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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医师临床，应当以“守正传承，固本清源”为第一要务，凸显中医理论特色，遵循中医思维特点，秉承《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先师典籍之思想，宗经典，厚基础，法医道，得医术。例如，在遣方用药方面，先师张仲景所制桂枝加葛根汤、半夏厚朴汤、参苓白术散等经方是我临床常用方剂。针刺方面，短刺、合谷刺、恢刺、齐刺、扬刺等《黄帝内经》所载之刺法为我临床所常用。
澄江学派大师邱茂良教授为我的博士生导师，我继恩师澄江学派之衣钵，临床诊疗与先师一脉相承。在针刺顺序、手法、方向及得气技法上取法于邱茂良大师，并在继承基础上有所发挥。
临床不宜墨守成规，欲成苍生大医，须善于学习，精于思考，潜心钻研，勇于创新。我临床疗疾之刺法，多是在《灵枢·官针》所载刺法的基础上，汲取各个刺法之精髓，并对其进行融会衍化，发展成长针透刺法、多维合谷刺等，临床应用“简、便、效、验”。吸纳《内经》中《痹论》《经筋》《本神》《经脉》《刺节真邪》等诸篇思想，总结出诸如“腔窍理论”“功能带理论”“调筋解结”“护阳散邪”“本神化郁”等痹证诊疗理论，临床应用疗效颇佳。
临床诊疗患者，分对病、对证、对症、对人等多个层面，对病有常方、对证有常术、对症有常药、对人有常则。但因临床实际情况复杂，人体疾病多变，故在运用常方、常术、常药、常则的同时，亦强调对其进行适当变通，灵活应用，则由心出，法由势定，方由证动，药由症变。
大道至简，医术亦然，要达到临证之法可操作性、可复制性强，且疗效速久就要在病证诊断上衷中参西，层次分明，思路明确，才能准确性高，漏诊率低。遣方用药方面，所用之方多由经方名方发展而来，且遵循“有是证便用是方”的原则，针刺方面，根据经筋分布行针，根据经脉循行选穴，易于施行，疗效卓著。
临床证治要法于中、参于西，汲取历代诸家之所长。中医之河源远流长，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因中国地域分布、中医传承特点等原因，诞生了众多中医名家和流派。大医习业，当有海纳百川之胸襟，以提高临床疗效为要务。在病证实质探析方面，根于中医经典著述，融汇西医理念精华，对病证实质进行深刻剖析。在诊断、辨证方面，充分利用四诊信息的同时，参考西医各项检查指标，使痹证的诊断、辨证更加精准。针刺上，综合中医之经筋、经脉、脏腑理论和西医之神经、肌肉、筋膜思想，创制出腔窍、功能带等痹证诊疗理论以指导临床实践。
临证注重多态合参、多因制宜。多态合参是指辨治患者时，应当综合考虑其体态、神态、脏腑、病邪、经筋、经络、年龄、性别等状态，从整体上对患者身体状态进行认识和干预。多因制宜是指治则、治法、遣方用药、选经布穴、择筋行针应当因天、因地、因人、因时而异。
临证思路要清晰。诊断方面，我所关注的影响因素虽多，但彼此之间界限清楚，分类清晰，主次有别。虽各影响因素对疾病诊疗的贡献度大小不同，但层次分明，易于操作学习。
临证十分注重对细节的把握，如脉象在区分二十四脉的基础上，尚有略弦、微弦、偏弦之别，充分利用患者可提供的信息。治疗方面，善于抓主证，主张有是证便用是方、刺是筋、布是穴，并对次证予以适当兼顾，在主方、主穴上进行适当加减配伍。
门诊环境复杂，就诊患者众多，故所能分配给每一位患者的时间是有限的。要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尤其是对疾病辨治贡献度大的信息，并对其充分利用。例如通过观察患者体态以测其体质、病位及经筋状况，问其病史以探其病势、病性、病因及既往治疗反应，查其舌脉以知其表里、寒热、脏腑等情况。在治疗方面，中医疗法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应当深入认识疾病本质及其与理法方药术之间的联系。遣方用药、布穴行针时，常可遣一方调多脏，用一药可疗多症，选一穴可疗多经，行一针可动多维、透多穴。
临床治疗患者，要针对其不同层次，采用多种方法行杂合以治。毫针刺、长针透刺、火针焠刺、刺络放血、中药口服、外洗、外敷以及艾灸、拔罐等治疗方法为历代医家所沿用，其效各有所长，可针对不同疾病人群灵活搭配使用。例如治痹证，会针对患者就诊时病机、病势、体质等情况和就诊时所处季节与地域特点，将上述治法交合融汇，杂合使用。
医者当秉承“大医精诚”之道，视患如亲，对其给予最大限度的尊重、理解、包容与体谅，如能若此，焉有医患不和之理？
要做到谦虚和善，幽默风趣。谦虚可得患者信任，和善可使患者摒弃顾虑，幽默风趣能缓解患者紧张情绪。与患者关系融洽，患者才能在交流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可深入了解患者病情、病史及其家庭、工作环境，为干预治疗提供有利条件。
接诊患者时，对待患者要心地光明、儒雅缓和、关爱备至，并全面地为患者考虑，遣方用药、行针布穴力求“简、便、效、验”，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除常规诊治外，应运用管理学方法，对患者心理状态、家族亲属、工作环境进行适当管控与疏导，以提高患者就诊积极性，保证诊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