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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是已知的我国最早的经脉学专书，也是最早的灸疗学著作。它的成书年代早于《黄帝内经》。目前诸多文章仅着眼于分析该书经脉、病候等，而尚未见从针灸治疗学角度探讨“皆灸某脉”内容的文章。《足臂十一脉灸经》在论述每条经脉的主病病候——“其病”之后有云“皆灸某脉”（脉在原书作“温”，指经脉。“温”与脉通，本文均以“脉”代之）。“皆灸某脉”的记载为后世针灸治疗学的产生及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现有的文献当中，已知《足臂十一脉灸经》是最早提出灸治经脉的。它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调治观。临床治疗，根据经脉及其所属脏腑病变的不同，在该经脉循行路线上灸治，不仅是灸治该经脉上的某一具体穴位，更重要的是重视经脉上所有腧穴的整体功能，发挥其协同效应。如此灸治经脉之法，给后世医家不无启迪。如《素问·缪刺论》对病邪侵袭体表从孙络、络脉、经脉深入到内脏，阴阳俱感，五脏乃伤之证，也是用“治其经”的方法治疗的。《灵枢·九针十二原》亦强调“通其经脉，调其血气”。《针灸大成·头不多灸策》还阐述了该法的机理：“灸穴须按经取穴，其气易连而其病易除。”
因为经脉“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灵枢·海论》），把人体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每条经脉都有各自的循行路线并属络于某脏腑。经脉与脏腑生理上密切联系、病理上互相影响。“皆灸某脉”正是依据这种关系而强调调治经脉之整体的。
因此，其后《内经》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包括整体治疗观），成为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就针灸治疗学方面而言，今之临床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治疗体系。针灸治病，就是要重视把握经脉与腧穴、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经络遍布周身，病邪可通过经络由表入里，脏腑病变也可通过经络反映于体表，针灸治疗之前，必须明确诊断，而诊“脉”是正确辨证施治的前提。
有人认为，《足臂十一脉灸经》中没有表现辨证论治思想，其实并非如此。我认为，《足臂十一脉灸经》是在对经脉及其所属脏腑发生的病理变化进行分析辨察、正确诊断之后，才采取“皆灸某脉”的治疗措施的。这一过程，就是辨证施治的过程。
证明“皆灸某脉”含有辨证施治思想的根据还有：《足臂十一脉灸经》记载了“脉”的主病病候，即每条经脉“其病”下的若干证候，如足太阳经脉“病足小指废，膊（腨）痛，
（郄）〇挛，脽痛，产寺（痔），要（腰）痛，夹（挟）脊痛，□痛，项痛，手痛，颜寒，产聋……”如此十一脉，每一脉主病病候都可说是诊“脉”辨证之结果。
以上足可说明，“皆灸某脉”虽然没有用文字直接写明“辨证施治”，但显而易见，其中已包含辨证施治的过程和内容。故可言之，早在《内经》之前，它就已为临床提供了诊“脉”辨证的范例。其后，《灵枢·九针十二原》就明确指出：“凡将用针，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灵枢·官能》也说：“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温，何经所在。”
可以推论，《内经》及后世历代医家相继创立的经络辨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等辨证方法，与《足臂十一脉灸经》的“皆灸某脉”中包含的诊“脉”辨证的方法不无渊源。今天，在经络辨证方面，创立和总结了更多方法，如经穴按诊法、经穴电测定法、知热感度测定法等，以用来探测经穴的异常变化，供临床辨证施治参考。
如上所述，“皆灸某脉”从治疗学角度对经脉循行、经脉辨证、经脉病候、经穴作用等理论作了高度概括，为后世的针灸处方配穴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本经上施灸治疗本经“其病”，本法实即示之，凡是经脉循行部位及其所属的脏腑疾病，用本经的穴位治之，即可获效。这是后人总结“经脉所通，主治所及”取穴施治方法的理论根据。循经取穴是针灸处方的基本规律。
至于后人确立近部取穴、远部取穴的选穴原则，抑或曾受之启发。因为“皆灸某脉”所灸治的本经上的穴位（也许当时腧穴尚未发现或明确划定，但并不影响其在人体存在），以躯干为中心，无不有远近之分、上下之别、左右之异，从配穴角度而言，当然也就包括了上下、远近、左右等配穴法。
《足臂十一脉灸经》所载的各条经脉的主病病候有寒、热、虚、实之分，该书在对诸症进行详细的辨证分析之后提出“皆灸某脉”，选取灸法为治疗措施，其中无疑有一个确定治疗原则的过程。就此而论，“皆灸某脉”则既是治疗的具体措施，又是对针灸治疗原则的高度概括。
尽管此原则还很笼统，但并非“没有治疗原则”。如果将《足臂十一脉灸经》和《灵枢·经脉》加以比较，就可知道在经脉循行及其病候等内容方面，后者基本上是沿袭前者的。故大致可以判定，《内经》作者当时曾见过或参考过本书之有关内容，因而也就不难理解《灵枢·经脉》能够把帛书的治疗原则具体化，《灵枢·背腧》把灸法再分补泻。
《灵枢·经脉》的治疗原则是“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灵枢·背腧》的灸法分补泻是“以火补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也”。
在经脉“其病”之后，用“皆灸某脉”的方法，调整本经阴阳盛衰，治疗本经及其所属的脏腑疾病，其实就是一种仅从灸治方面而言的补泻方法，即现在常用的“本经补泻法”。凡属某一经络、脏腑的病变。而未涉及其他经络、脏腑者，即可在本经取穴补泻之，这就是不盛不虚，以经取之。“阴阳不相移，虚实不相倾，取之其经”（《灵枢·终始》）。
由于该书的成书年代可上溯到春秋战国，甚至更早，所以从“皆灸某脉”可以看出，当时我国劳动人民用灸法防治疾病已相当普遍，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该时代的针刺还仅仅停留于用砭石治病的阶段。
从砭石发展到九针，才有了正式的针法。《内经》中才详细地阐述了九针的运用及其形成的理论，为针法奠定了基础。针法是伴随着九针出现的，它诞生于《内经》时代。
即使在《内经》时代，临床治疗也未完全废弃砭石，在《内经》中就多处可见到针和砭石互用的情况，如《素问·异法方宜论》说：“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贬石。”《素问·血气形志》说：“形乐志乐，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素问·病能论》说：“夫痈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泻之。”等等。因此，无怪乎《灵枢·九针十二原》大声疾呼“无用砭石”，而“欲以微针”取代之。
总之，《足臂十一脉灸经》“皆灸某脉”为今天论证灸在前、针在后，灸法早于针法的史实提供了确切的依据。
有人建议把“针灸学”“针灸疗法”改称为“灸针学”“灸针疗法”，显然是有道理的。《内经》中也有这样的命名，如《素问·血气形志》有“五脏之俞，灸刺之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素问·奇病论》有“病名曰息积……不可灸刺”等论述如此调换针灸次序来称呼，既可表明灸法与针法的形成有先后之分，又可说明灸法在临床治疗中的重要作用，在理论上也持之有故。
如前所述，在《内经》成书之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盛行灸法，到春秋战国时期灸法应用已达高潮。
《足臂十一脉灸经》强调“皆灸某脉”，只字未提砭刺，表明该书作者亦重视灸法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据此推断，重灸轻针（砭）派早已形成，帛书成书时代此派占有优势。其后，《内经》，特别是《灵枢》主要论及针法，而对灸法论述颇少，《难经》对灸法毫无提及，表明从《内经》《难经》到秦汉这一时期针法逐渐替代了灸法，灸法应用处于低谷，重针轻灸派暂居上风。直至晋·葛洪的《肘后方》问世，灸法在治疗中的应有地位才重新得到恢复和确立，灸法才得以继承和发展。至于针灸流派，它自形成以后，一直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针灸治疗学的发展，各种新的学术流派也在不断涌现。
综上所述，《足臂十一脉灸经》“皆灸某脉”的记载，对研究我国针灸治疗学的发展史，弄清多年来针灸学术界争论的一些问题，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
《足臂十一脉灸经》但云“皆灸某脉”，用灸法，不言砭刺某脉，当时还有针与灸的选择问题。
由于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金属制的医疗用针尚未得到广泛使用，以砭石为主的针刺工具又比较原始、粗糙，治疗时痛苦较大，副作用也较多。而人们已不再满足于用砭石敲敲打打、浅刺出血、割治排脓的方法来医治疾病，而灸法因其简便、安全、较少痛苦，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即在治疗方法上，灸法可补充针刺治病的不足。《足臂十一脉灸经》基本上成书于以灸代砭防治疾病的时代。
由于针刺工具方面的原因，加之砭刺不易施行手法，使得砭刺治疗效果不能尽如人意，而代之以灸法则有较好的疗效，故灸法在疗效上可补充针刺治病的不足。
许多病虽非砭（针）刺之宜，但却是灸法的适应证。《灵枢·官能》指出：“针所不为，灸之所宜。”《医学入门》亦云：“凡病，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就是说，灸法在适应证上可补充针刺治病的不足。所以，帛书之后的《内经》对于针与灸的选择，论述颇多。
由于“皆灸某脉”可在治疗方法、疗效、适应证等方面补充针刺治病之不足，故灸法与针刺互为补充、配合应用，合称为针灸疗法，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医临床防治疾病的主要手段之一。
《足臂十一脉灸经》“皆灸某脉”体现了整体调治和辨证施治思想，奠定了针灸处方配穴的理论基础，概括了针灸治疗的原则，创立了本经补泻方法，为论证针灸治疗学发展史上关于灸法早于针法、针灸流派形成的时间问题等提供了史实依据；所用的灸法在方法、疗效、适应证等方面都补充了针刺治病的不足。因此，它对针灸治疗学的产生、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