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医拔罐疗法的历史源流

一、萌芽阶段

哺乳动物出生后，母体往往要吸舔新生幼崽身上的污物，这种吸舔对保护生命有重要意义。而新生幼崽对母体乳房的吸吮，则是自主吸取生命的能量的过程。除吸吮乳汁以外，动物摄取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也需要“吸”的动作。因此，可以认为“吸”是生命延续与存在所必须掌握的第一个技能。在生命过程中，动物之间通过相互吸吮舔舐来清除某些无用或者有害的物质，就如人的手指在受伤后，本能地要将手指放入嘴里吸吮。因此，吸吮便从最初为了生命延续，演变成生命的一种救护方式。

二、奠基阶段——先秦至两汉时期

先秦至两汉时期，是拔罐疗法的奠基阶段。人们用兽角作为工具。角在汉语里是象形字。《说文解字》载：“角，兽角也。”字形为从力从肉。角有jué和jiǎo两种读音。中医文献中关于“角法”的记载，最早见于《五十二病方》。《五十二病方·牡痔》曰：“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枣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孰（熟）二斗米顷，而张角，系以小绳，剖以刀，其中有如兔，若有坚血如抇末而出者，即已。”角法是中医常用的拔罐方法，用以治疗牡痔。“小角”及“张角”的“角”是同一含义，音jiǎo，为名词，指牛、羊、鹿等头上的角，此处代指角法的工具；“角之”的“角”，音jué，此处当“触”“抵”讲，“之”当牡痔讲。“角之”包含了角法的操作方式与操作部位。“以小角角之”即用动物的小角触抵牡痔。“如熟二斗米顷”隐含了角法的吸拔方法与操作时间：角用热水煮后再接触牡痔，在牡痔上吸拔半个时辰左右；“张角”表示取下“角之”的角要用一定的力，说明角内有负压。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在兽角的尖头钻孔，通过吸吮产生负压，将脓血排出。如今我国少数民族仍有使用兽角来拔罐的习惯。角罐（图1-1）的优点是经久耐用，但由于现今兽角具有更高价值的用途，且制作工序复杂，加之动物保护政策，因此现在临床已鲜有应用兽角进行拔罐操作。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7000—前6000年，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已有陶窑及手制、模制的陶器。汉代陶土烧制技术进一步提高，陶制罐具应用已经比较广泛。图1-2和图1-3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收藏的釉陶罐和汉陶罐。

三、发展阶段——晋唐至宋金元时期

晋唐至宋金元时期，是拔罐疗法的发展阶段。唐代太医署中设置角法科。这一时期，人们发现了角法的应用规律，即在同一部位可反复拔罐，以增加排毒能力。在器具上则出现了竹筒罐、瓷罐；在方法上，出现了刺络拔罐法、药罐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角法的临床应用已经比较常见，使用的罐具多为动物的角。晋代医家葛洪在其所撰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角法治疗蛇虫咬伤，即“疗猘犬咬人方：先嗍却恶血，灸疮中十壮，明日以去，日灸一壮，满百乃止”。南北朝时期的医书《姚氏方》对针角疗法的禁忌证有了初步认识，书中曰：“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疬皆不可就针角，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

隋唐五代时期开始出现竹罐及水煮竹罐法（图1-4）。唐代《古今录验方》中详细记载了竹罐的制作及操作方法，书中载：“甄立言以此蝎毒阴蛇，即非蜂、蜈蚣之辈，自有小小可忍者，有经一日一夜不可忍者，京师偏饶此虫，遍用诸药涂敷不能应时有效，遂依角法。以意用竹依作小角，留一节长三四寸，孔径四五分，若指上，可取细竹作之。才令搭得螫处，指用大角，角之气漏不嗍，故角不厌大，大即嗍急瘥。速作四五枚，铛内熟煮，取以角螫处，冷即换。初被螫，先以针刺螫处出血，然后角之，热畏伤肉，以冷水暂浸角口二三分，以角之，此神验。不可口嗍，毒入腹杀人。”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中记载：“患殗殜等病必瘦……即以墨点上记之，取三指大青竹筒长寸半，一头留节，无节头削令薄似剑，煮此筒子数沸，及热出筒，笼墨点处，按之良久，以刀弹破所角处，又煮筒子重角之，当出黄白赤水，次有脓出，亦有虫出者，数数如此角之，令恶物出尽，乃即除，当目明身轻也。”此处详细记载了竹罐的使用方法。竹罐为打制成罐状的一截竹子，一端封闭（竹节处），一端敞开，磨薄磨平。使用时先用热水反复煮罐，再迅速放到患处按住一段时间待凉，令其吸在身体上，此法称为“水罐法”，也称为“煮罐吸拔法”。水煮罐吸拔法的出现，为后世药罐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中“以刀弹破所角处，又煮筒子重角之”，就是今天的刺络放血拔罐法。

角法在唐代被太医署设为医科的分科之一而得以发展。唐代太医署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又将医科分为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角法（拔罐疗法）六科。角法的学制定为三年。《旧唐书》载：“医博士一人（正八品上），助教一人（从九品下），医师二十人……（医术，谓习《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也。）”又载：“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下），针助教一人（从九品下），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针博士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其针名有九，应病用之也。”针科到唐代才独立设科，而其中的角法（拔罐）学习，却属于医科，而不是针科。

考古证明，唐代已经产生了瓷做的火罐。唐代最负盛名的耀州窑制的拔罐器具，被称为耀瓷拔火罐，瓷质、胎质细腻而薄，形体较小，高4.7cm、口径2.3cm、底径2.1cm，于20世纪70年代在陕西铜川黄堡唐代窑址出土，口沿已有残缺，现藏于陕西医史博物馆。耀州窑是我国历史名窑之一，始于唐代，宋代已驰名海内外，终于元末明初。元代还出现了钧瓷火罐，灰釉，高10.5cm、口径5.3cm、底径6cm、腹围30.5cm。口沿稍有残损，并有长期火烧的痕迹。内蒙古博物院1961年由内蒙古托县古城征集而来的元代遗物，现藏于陕西医史博物馆。图1-5和图1-6罐具收集人为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医史博物馆张厚墉教授。

进入宋金元时期，竹罐已代替兽角占据拔罐工具的主导地位，拔罐疗法的名称亦由“吸筒法”替换了“角法”。

宋代唐慎微在《证类本草》中说：“治发背，头未成疮及诸热肿痛，以竹筒角之。”王怀隐等奉敕编写的《太平圣惠方》指出：“凡疗痈疽发背，肿高坚硬脓稠焮盛，色赤者宜水角；陷下，肉色不变软脓稀者不宜水角。”《太平圣惠方》还提出了应用水角“托里”的方法：疽之萌生而水角，则内热之毒畏冷逼之入腠理，皮内坚厚，毒气内坚，肉变为脓以致内溃，深可哀也。此处表明除了用热水煮罐外，还有所谓的“水角法”，即先在地上掘坑，装水，再将竹罐用帛绑于疮处，令患者疮合坑上，置于土中，待水渗入地下时，罐中的负压随即增加，这种方法可产生较大的负压，将疽之脓血并泄角中的方法，主要用于背部痈疽的治疗。

元代出现了最早的药罐疗法记载。沙图穆苏所撰的《瑞竹堂经验方》不仅记载了煮罐的药方，而且记载了药罐煮法和吸拔方法。《瑞竹堂经验方》载有“竹筒吸毒法”，“吸筒，以慈竹为之，削去青。五倍子（多用）、白矾（少用些子），上二味和筒煮了收起，用时再于沸汤煮令热，以筋箕筒，乘热安于患处”。即先将竹罐在按一定处方配制的药物中煮过备用，需要时，再将竹罐置于沸水中煮，乘热拔在穴位上，以发挥吸拔和药物外治的双重作用。由此可见，当时的医家已认识到药、罐结合可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文献中记载的竹罐的制作、用法比较详细，但竹罐由于易损、易腐，至今未见出土实物，而陶罐、瓷罐虽未记载明确的用法，但由于其不易腐坏，能被完好地保存，根据其口沿所现的烧痕等，可以推测其曾用来拔火罐。

四、成熟阶段——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拔罐疗法的成熟阶段。操作上出现了火罐法的投火法、滴酒法拔罐，罐具中出现铜罐，将拔罐的治疗范围拓展到急救溺水，以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疾病的治疗。

拔罐法在明代已经成为中医外科重要的治法之一。当时一些主要外科著作几乎都列有此法，主要用于吸拔脓血，治疗痈肿。申斗垣在《外科启玄》中将拔罐疗法称为“竹筒吸法”，并阐明其可在疮脓已溃已破后脓出不畅时使用：“疮脓已溃已破，因脓塞阻之不通，富贵骄奢及女体不便，皆不能挤其脓，故阻而肿焮，如此当用竹筒吸法，自吸去其脓，乃泄其毒也。”

明代外科治疗中也多用药罐，将竹罐直接置于多味中药煎熬后的汁液中，煮沸直接吸拔。所以，竹罐又被称为药筒。《外科启玄》中亦记载了煮药罐的操作方法：“吸脓法……削去青皮，令如纸薄，随看疮疡大小用之，药煮热竹筒一个，安在疮口内，血胀水满了，竹筒子自然落下，再将别节热竹筒子仍前按上。如此五七个吸过，便用膏药贴之，如脓多未尽，再煮一二遍竹筒更换吸，脓尽为度。”明代陈实功外科专著《外科正宗·痈疽门·杂病须知第十四》详细记载了煮拔筒方：“拔筒奇方羌独活，紫苏蕲艾石菖蒲，甘草白芷生葱等，一筒拔回寿命符。治发背已成将溃时，脓毒不得外发，必致内攻，乃生烦躁，重如负石，非此法拔提毒气难出也。羌活、独活、紫苏、蕲艾、鲜菖蒲、甘草、白芷（各五钱），连须葱（二两）。预用径口一寸二三分，新鲜嫩竹一段，长七寸，一头留节，用刀刬去外青，留内白一半，约厚一分许，靠节钻一小孔，以杉木条塞紧，将前药放入筒内，筒口用葱塞之，将筒横放锅内，以物压勿得浮起。用清水十大碗淹筒，煮数滚，约内药浓熟为度，候用。再用铍针于疮顶上一寸内品字放开三孔（深入浅寸，约筒圈内），将药筒连汤用大瓷钵盛贮，至患者榻前，将筒药倒出，急用筒口乘热对疮合上，以手捺紧其筒，自然吸住，约待片时，药筒已温，拔去塞孔木条，其筒自脱，将器倒出筒中物色看其何样，如有脓血相黏，鲜明红黄之色，亦有一二杯许，其病乃是活疮，治必终愈。如拔出物色纯是败血气秽，紫黑稀水，而无脓意相黏者，其病气血内败，肌肉不活，必是死疮，强治亦无功矣。此法家传，屡经有验，如阳疮易溃、易脓之症，不必用此以伤气血，此法阴疮之用，要在十五日前后，坚硬不溃、不脓者行之最当。此法的有回天之效，医家不可缺也。”该文清晰地记载了拔筒奇方、药筒制作、拔药筒法、取药筒时机及方法、拔筒后注意事项等。

龚延贤在《万病回春》中记载：“竹筒吸毒法：诸般恶疮并治。用苦竹长一二寸，用头节妙，刮去青皮，似纸薄为佳，其大小随疮斟酌，应毒疮初发时用：白蒺藜、苍术、乌桕皮、白厚朴（各五钱重），上四味锉片，用水一碗，同煎竹筒，煎煮以药将干为度。”此外，《普济方》中亦有用芙蓉花和醋煮罐的记录，“治痈疽疖毒，脓水不出。用芙蓉花煮水竹筒令热，即以水竹筒吸于疮孔上”，“治蛇咬毒入腹，用头醋煮青竹筒，合于螫处，须臾黄水流出，即瘥”。

明代方贤编著的《奇效良方》记载：“治溺水死，以酒坛一个，纸钱一把，烧放坛中，急以坛口覆溺水人脐上，冷则再烧纸钱，放于坛内，覆脐去水即活。”这段记载说明，拔罐疗法的应用已经从拔毒排脓发展到急救，操作上从水煮罐法发展到火罐法的投火法。另外，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酒坛等“代用罐”。

清代医书中正式提出了沿用至今的“火罐”一词。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二·火部》记载：“火罐气：火罐，江右及闽中皆有之，系窑户烧售，小如人大指，腹大，两头微狭，使促口以受火气，凡患一切风寒，皆用此罐。以小纸烧见焰，投入罐中，即将罐合于患处，或头痛则合在太阳脑户或颠顶，腹痛合在脐上，罐得火气合于肉，即牢不可脱，须待其自落。患者但觉有一股暖气从毛孔透入，少顷火力尽则自落，肉上起红晕，罐中有气水出。风寒尽出，不必服药。治风寒头痛，及眩晕、风痹、腹痛等症。”该段文字表明“火罐”称谓出现，并在清代广为流行；拔罐疗法开始应用于多种病症如风寒、痛症等，拔罐的部位从疮疡患处扩展到头面、腹脐的选穴操作；同时对罐斑的色、形也作了描述。

《本草纲目拾遗·卷九·器用部》记载：“砂壶：出宜兴紫泥者佳，入药吸毒用，取其口光滑而薄，不伤肌肉也。治伤寒不出汗，用吸法：以二砂壶各盛烧酒八分，重汤煮滚，将酒倾去，即将壶口对脐上合住，使吸之紧，轮换汗出即愈。瘰疬破烂拔毒法：将先破处面糊作饼粘贴，用小砂壶二个，烧酒煎滚，去酒，以热壶口覆于面饼上，熏疮如拔火壶一样，壶冷，又易一壶，如此数次，将毒气拔尽，即愈。熏后用猪胆熬成膏，贴疮口，此方神效。……按王站柱不药良方：治疯狗咬伤，用砂壶吸法，与此同。吸后再拔去顶上红发，即愈。”说明罐具的材质在当时已经不局限于普通的木质、角质等，还有比较高档的紫砂罐具，并且对于砂罐的应用也拓展到了治疗伤寒、瘰疬、疯狗咬伤等。

清代《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中也提到一种治疗疯狗咬伤的拔罐法，即在咬伤处“急用大嘴砂酒壶一个，内盛于干烧酒，烫极热，去酒以酒壶嘴向咬处，如拔火罐样，吸尽恶血为度，击破自落”。陈梦雷的《医部全录》用拔罐法治疗风寒、头痛、腹痛。吴师机所著《理瀹骈文》记载了破伤瘀血等病症的拔罐治疗方法，其载：“如风寒用热烧酒空瓶覆脐上，吸取汗。亦吸瘰疬、破伤瘀血。”《外治寿世方》记载拔罐治疗黄疸，并用薄草纸卷成罐具，“黄疸，身黄如金，或兼肿胀呕吐，或眼目亦黄。急用薄草纸以笔管卷如爆竹样，将一头以纸封紧，用黄蜡（以铜器融化）将纸筒四周浇均，不可使蜡入筒内。令病患仰卧，将蜡筒罩肚脐上（以封过一头向下）再用灰面作圈，护住筒根，勿令倒下，勿令泄气，筒头上点火，烧至筒根面圈处，取出另换一筒再烧，看脐中有黄水如鸡蛋黄者取出”。

从罐具的制造与选择和拔罐的应用，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拔罐疗法已经比较成熟。清代罐具的制造与选择多样化，出现了“代用罐”，对不同病症可分别选煮药罐、火罐等不同罐法。吸拔的部位体现了中医辨证选穴的特点。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二·火部》记载火罐气，即将罐合于患处，或头痛则合在太阳脑户或颠顶，腹痛合在脐上。拔罐的应用范围也比较广泛，已从单一的外科发展到内科、五官科病症的治疗。此外，煮拔药筒的方法，在明清的一些重要外科著作如《外科大成》及《医宗金鉴》等，都有详略不等的载述，表明此法在当时十分流行。

少数民族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在内蒙古包头发现的清代紫铜罐，据鉴定是当时的蒙医进行拔罐治疗的罐具。金属罐相对于陶罐而言不易破损，但其造价高、传热快、容易烫伤皮肤，同样也有无法观察拔罐部位皮肤的变化的缺点（图1-7）。

五、创新时期——民国与现代

民国与现代是拔罐疗法的活跃创新时期，在拔罐的吸拔方法与运用形式上皆有创新。

随着玻璃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我国也出现了玻璃罐（图1-8）。玻璃罐的最大优势是拔罐部位内部的可视性，是目前临床上最为常用的罐具。

硅胶罐是采用橡胶为材料制作成罐的形状，将硅胶罐放到皮肤上，用力按压后再放松，利用橡胶的弹性恢复力，在罐中产生一定的负压（图1-9）。该方法比火罐产生负压要方便，其负压的大小与罐的形变程度和橡胶的弹力有关。有的硅胶罐上还设有小孔，可从中注射药物到罐中，实现药罐的功能。另一种新型拔罐器——塑胶罐，由塑胶材料制作，在罐的顶端设置一个螺旋推进装置，可以通过旋转把手，改变罐子的空间大小，从而产生不同的负压，该方法可产生比火罐更强的负压，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改变压力的大小。虽然上述两种新型罐具具有比玻璃火罐更多的优点，但在针灸临床上，该罐具仍未能取代玻璃罐的主导地位。

抽气式拔罐器是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拔罐装置，它由抽气枪和一组罐具组成，罐的顶端有一个单向阀，通过人工提拉式多次抽气，可在罐中产生不同大小的负压，抽吸次数越多，负压越低，具有一定的半自动化水平。该方法比燃烧法产生负压的范围更大（图1-10，图1-11，图1-12）。由于不再使用明火产生负压，使得操作更加安全，简便易学，抽气罐的罐体多用塑料制成，不易破碎，成本低。拔罐器有多种口径和形状，可进行走罐、闪罐等常规操作。又因其操作简便，普通人也可以使用这种拔罐装置在家中进行自疗，拓展了拔罐疗法的使用人群，故抽气式拔罐罐具的出现，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使用真空泵及调压装置的拔罐设备是拔罐器具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其采用电自动产生负压，使整个拔罐器具的负压形成完全脱离了人力。至此，真空泵拔罐装置已经从一种器具变成带电源的医疗设备，首次进入了二类医疗器械的范畴。在调压装置的运用上，除了使用漏气阀和压力表进行调压和压力的显示外，还使用电磁阀制作成脉冲式负压，将以往的持续静态负压改变成动态负压，可调节其脉动的上下压力和持续时间。早期的真空泵式拔罐装置沿用了抽气式拔罐用的塑胶拔罐器，去除了原来的单向阀，改为一个三通阀，可用一个真空泵主机带动多个拔罐器，同时对多个部位进行脉动拔罐。但这种塑胶拔罐器不适合在皮肤上进行移动。

以砭石为材料制作的拔罐器，称为砭石罐（图1-13），砭石因其卓越的生物物理学特性和医学安全性被广泛应用于制作按摩器具、刮痧板等。最新研制的拔罐器对砭石罐用电进行了加热和控温处理，制成了电热砭罐。另外还在罐体上设置了调压阀，可在罐疗的过程中随时调节压力，方便使用，实现了温度和压力的高度定量化。

在拔罐技法上，20世纪50年代首次出现了“移罐”“走罐”等，代表着拔罐技法由“静”到“动”的改变。195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曲祖贻先生编写的《中医简易外治法》推出了“推罐”“拉罐”“飞罐”“滑罐”等操作技法，之后曲祖贻先生又创造了闪罐法。

2008年，中国针灸学会批准成立中国针灸学会刺络与拔罐专业委员会。该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极大推进了刺络与拔罐疗法的应用与发展。郭义教授主编的《中医刺络放血疗法》创新教材于2013年出版。2017年，陈泽林教授编写的《图解推拿罐疗法》一书出版，首次系统性地提出将推拿理论运用到拔罐疗法中，推动了拔罐疗法的运用和发展。2021年，“中医拔罐疗法理论与技术创新及推广应用”获第八届中国针灸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第二节　其他国家与地区拔罐疗法的发展

拔罐疗法在世界各国可能早已存在数千年了。在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所流传下来的壁画和雕刻图像等文物中，都曾经出现拔罐所使用的罐具，以及相关切开皮肤或血管的工具，拔罐疗法是世界传统医学的共同治疗方法与技术。

拔罐最早的使用记载可追溯至公元前1550年左右，以希伯来文写在埃伯斯纸草（Ebers Papyrus）上的古埃及医疗记录，其提到拔罐是用于移除身体中的异物。约公元前3世纪时，古埃及亚历山大大帝的部将——康翁波的神庙（Temple of Kom Ombo），其神殿的墙上也雕刻着许多外科手术的工具，像剪刀、解剖刀、钳子和拔罐用的罐具等，显示古埃及已使用拔罐作为外科治疗的技术。

古希腊最早记录拔罐的工具是刻在希腊雅典Asclepios寺庙（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的大理石上，包括罐具和切开皮肤的工具。而在古希腊，拔罐则是将人体器官中多余的血液排放出来，先以刀片或刺针切开血管或戳扎皮肤以产生出血的切口，进而释放血液。

希波克拉底（前460年—前370年）为古希腊医师，是西方医学的奠基人。继希波克拉底之后古罗马的盖仑同样是一位放血和拔罐疗法的倡导者，因此在整个罗马帝国后期，放血和拔罐疗法极为盛行。中世纪的阿拉伯医生们也很推崇放血和拔罐疗法，后来又将其传到了意大利，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疗法最终传遍了整个欧洲。在意大利，拔罐常常用以治疗痛风和多种关节炎。从《阿拉伯医学简史》中可以看出，希腊医学和古波斯医学之间互有深远影响。如今的伊朗、沙特、伊拉克等国家，仍然在使用拔罐疗法。

印度也有类似以拔罐作为治疗方式的记载，4世纪时，在经由印度著名的医学家龙树所整理修订过的医学经典《妙闻集》中记载了拔罐疗法：“若病患身体出现毒素，血液便会恶化，可依症状选用牦牛角、葫芦等工具吸出。”

在欧洲东南部地区的巴尔干半岛、塞浦路斯、波兰、俄罗斯，甚至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家，都有不同的部位和形式的拔罐记录，它们也被认为是一种民间常用的治病方法。例如苏联将拔罐疗法称为“瘀血疗法”，日本称之为“真空净血术”，在波兰拔罐被称为Banki或是Banka，在伊朗则被称为Bod-Kesh，即“抽取空气”。1980年，芬兰出版了一本研究报告，指出拔罐疗法是其传统的止痛疗法。16世纪，法国外科圣手巴雷以发明外科器具著称，他的著作中记载有拔罐器、刺络刀以及乱刺器等。法国的拉雷男爵，作为拿破仑的外科医生，也是放血拔罐疗法的倡导者。1801年，英国专职拔罐师Thomas Mapleson（托马斯·梅普尔森）列举了拔罐适用的诸多疾病，包括中风、心绞痛、哮喘、咽痛、胸痛等，后来被载入其著作《论拔罐的艺术》中。1823年，英国另一位著名的拔罐师在其著作《论实践拔罐》中写道：“拔罐是一种艺术。每一个有机会接触拔罐并亲身体验的人都能够观察到它的治愈力从而真正欣赏它的价值。”

19世纪初，各式各样制作精巧的改良玻璃罐应运而生，有些玻璃罐连接注射器作为产生负压的泵，同时内部还嵌有手术刀片，这些装置避免了拔罐过程中明火的使用。1880年前后，法国曾从外国进口玻璃罐4500万个，据传当时的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支付进口吸罐的费用远远超过药费，可见拔罐疗法的盛行。犹太人甚至有句谚语，拔罐有时可以“起死回生”。古代中国传统医学包括拔罐疗法，曾经传播到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一带，现在仍旧有不少国家以拔罐作为其治病疗法。

由此可见，使用拔罐疗法是早期人类的普遍现象，是人类与疾病长期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共同智慧，其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占据重要地位，是世界传统医学的共同财富。 mkJRYbgkEOHSemncaQFRA2oKf554t3Wwvw53OtRRVkTnUOzgs0n6IIAci4AjA1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