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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有这样一种疾病，隐藏在人类历史的幕后，并行于文明进程的身侧，千年的医学发展未能斩断它的獠牙，却只是让它可憎的面目愈发清晰。它就是肿瘤。从古至今，人类与肿瘤的斗争贯穿始终，肿瘤学的历史，也是人类医学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先秦两汉是中医肿瘤学的启蒙时期。这一时期，中医学的四大经典相继出现，中医肿瘤学也应运而生。基础理论方面的《黄帝内经》《难经》为中医肿瘤学的理论打下了基础，药物学方面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多种治疗肿瘤的药物，临床医学方面的《伤寒杂病论》被奉为“方书之祖”，为肿瘤的治疗提供了宝贵经验。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下同）是托名黄帝的论医之书，通常认为非一时一人之作，其中的中医肿瘤学相关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对肿瘤相关疾病的客观记载、对肿瘤病因病机的探讨、对肿瘤治则治法的论述。
疾病记载方面，《内经》中与肿瘤相关或相似的病名多达21个，包括积聚、五脏之积（息积、伏梁等）、石瘕、疝瘕、虑瘕、筋溜、肠溜、昔瘤等。在症状等方面，书中有着翔实的论述，如《素问·奇病论》中谈到“息积”时说“病胁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病名曰息积”，指出息积的主要特点为病程缠绵、气逆咳嗽、胁下满闷等。总的来说，《内经》对肿瘤相关疾病有着较为客观的描述和记载，“积聚”和“癥瘕”的命名方式也对后世中医肿瘤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疾病所指代的并不都是恶性肿瘤，其中也包括部分以肿物、包块等为表现的疾病，切不可将古籍所载的病名与西医病名一一画上等号。
病因病机方面，《内经》也有较为全面的阐述，如《灵枢·百病始生》指出“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认为积聚为邪气停留不去而成。同篇下文中又提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认为积聚与寒邪致病有关，强调了邪实致病的方面。《灵枢·五变》指出“皮肤薄而不泽，肉不坚而淖泽。如此，则肠胃恶，恶则邪气留止，积聚乃伤脾胃之间，寒温不次，邪气稍至，蓄积留止，大聚乃起”，强调了肿瘤发生过程中正虚的方面。
治则治法方面，《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了“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的中医肿瘤治疗总则，认为对积聚不宜过度治疗。而《素问·至真要大论》则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的具体治则，为后世中医肿瘤治疗提供了指导。
《难经》又名《黄帝八十一难经》，为托名扁鹊所作，通常认为成书于西汉末期至东汉之间，以问难的形式对《内经》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中医肿瘤学方面，《难经》以《内经》为基础，对积聚做出了更加细致的阐释，特别是在积聚的鉴别方面。如《难经·五十五难》提纲挈领地对积聚进行了区分，提出“积者，阴气也；聚者，阳气也”，认为积多为有形有质的阴邪积聚于脏而成，这一原则被后世奉为鉴别积聚的圭臬。此外，《难经》还提出了从影响范围进行鉴别的方法，认为“积者，阴气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其部，上下有所终始，左右有所穷处”，与今世从活动度等方面区分良恶性肿瘤有异曲同工之妙。《难经·五十六难》又对“五脏之积”做了进一步阐释，如对“息贲”一病的论述，“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壅”，指出息贲一病的临床表现包括胁下满闷、迁延不愈、恶寒发热、喘息咳嗽等症状，与肺癌的表现多有相似。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托名神农而作，是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约集结整理于东汉时期。《本经》对中医肿瘤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药物收录和用药原则两方面。在收录药物方面，《本经》记载了多种治疗“坚积、癥瘕”的中药，为中医肿瘤学的用药提供了参考。如书中记载苦参“主心腹结气，癥瘕积聚”，贝母主“疝瘕，喉痹”，斑蝥能“蚀死肌、破石癃癥瘕”等，不仅为遣方用药提供了帮助，还对今世的药学研究有深刻的影响。比如现代常用的抗癌药物复方苦参注射液、斑蝥酸钠注射液等，均证实了《本经》对抗肿瘤中药的翔实记载，同时也提示了《本经》有待发掘的巨大潜力。用药原则方面，《本经》提出“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痈肿疮瘤以疮药……各随其所宜”，又提出“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以衰之也”，明确了辨病辨证用药的思想，为中医肿瘤学的用药提供了准则。
《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末年，为张仲景所作，其内容更贴近于临床，开六经辨证之先河，所载诸方立法严谨、疗效显著，至今仍在临床中广泛应用。对中医肿瘤学而言，《伤寒杂病论》贡献了大量可供选用的方剂，如鳖甲煎丸、泽漆汤等，在中医肿瘤学的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柴胡桂枝干姜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等，对于改善肿瘤患者体质、提高生活质量等也颇有裨益。
总的来说，先秦两汉为中医学理论体系成型的时期。与之相伴，中医肿瘤学也初步形成，并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最动荡不安的时代之一，近400年的时间里，战乱割据、改朝换代、民族融合相继发生。这一时期，中医学的发展整体上以各家经验总结、单方验方及本草的汇总整理为特点，中医肿瘤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脉证诊断和针灸治疗两个方面。
西晋医家王叔和所作《脉经》是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医学著作，不仅集前朝脉学之大成，详辨脉象及其主病，对积聚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推动了中医肿瘤学在诊断方面的发展。《脉经·平五脏积聚脉证》对各种积聚，特别是“五脏之积”，从脉象、症状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书中首先论述了积证的总脉，即“诸积大法，脉来细而附骨者，乃积也”，认为积证的脉象均有沉细的特点。随后分别介绍了“五脏之积”的脉象和症状，例如论述肺积时说“诊得肺积，脉浮而毛，按之辟易”，指出肺积的脉象为轻虚而浮的浮脉，又详细论述肺积的主要症状，“胁下气逆，背相引痛，少气，善忘，目瞑，皮肤寒，秋瘥夏剧”，指出肺积的主要症状包括胁下不适、胸背疼痛、短气乏力、周身畏寒等。
西晋时期另一位医家皇甫谧也在其著作《针灸甲乙经》中对“五脏之积”进行了详细论述。《针灸甲乙经》在总结《内经》《难经》对“五脏之积”相关论述的基础上，也颇有发挥，并且从针灸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中医肿瘤治疗的内容，如“息贲时唾血，巨阙主之”，认为在肺积猝作、咳唾脓血的时候，可以针刺巨阙缓解症状，现在也认为巨阙穴主治胸满气短、咳逆上气；又“腹痛积聚，府舍主之”，认为积聚发作腹痛时可以针刺府舍穴治疗，现在也常用府舍穴治疗腹痛、积聚、疝气等下腹部病证。《针灸甲乙经》丰富了中医肿瘤学的治疗手段，时至今日，针灸在肿瘤的治疗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其他医学著作也有关于中医肿瘤学的记载，如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治大寒冷积聚”的露宿丸，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记录多种治疗肿瘤的药物。
总体而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位医家的经验总结和药物著作的问世进一步推动了中医肿瘤学的发展，中医肿瘤学在诊断和治疗两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隋唐时期，社会安定，国力昌盛，中医肿瘤学也有着长足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病因证候学和方剂学等方面。
《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对中医肿瘤学的病因病机产生了重要影响。隋大业年间，隋炀帝当政，时任太医令的巢元方受诏率领一众太医编纂这部典籍。书成之后，不仅成为太医署的通用教材，还被广泛地印发至全国各地，其对中医肿瘤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正虚邪实”和“痰饮致病”两方面。
在病因方面，该书将积聚和癥瘕归于“虚劳诸候”之下，认为两者均为虚劳所致。在病机上，又对两者加以区分。该书提出，积聚为“阴阳伤损，血气凝涩，不能宣通经络，故积聚于内”，认为积聚是血气凝涩，不得宣通，积聚而成。癥瘕则是“脾胃气弱，不能克消水谷，复为寒冷所乘”，认为癥瘕是脾胃虚弱，不能运化水谷精微，又感受寒冷邪气而形成。前者从阴阳气血的角度立论，后者则从脏腑运化的角度出发，但归根结底，两者均强调了疾病发生过程中“正虚邪实”的影响。
《诸病源候论》关于“痰饮致病”理论的论述，对后世中医肿瘤学病因病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提出“痰饮者，由气脉闭塞，津液不通，水饮气停在胸腑，结而成痰”，认为痰饮是由精气、津液运行不利，水饮气停留胸腹，聚结而成；并且提出“脉偏弦为痰，浮而滑为饮”的痰饮分论的观点，认为痰与饮有所区别。现代普遍认为，痰饮不仅是重要的病理产物，还是重要的病理因素，从痰饮论治肿瘤对临床诊疗有重要意义。
“药王”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是隋唐时期中医学的另一经典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其对中医肿瘤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肿瘤的分类和治疗方面。
在对肿瘤的分类上，孙思邈提出“五瘿七瘤”的说法。五瘿者，石瘿、气瘿、劳瘿、土瘿、忧瘿是也，其中的石瘿与甲状腺癌相似。七瘤者，肉瘤、骨瘤、脂瘤、石瘤、脓瘤、血瘤、息肉是也。这一分类虽然不少都不属于肿瘤，而且不免有良恶相混之嫌，但对不同疾病的不同预后已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如对肉瘤认为“凡肉瘤勿治，治则杀人，慎之”。
在对肿瘤的治疗上，孙思邈善用丸剂、膏剂，如卫侯青膏治疗积聚疼痛等，在《备急千金要方·坚癥积聚》下载有丸剂十二首，这在治疗上是一大创举，丰富了临床常用的剂型种类。用药上，孙思邈喜用虫类药，蜥蜴、蜈蚣、䗪虫、蜣螂等均在其用药之列，虫类性走窜通络，对今世的用药也有一定的启发。
综合来看，隋唐时期的中医肿瘤学在病因证候学和方剂学等方面均有显著的发展。
两宋时期，国家偃武修文，文化发展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到金元时期更是涌现出金元四大家等一大批著名医家，中医肿瘤学也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各家争鸣的景象，在治疗学、外科学、病因学等方面均取得了进步。
治疗学方面，宋代太医院所编《圣济总录》提出“治须渐磨溃削，使血气流通，则病可愈矣”的观点，认为治疗积聚需要令气血流通，并载方百余首，在《圣济总录·久积癥癖》中还提出“不即治，日渐增长，盘结牢固，邪气日盛，令人正气衰微，累岁不已，甚则身瘦腹大”，认识到部分恶性肿瘤对机体的巨大消耗。应注意的是，在《圣济总录》所述的积聚之中，还混杂了宿食、腹胀等多种不属于肿瘤的疾病。
外科学方面，宋代东轩居士所著的《卫济宝书》中首次用“癌”字记述恶性肿瘤。“癌”字为该书首创，从“疒”从“喦”，古又称“岩”，取其盘纡隐深、岩崖连形之义，用以比喻癌肿硬如岩石、岩穴之状的特点。宋代医家杨士瀛也在《仁斋直指》中说，“癌者，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囊垂，裂如菩眼”，形象地描述了癌肿的外观。这是中医肿瘤学对恶性肿瘤认识的一次突破。金代医家窦汉卿在《疮疡经验全书》中对今世所论乳腺癌已开始使用“乳岩”来表述：“捻之，内如山岩，故名之。早治得生，迟则内溃肉烂见五脏而死。”可见窦氏对乳腺癌已有细致的观察，并已开始根据诊断的早晚判断治疗的难易程度与预后。
病因学方面，金元时期的一众医家皆本于《素问》《灵枢》而各有阐发，特别是明确了情志因素在肿瘤发病中的影响。张从正指出“积之成之，或因暴怒喜悲思恐之气”，认为肿瘤的发病与七情怫郁有重要关系。朱丹溪则在《格致余论·乳硬论》中谈道：“若夫不得于夫，不得于舅姑，忧怒郁闷，昕夕累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遂成隐核，如大棋子，不痛不痒，数十年后，方为疮陷，名曰奶岩。以其疮形嵌凹似岩穴也，不可治矣。”他认为情志不遂是导致乳岩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描述了乳岩从初起没有明显症状，到晚期皮肤表面出现凹陷乃至溃烂的变化过程。
综观种种，宋金元时期，治疗学、外科学、病因学等各方面均取得一定进步，推动了中医肿瘤学对疾病系统的认识，也使其获得了繁荣的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医肿瘤学在治疗学、外科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治疗学方面，以治法的系统总结和分类为主要成果，明清时期的代表医家有张介宾和李中梓。
明代医家张介宾提出“四法”，系统总结了积聚的治法。他指出“凡积聚之治，如经之云者，亦既尽矣。然欲总其要，不过四法，曰攻，曰消，曰散，曰补，四者而已”，认为积聚的各种治法可以总结为“攻、消、散、补”四法。
明末清初医家李中梓提出“三法”。他以邪正立论，认为治疗积聚癥瘕当兼顾正气与邪气的盛衰，攻补兼施，并提出“初中末三法”，即“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魔经久，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他将积聚癥瘕的总体病程分为了初、中、末三个阶段，认为初期病邪初起，机体正气强、邪气弱，可以承受攻伐之法；中期邪气较深，正气也有所受损，应当攻补兼施；末期正气弱、邪气强，则应当以补法为主。这一观点在现在的中医肿瘤学中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外科学方面，明清时期的代表医家有王肯堂、吴师机、王洪绪等。
明代医家王肯堂在代表作《证治准绳》中首次记载了男性乳腺癌及屡次误治的病案：“万历癸卯（1603年）二月，侍御赵荩庵……袒其胸，左乳侧疮口，大如碗，恶肉紫黯，嶙峋嵌深，宛如岩穴之状，臭不可近。予问何从得此，曰：馆试屡下，意不能无郁，夏月好以手捋乳头，遂时时有汁出，或曰是真液也不可泄，因覆之以膏药，汁止而乳旁有核。既南来校阅劳神，乳核辄肿痛……至八月初，以滞下发哕死。夫男子思乳癌者少矣，其起又甚微眇，而三为盲医所误，不可不书之以为后鉴。”文中详细描写了患处疮面破溃、皮肤紫暗、散发恶臭等特点，又详细记录了其先后外敷膏药、饮芎归酒、纳砒药等多次误治的过程，对促进中医肿瘤学对疾病的认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代医家吴师机所著的《理瀹骈文》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外治专著，重点论述了膏药的使用，被后世誉为“外治之宗”。书中提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为外治用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书中还提出“凡病所结聚之处，拔之则病自出，无深入内陷之患；病所经由之处，截之则邪自断，无妄行传变之虞”的论述，认为拔法能够将病邪拔出，不使深入内陷，而截法能够截断病邪传变的途径，防止其进一步传变，正式将“拔法”和“截法”引入中医肿瘤学。
清代医家王洪绪所作《外科证治全生集》在诊断和治疗方面对中医肿瘤学作出了巨大贡献。诊断方面，其开创以阴阳为主的辨证论治法则，将复杂的痈疽分为阴阳两类，即所谓“红痈乃阳实之症，气血热而毒滞；白疽乃阴虚之症，气血寒而毒凝，二者俱以开腠理为要”，部分肿瘤也被包含在内。治疗方面，王洪绪所创阳和汤、犀黄丸、醒消丸等沿用至今，治疗恶性肿瘤疗效显著。
纵观明清时期的中医肿瘤学，治疗手段丰富，治疗理论更加完善。至此，中医肿瘤学已臻成熟。
若论西方历史，须从希腊谈起。医药的历史，也是如此。
在公元前4世纪，一个描述肿瘤的词“carcinos”首次出现于医学文献中。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螃蟹”。至于原因，可能与肿瘤蔓生血管的外形有关，也可能与其不时发作的刺痛有关，但不管怎样，这样一个词总是带着一种深沉的隐喻，一种横行、掠夺的特质被注入生硬的词语之中。而另一个希腊词语“onkos”及其衍生出的现代肿瘤学一词“oncology”，则明显带着一种不堪其扰的痛苦。在希腊语中，“onkos”意味着一种分量、负荷，更确切地说，是沉重的负担。从此，肿瘤带着令人担忧的意味，走入了人类历史的舞台。
此时，被尊称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460—前370），刚出生于小亚细亚的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父亲是希腊神话中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esculapius）的后代，同时也是他的老师，而他的母亲则是著名古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的后代。拥有这样显赫的出身，希波克拉底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幼时习医，年稍长后，希波克拉底便周游列邦，一边行医一边传授医学。与此同时，同时代的著名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提出了他的“四元素学说”，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水、火、土、气四元素。听闻此论的希波克拉底深受启发，于是他的“四体液论”便横空出世，统治西方医学长达千年之久。
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的身体里有血液、黏液、黄胆汁与黑胆汁这四种液体，体液之间的平衡带来健康与力量，而某种体液的缺失或过剩则带来病痛。而对于癌症，他却认为“最好不要治，因为这样患者活得更久”。这又是为什么呢？
500年后，另一位著名的医家将体液论推向极致，他就是盖伦（Claudius Galenus，129—199）。年轻时的盖伦不知疲倦地钻研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并巡游各地求学，其精湛的医术和渊博的学识带给他显赫的名声和地位。对于肿瘤，盖伦用富于诗意的语言揭示出令人惊惧的真相——“黑色的胆汁淤积不化，遂生癌症”。这也进一步解释了希波克拉底的思考：你大可以把肿瘤摘除、切掉，但无处不在的黑色胆汁最终还是会淌回原处。这一简单的论断影响了后世千年之久，以至于此后的人们对通过手术治疗肿瘤这一想法避之不及。
对西方世界而言，盖伦事实上成了近乎神的存在。这一方面得益于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教会对其学说的大力支持。盖伦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工具，这一思想正中教会的下怀。为了维护教会的权威，教会也必须维护盖伦学说的权威。中世纪漫长的一千年里，这样的权威无人敢挑战。
313年，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成为合法宗教，不久之后一跃而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宗教的影响下，古希腊、古罗马医学止步不前，取而代之的是以祈祷、圣物等为主的宗教医学和以药草、放血、灼烧等为主的世俗医学。在中世纪，罹患肿瘤的患者可能要在昏暗的室内接受火和铁的烧灼——当时的人们认为，烧灼的温度与热度会加快愈合；或是由医生切断血管流出大量的血液——放血被认为能够排出淤积的体液，进而促进康复；最为无畏的患者将勇敢地接受外科手术——尽管其中的大部分患者将因感染而痛苦地死去。而药铺中则为选择接受药草治疗的患者准备好了各式各样的药物，包括铅制剂、野猪的牙齿、狐狸的肺、海底的白珊瑚、乌鸦的脚、乌龟的肝，当然也包括圣水和螃蟹的眼——人们寄希望于“以毒攻毒”。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医生以精通解剖作为执业的基本素养，这也是盖伦最成功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人体解剖被严格禁止，但盖伦依然从动物身上获得了丰富的解剖学知识，并将其应用到临床当中。也正是由于其扎实的解剖学基础，古已有之的放血疗法在他手中被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医疗技术。
随着教会势力在王权、法律、哲学等各个领域渗透，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人体解剖始终像一处禁地，无人敢越雷池半步。这一现状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
随着教会纲纪的松弛和思想的解放，解剖学终于得到了发展的自由，一大批医家因此而留名青史。比如最早提出设立“解剖学剧院”的贝内代蒂（Alessandro Benedetti，1445—1525），比如最早在帕多瓦大学建立“解剖学剧院”的法布里修斯（Fabricius Hieronymus，1537—1619）。但最著名的，还得数写出《人体的构造》的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
1514年，维萨里出生于布鲁塞尔的一个医学世家，从他的高祖父开始，到维萨里时已世袭5代宫廷御医。自幼年期，维萨里即受盖伦医学的熏陶，1533年，他怀着对医学的远大志向来到巴黎求学，希望能够系统学习盖伦的解剖学和病理学，但盖伦的解剖学来自动物，这与人体解剖之间的差距、与维萨里自己动手实践之间的差距令他越来越困惑和茫然。更令人不解的问题在于盖伦理论中提到的一个词“Kατευθείαν”，这个词在希腊语中表示“直入”，常常用于描述进入肿瘤的血管。这一概念很好理解，但是当具体到某个肿瘤上的时候却令人困惑不已，是哪根血管？从哪进入？维萨里深陷泥潭。为此，维萨里决定自己亲手绘制解剖图谱。在巴黎期间，维萨里一次又一次从绞刑场和乱葬岗拖回自己需要的尸体，在狭小的解剖室中进行研究。1537年，维萨里来到帕多瓦大学，开始进行尸体解剖的公开演示。次年，维萨里出版了著名的《六页解剖集》（ Tabulae Anatomicae Sex ），这一著作迅速风靡一时。尽管已经对盖伦学说的部分内容有所动摇，但此时的他仍然忠诚而坚定。1543年，著名的解剖学专著《人体的构造》（ 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从他的实际经验出发，用200多幅插图对盖伦的学说发起了挑战。
自此，腐朽的教条主义思想被逐步推翻，一个通过观察和实践进行科学探索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1793年，苏格兰解剖学家马修·贝利（Matthew Baillie，1761—1823）出版了他的《人体某些重要部位的病理解剖》（ Morbid Anatomy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Human Body ）。这是第一本病理学专著，也是有史以来对病理学的首次系统研究。书中提到了橘子大小的肺癌，有着海绵外观的胃癌，伴随恶臭和溃疡的睾丸癌，但是所有组织中都没能找到黑色的胆汁，甚至连黑胆汁的通道也踪迹全无。肿瘤的“黑胆汁”学说就此消失在历史中。
在人类对微观世界的探索中，显微镜的发现是一次重要革命。它大大拉近了人类的直观认识与微观世界之间的距离。1665年，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2）在论文中创造性地使用了“细胞（cell）”一词，用来表示软木塞中的微缩单位。这开启了人类对微观世界的探索，但进一步的探索有赖于放大倍数的提升和显微技术的升级。1673年，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1632—1723）终于打造出了放大倍数足够大的显微镜，成为第一个观察到活细胞的科学家。细胞学说的真正形成要提到德国的植物学家马蒂亚斯·施莱登（Matthias Schleiden，1804—1881）和动物学家西奥多·施万（Theodor Schwann，1810—1882）。1838年，施莱登提出了植物细胞的理论，而施万则将其推广到所有的生物当中。到了1855年，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魏尔肖（Rudolf L.K.Virchow，1821—1902）提出，所有的细胞都起源于其他细胞。至此，细胞学说完全形成。
在细胞学说的影响下，人们对癌症的认识也有了转变。最先提出体细胞突变与癌症相关性的是德国科学家鲍维里（T.H.Boveri，1862—1915）。1902年，他观察到在双受精的情况下，细胞的分裂会导致细胞染色体数目不平衡，进而导致受精卵异常发育。基于此，鲍维里提出两点假设：①染色体数量和结构的平衡是生物体正常发育的重要前提。②癌症可能是由于这样一组染色体的不平衡和结构紊乱造成的。这是肿瘤学历史上第一次将染色体异常与癌细胞的发生联系在一起，但这一观点遭到了专家的质疑，因此未能得以深入研究。1914年，鲍维里正式提出癌变是由于放射、物理、化学损伤或显微镜下的病原体引起的异常有丝分裂和不受控制的生长。这一观点直到1915年才由其他学者证实。
1916年，哈佛大学的泰泽（E.E.Tyzzer，1875—1965）发表文章，阐述了移植瘤、原发瘤与免疫系统的密切关系。在文章最后，他将不同肿瘤细胞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生物学行为归因于体细胞的不同变化，并称之为体细胞突变（somatic mutation）。至此，体细胞突变致癌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原癌基因的发现过程相对更加曲折一些。在19世纪末期，已经有学者对肿瘤的病因进行研究。1910年，美国生物学家裴顿·劳斯（Peyton Rous，1870—1970）发现，将鸡身上的肉瘤研磨并使用滤器过滤掉细胞和细菌之后，仍能够使其他健康的鸡罹患肿瘤。劳斯认为，只可能是透过滤器的病毒导致了肿瘤的发生，于是将这种病毒命名为劳斯肉瘤病毒（rous sarcoma virus，RSV）。之后，美国学者彼得·福格特（Peter K.Vogt）分离到一种RSV病毒的突变体，该突变病毒能够感染细胞并进行复制，但是不能致癌。他据此推断，该突变体的突变基因就是诱导癌变的基因。随后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于是将其命名为src基因（sarcoma gene）。
基于上述“致癌病毒”的发现，许布纳（Huebner）和托达罗（Todaro）于1969年提出了一个全新理论，即“致癌基因假说”。他们认为能够致癌的病毒基因组中，应该也含有类似功能的致癌基因，正是这些致癌基因在宿主细胞中的表达才导致了宿主细胞向肿瘤细胞转化。1974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比夏普（Bishop）和瓦穆斯（Varmus）共同领导的实验室对RSV病毒感染细胞后宿主细胞中src基因的含量进行了测定。他们采用了一种特异性识别src基因的分子探针来检测鸡细胞中src基因的含量，这次实验产生了意料之外的结果。他们发现，不光RSV病毒感染后的细胞中可以检测到src基因，在正常的细胞中也能够检测到src基因。此后的实验证实，src基因存在于几乎所有高等生物的基因组中，原癌基因在人类体内的存在被首次证实。
至此，肿瘤学的研究开始向基因层次进军。
15、16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美洲的特色商品——烟草也随着全球贸易销往世界各地，并迅速风靡全球。到了20世纪中叶，香烟成为一股时尚的潮流，但其带来的危害也在渐渐显露。
1947年，英国政府发现在这20年间，肺癌的发病率几乎上升了15倍。为此，英国卫生部寻求统计学家奥斯汀·布拉德福德·希尔（Austin Bradford Hill，1897—1991）及其助手理查德·多尔（Richard Doll，1912—2005）的帮助，试图确定肺癌的危险因素。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纽约医学生恩斯特·温德尔（Ernst Wynder，1922—1999）也在外科实习中偶然发现了吸烟与肺癌的关系。他发现大部分死于肺癌的吸烟者，其气管内都沾满了焦油，肺也被熏得漆黑。经验丰富的主治医师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但第一次见到这种景象的温德尔则下意识地将吸烟与肺癌联系到了一起。好奇之余，他四处寻求支持，希望清楚地阐释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关系。但在当时的氛围下，许多专家都对此嗤之以鼻，这当中也包括著名的外科医生埃瓦茨·格雷厄姆（Evarts Graham，1883—1957）。当被问到“吸烟是否会引起肺癌”的时候，格雷厄姆不屑一顾地说：“这和穿尼龙长袜是一样的。”为了一举终结吸烟与肺癌的争论，自己也烟不离口的格雷厄姆最终决定帮助温德尔完成这项研究。他们的试验采用了简单的方法，研究者分别询问肺癌患者和未患癌的对照组受试者的吸烟史，计算两组中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比例，评估肺癌患者中吸烟者占比是否更高。这一研究方法被称为“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而易见，在吸烟与肺癌发病之间，一种强烈的联系从统计学上被表达出来。这项684例的回顾性研究被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
远在英国的希尔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他从伦敦及附近的20家医院中选出肺癌患者作为病例组，以其他疾病的患者作为对照组，每家医院都有社工对患者进行访谈，调查的问题包括煤气厂离患者家的远近、饮食习惯等诸多问题，其中也包括对吸烟习惯的调查。1948年5月1日，156份问卷结果得到回收，吸烟与肺癌的关系在一批又一批的问卷结果中得到不断证实。1950年，这一结果正式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
尽管上述两项回顾性研究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群中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但回顾性研究的偏倚仍有强化结论的可能。为此，希尔设计了一项前瞻性的观察性试验。得益于英国的医疗卫生公有化，6万多名医生进行了集中注册，每当有医生去世，注册的登记员将会详细记录死因。1951年10月底，希尔和助手多尔向近6万名医生邮寄了包含调查问卷的信件，询问受访者的吸烟习惯和估计的吸烟总量，并陆陆续续收到了4万多封回信。多尔和希尔将收集到的样本分为吸烟组和非吸烟组，每当有人死亡时，他们就联络注册登记处，明确死亡的具体原因，患肺癌死亡的人被按照吸烟组和非吸烟组进行记录。随后29个月的时间里，多尔和希尔观察的人群中共发生789例死亡，其中有36例死于肺癌。当统计两组差异时，结果一目了然——所有36例死亡病例都集中在吸烟组中。这样的一项前瞻性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吸烟与肺癌之间的明确联系。
统计学方法在肺癌方面取得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肿瘤的流行病学研究。此后，流行病学成为研究肿瘤学的重要领域。
在西方医学的历史中，肿瘤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从古典时代的“黑胆汁”学说开始，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又从文艺复兴时期人体解剖学的蓬勃发展中获得“新生”。而随着物理、化学、生物学、统计学等各学科的发展，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从宏观到微观，对肿瘤的认识也不断深入，来自科技创新的力量也不断为肿瘤治疗提供新的武器。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生命的光辉将始终在医学的天空中散发出光芒。
在20世纪的“西学中”运动中，一大批优秀的临床医生投入中医药的学习中，就此开创了中西医结合肿瘤学的新篇章。以张代钊、余桂清、郁仁存、刘嘉湘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医家，在西医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医学的优势，建立了“西主中随，减毒增效”为主的中西医结合肿瘤学，为国家的健康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代钊教授本为西医出身，1955年自山西医学院（现山西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参加了当时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主办的“全国第一期西学中研究班”，结业后便留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外科研究所及广安门医院工作。几乎是同一时期，余桂清教授也来到北京。余桂清教授1947年毕业于国立江苏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外科出身的他于1955年响应国家号召，调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1960～1962年，他参加了卫生部举办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以优异的成绩结业，此后便开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工作。
1963年，在张代钊、余桂清等教授的筹划和努力下，广安门医院中医肿瘤科正式成立，张代钊教授担任第一任肿瘤科主任——这也是我国最早的中医肿瘤科之一，先后培养出了孙桂芝、李佩文、林洪生等名家。此后，张代钊教授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在全国率先开展协作防治放化疗毒副反应的临床研究，并探索出行之有效的证治规律，即强调以手术、放化疗等为主、中医药为辅的多手段的综合治疗，术前以扶正为主，术后则扶正祛邪相结合，加速康复，减少复发和转移。1983年，张代钊教授调任至中日友好医院工作，次年，“扶正解毒冲剂”防治癌症患者放化疗毒副反应的研究在中日友好医院正式开展，并在随后的几年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广安门医院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西医结合肿瘤学实践的同时，北京中医医院也悄然迎来了自己的新机遇。
郁仁存教授，1955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现南昌大学医学院），1959年即北上京城，参加北京市第一届西学中班，此后便在北京中医医院任职。在从事肿瘤临床、科研、教学的数十年中，郁仁存教授逐步摸索建立了中西医结合肿瘤学的特色体系，即“四原则”与“三结合”。所谓“四原则”，即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扶正与祛邪相结合、整体与局部相结合、近期治疗与长期调摄相结合；所谓“三结合”，即中医药与手术相结合、与化疗相结合、与放疗相结合。
刘嘉湘教授，1950年于福建军区医务学校医科毕业，1962年于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医疗系毕业，曾师从张伯叟、陈耀堂等名医。他长期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临床和研究工作，创立了扶正法治癌的学术观点和方法。他认为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主要是由于正气虚损，客邪留滞，痰凝毒聚，相互胶结成肿块，而肿瘤的生长又进一步耗伤正气，正不胜邪，无法遏制肿瘤的发展。扶正法现已成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主要治法。他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级新药金复康口服液、正得康胶囊等。
时至今日，“西主中随，减毒增效”的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模式已经日趋成熟。其基本思路是在现代放化疗等诊疗手段的基础上，发挥中医药在调理身体功能、改善临床症状方面的优势，减轻手术及放化疗的不良反应，增强放化疗疗效，进而为患者接受系统的综合治疗创造条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也成为中西医结合肿瘤学发展的主旋律，在全国各地涌现出丰硕的成果。如邵梦扬教授研发的“生白合剂”和“生白口服液”，用于放化疗引起的白细胞减少，获批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潘明继教授在多年临床实践中创立协定处方“扶正生津汤”，配合放疗治疗鼻咽癌患者，疗效确切。临床实际中，“减毒增效”也成为临证用药的重要思路之一，如归脾汤、八珍汤等加减治疗化疗后骨髓抑制等。
自霍尔斯特德提出“根治术”以来，全世界的临床医生都在寻求各种手段，试图将每个患者体内的每个肿瘤连根拔起。然而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根治”的策略给部分中晚期患者带来的帮助往往不大。时至今日，学界已普遍认为，肿瘤是一种与全身免疫、代谢等息息相关的疾病。200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首次将癌症归于慢性疾病的范畴。这标志着肿瘤的治疗策略正从过去的“根治”逐步向“治疗+控制”改变。
事实上，在肿瘤的治疗上，中医始终秉持着审慎的态度。《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谈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认为对于积聚不应过度治疗。《素问·五常政大论》也指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圣人垂，此严戒，是为万世福也。”在这段论述中特别强调，治疗过程中应当注意固护正气。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一种全新的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模式逐渐兴起——中西医并重的恶性肿瘤绿色治疗模式。
有别于传统的中医内科治疗，绿色治疗模式从“疮疡”的角度入手论治肿瘤，传承中医外科的阴阳辨证、局部辨证，灵活运用中医外治法，并结合现代微创技术，进一步丰富和扩大中医外科的范畴和内涵，在调理全身状态的同时，也注重打击局部病灶，形成了适用于老年和中晚期肿瘤患者的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模式。
善用外治，直达病所，这是绿色治疗的特点之一。吴师机在《理瀹骈文》中指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与内服汤液相比，外治包括了中药外用、针灸、膏摩等多种治疗手段，作用直接，操作方便，毒副作用小，更易为患者接受，且能够直达病所。灵活运用拔法、截法等，能够有效截断肿瘤局部的血脉，进而改善局部与全身的不平衡状态。
固护正气，衰其大半，这是绿色治疗的特点之二。正气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基础，也是机体抵抗病邪的核心。在肿瘤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过程中，应当始终注意压制邪气和扶助正气。因此，绿色治疗的治疗手段往往都是微创甚至无创的，尽量将治疗带来的损伤降到最低。
衷中参西，丰富治法，这是绿色治疗的特点之三。在阴阳、寒热的思想指导下，结合中医外科消法、截法等不同治法，赋予各种现代微创治疗手段以独特的中医属性，如冷冻消融“寒制其用”、动脉介入栓塞“截法”、微波消融“热毁其体”，使现代的各种诊疗手段能够有机地融入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模式，进而以中医思维指导中西医结合综合诊疗。
绿色治疗的优势是能够在最大限度减少机体损伤的前提下，取得较好的疗效，提高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能够为患者提供创伤小、恢复快、可耐受、可重复的综合治疗。
随着中西医结合肿瘤学的不断发展，目前已形成减毒增效与绿色治疗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新格局。减毒增效对早期和体质较好的肿瘤患者往往有着较好的疗效，能够早期拔除病灶，防止病情进展，甚至达到治愈。而绿色治疗则对晚期、老年、体质较差的肿瘤患者有更大的优势，能够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展望未来，中西医结合肿瘤学还将进一步发展，为更多的肿瘤患者带来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