于营血分的病变互相关联，因此活血化瘀法常与凉血、解毒、开窍、益阴等法配合使用。
张老认为凉血散血法（化瘀）法是温热病邪深入营血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适用于邪热初入营分或邪热入血之证。在临床上凉血化瘀药如丹参、牡丹皮、赤芍、紫草、白茅根等。代表方剂如犀角地黄汤［犀角（水牛角代）、生地黄、牡丹皮、赤芍］。
适用于血热壅盛、化火成毒的病变，适用于高热或过高热，昏狂谵妄，舌质紫暗，以及各个部位的出血，且出血量较多，斑疹多为紫黑色。治疗上一方面应泻火解毒以撤邪热，另一方面应凉血化瘀以除血热之壅滞。常用药物如忍冬藤、连翘、黄芩、黄连、黄柏等。方剂如加味犀角地黄汤、犀角地黄汤合银翘散、清瘟败毒饮加凉血化瘀之品等。
（1）火毒充斥，迫血妄行
咯血：多见于暑瘵咯血，多系盛夏之月，暑热伤肺，暑逼络伤，沸腾经血，火载血上，血从上溢所致。西医钩端螺旋体病肺出血型属于暑瘵范畴。治疗可选犀角地黄汤和银翘散，或者大剂清瘟败毒饮去桔梗，加三七、白茅根、京墨、云南白药等以泻火解毒，凉血化瘀。
尿血：血因热迫而导致尿血。尿血，小便出血而不痛，甚则小便色黑。可用清瘟败毒饮泻火解毒，加桃仁、白茅根、琥珀、牛膝、棕灰等，或者用吴又可的桃仁汤（桃仁、牡丹皮、当归、赤芍、阿胶、滑石），或是戴麟郊的《瘟疫明辨》经验：“惟小便黑者，当逐瘀清热为主，犀角地黄汤加大黄等类。”
便血：由肠络损伤所致。即《灵枢·百病始生》所称之“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表现灼热、烦躁、大便下血、舌红绛等。其治疗宜大进凉血解毒之剂，以救阴而泄邪，并进化瘀通络以活血止血。药用：犀角、生地黄、赤芍、牡丹皮、连翘、紫草、茜根、金银花等味。
（2）火毒壅盛，瘀滞发斑
中医常根据斑疹的色泽形态判断疾病的顺逆。一般色红、松浮、有光泽，发出时神情清爽，为外解里和。若色紫黑，紧束枯萎，或迅速融合成片，称为瘀斑，传统认为，火毒壅盛系胃热将烂之候，若发出时神志昏愦，则病情凶险。如余师愚说：“紫赤类鸡冠花而更艳，较艳红为火更盛，不即凉之，必至变黑。”须服清瘟败毒饮加紫草、桃仁。又说：“其色青紫，宛如浮萍之背，多见于胸背，此胃热将烂之色，即宜大清胃热兼凉其血，务使松活色淡，方可挽回，稍存疑惧，即不能救。”以清瘟败毒饮加紫草、红花、桃仁、归尾。
（3）毒滞血壅，红肿热痛
温热邪毒，壅遏经络，血因毒滞，局部红肿热痛，如温毒痄腮、发颐等。治疗需要清凉解毒，活血化瘀。治疗可选伍氏凉血解毒汤之类。
中医理论认为，心包的病变主要由热邪内陷，或者痰热蒙闭所致，如叶天士说“外热一陷，里络就闭”，症见昏迷不语，甲青唇黑，皮下瘀斑如紫茄，或自利酱粪，舌质紫绛，或者晦暗，脉细涩。张老认为此瘀热阻窍，非安宫、紫雪、至宝等“三宝”所能开，当开窍化瘀并进，方用犀珀至宝丹（犀角、羚羊角、广郁金、琥珀、炒穿山甲、连翘心、石菖蒲、蟾酥、飞辰砂、真玳瑁、麝香、血竭、红花、桂枝尖、牡丹皮、猪心血）或通窍活血汤调入珠黄散（珠粉、西黄、辰砂、川贝母）。何廉臣治疗热陷心包首推犀珀至宝丹，认为其是治疗“邪热内陷，里络壅闭”的开窍“前锋”，他说：“此丹大剂通瘀，直达心窍，又能上清脑络，下降浊阴；专治一切时邪内陷血分，瘀塞心房，不省人事，昏厥如尸，目瞪口呆，四肢厥冷等症。”
张老还主张开窍化瘀和清热解毒并用，如陈平伯说：“热邪极盛，与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内窜心包，逼乱神明，闭塞络脉，以致昏迷不语，其状如尸，俗谓发厥是也。”治宜“泄热通络”，“泄热”即泄热解毒，“通络”是通行包络。单纯清解热邪，或单纯化瘀开窍，均不全面，势必影响疗效。如热毒深伏之闷疫，六脉细数沉伏，面色青惨，昏愦如迷，四肢逆冷，头汗如雨，其痛如劈，腹内搅肠，欲吐不吐，欲泄不泄，摇头鼓颔，余师愚主张单纯的泻火解毒，认为非大剂清瘟败毒饮不可，不主张化瘀开窍。由于本证系热毒深伏、血瘀气闭所致，大剂的泻火解毒药会冰伏邪气，凝滞气血。故汪曰桢评论说：“本方有遏抑而无宣透，故决不可用。”何廉臣指出，在应用清热解毒的同时，“宜急刺少商、曲池、委中三穴，以泄营分之毒，灌以瓜霜、紫雪八分至一钱，清透伏邪，使其外达，更以新加绛覆汤（旋覆花、新绛、桃仁、柏子仁、青葱管、当归须、乌贼骨、延胡索、川楝子、茜根）通其阴络，庶可挽回”。可见活血化瘀之品与清热解毒之品合用有预防寒凉凝涩气血的弊端。
温阳化瘀法主要针对若热闭心包，瘀塞心窍，消灼真阴，而致阴竭阳脱（即内闭外脱），表现为神昏谵语，甚则昏厥发痉，不语如尸，目闭舌强，气短息促，扬手踯足，躁不得卧，手足厥逆，冷汗自出，舌质紫晦，进一步发展则身冷如冰，唇黑甲青，气息欲绝，脉伏难以触知等。阳气外脱，气血失却鼓动而瘀滞日趋严重。因此，治疗在温阳固脱的同时，不可忽视活血化瘀，可应用王清任治疗瘟疫之急救回阳汤。方中用大量的党参、白术、附子、干姜、甘草回阳救逆，鼓动气血运行，并以桃仁、红花以通气血之路，阳气即易回复。但本证系由内闭而致外脱，由亡阴而致亡阳，仅温阳化瘀还不够，当于回阳之中佐养阴，摄阴之内顾阳气，务使阳潜阴固，不致有偏胜之虞。因此，上述回阳化瘀方药，应与养阴益气固脱的生脉散（人参、麦冬、五味子）合用，取效更捷。
本法适于温病久而不愈，余邪与营气相搏，心主阻遏，气钝血滞，络脉凝瘀的病变，表现默默不语，神志昏迷，或肢体痿痹等。治宜益阴养血，破滞通瘀，并注意清透余邪。代表方如吴氏三甲散，方以鳖甲、龟甲、当归、白芍、牡蛎、甘草益阴养血，以穿山甲、䗪虫活血化瘀，以蝉蜕、僵蚕祛邪达表。瘀滞甚者，䗪虫用量加倍，如无䗪虫，用干漆在锅内把烟炒尽为度，研末五分，桃仁、红花捣烂一钱代替。亦可用薛生白提出的醉地鳖虫、醋炒鳖甲、土炒穿山甲、生僵蚕、柴胡、桃仁泥等味。
以上就是张老对于邪入营血，营阴瘀滞的辨证治疗思路，多从“清、养、透”三法，既注重化瘀通脉，亦重视祛除邪气，扶住正气，俾血脉流利，气清血和，则病自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