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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的化装表演》（The Confidence-Man His Masquerade）是赫尔曼·麦尔维尔生前最后一部公开发表的长篇小说。不少批评家认为，其价值仅次于《白鲸》（Moby Dick）。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便持这种观点。另一位论者伊丽莎白·福斯特（Elizabeth S. Foster）更是主张，《骗子的化装表演》堪与《白鲸》比肩，虽然可能没几个人读得懂它。同样，约翰·施罗德（John W. Shroeder）指出，《骗子的化装表演》与《白鲸》各有千秋，但显然高于麦尔维尔创作的其他长篇作品。
《骗子的化装表演》于1857年由纽约的迪克斯和爱德华兹公司（Dix, Edwards & Co）出版，发行日期为4月1日，即愚人节当天，与小说故事发生的日期相同。这一选择自然别有深意，不仅契合作品的主旨，应该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处世观念。寄给朋友塞缪尔·萨维奇（Samuel Savage）的一封信里，麦尔维尔写道：“一个人毕生的境遇，尤其是他遭受的厄运——如果他遭受过厄运——无不以玩笑的方式发生，领悟这一点，是或者大抵是智慧的。同样，我们应该记住，这玩笑开得很随意，却又不偏不倚，因此大多数人无须认为，自己特别倒霉，竟撞上了其中最糟糕的玩笑……”考虑到麦尔维尔坎坷的经历和他鲜获掌声的创作生涯，这段话固然有解嘲之效，但恐怕更是小说家洞明世事的总括性结论。读者不难发现，《骗子的化装表演》当中层层嵌套的故事，那些真真假假的圈套，如同一个接一个不期而遇、令人破财受窘的玩笑，不断印证着作者的思想。至于“忠诚号”客轮那趟鱼龙混杂的密西西比河旅程，则无疑构成了我们生命历程的某种莎士比亚式象征。
麦尔维尔这部作品复杂难解，呈现明显的多义特征，而这多义本身又加剧了文本内容的含混朦胧。故此，译者认为，有必要将一份浅陋的“研究报告”以译序的名义，置于整本译作之前，以期提醒、提示读者诸君，你们即将看到的作品非比寻常，堪称一部“双重书写”（double writing）加“密写”（secret writing）的奇书，其中一些谜团，至今让研究者争论不已。
“骗子”（Confidence-Man）是美国用语，最初实指一名1849年被捕的超级诈骗犯。英语单词“Confidence”既有“信心”之意，也有“欺骗”之意。据《骗子的化装表演》诺顿评述版的一篇导读，此书讽喻了各种各样的美国式信心-欺骗——诸如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接受大自然馈赠的思潮，又如对法律程序正义的信念，以及对自由派基督教济世之功的大肆宣扬等等。麦尔维尔让“撒旦”选在愚人节这天，从圣路易斯登上开往新奥尔良的轮船“忠诚号”（Fidèle），向乘客们实施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哲学和神学“洗脑”。
约翰·施罗德教授在长文《麦尔维尔〈骗子〉的源流及象征》（Sources and Symbols for Melville's Confidence-Man）中写道：“麦尔维尔这部作品里，每一页都隐藏着许多讽喻和象征。”举例之前，请允许译者姑且以最为粗线条的方式，梳理一下小说的主要情节，亦即骗子其人先后扮演了哪些角色。按照一般理解，骗子登上“忠诚号”客轮之初，首先扮成一个聋哑人，继而扮成一个瘸腿的老黑人，此后，他又陆续假扮一名抽卷烟的男子、穿灰外套的男子、戴旅行帽并夹着转账簿的男子、草药医生、戴小铜牌的男子，接着从第24章开始，他扮成一位衣饰花里胡哨的所谓世界漫游者，直至结尾的第45章。以上总共8个角色，通常认为全是骗子其人所扮演。
这些角色的名字，颇有讲究，同时，或许还隐约透露了某个秘密。约翰·施罗德分析，瘸腿的老黑人名叫“黑基尼”（Black Guinea），这名号乃由魔鬼的颜色（黑色）与一个货币单位（几尼）构成。而抽卷烟的男子姓“林曼”（ringman），夹着转账簿的男子姓“杜鲁门”（Truman），世界漫游者姓“古德曼”（Goodman），他们的姓氏与“骗子”（confidence-man）一词，均含有“人”（man）这一语义要素。沿着这条线索，约翰·施罗德提到小说第42章里世界漫游者与理发师的对话。
“啊！只不过是个人在说话。”（Ah! it is only a man, then.）
“只不过是个人？听上去好像人不值一提。”（Only a man? As if to be but a man were nothing.）
请注意，这两句对话正是所谓“双重书写”。从上下文来看，理发师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说话者是人（man）而不是鬼怪。但依照字面义理解，也可以认为理发师要表达的意思是：说话者是一个人（a man）而不是几个人。世界漫游者随之反驳了理发师。约翰·施罗德据此提出一个观点，即“骗子”不是一人（a man）而是多人。“骗子”不是独行侠，前述诸多角色，其实是一个骗子团伙，世界漫游者弗兰克则是他们的首领。约翰·施罗德的结论，与通常的认识不同。事实上，译者在阅读和翻译《骗子的化装表演》时，也屡屡感到迷惑，始终搞不清楚所谓“骗子”究竟是一名没有助手的“伪普罗米修斯”呢，还一支分进合击的“撒旦军团”。如今译者倾向于认为，约翰·施罗德的看法不无道理。以24章为分水岭，小说的前半部分一直让读者看到，信任是愚蠢的，而在后半部分，“骗子”扮演的世界漫游者弗兰克则不断呼吁世人应彼此信任。大体观之，世界漫游者更多是在理论层面施展骗术，与诸多难缠的人物交锋，隐隐然具有某种“领袖群伦”的气质，其言谈举止跟小说前半部分那些形而下的诈骗行径殊为不同。当然，这点阅读感受并不能算作过硬的“直接证据”。无论如何，从方便读者欣赏作品的角度，译者在给译文加注时，仍会遵循“‘骗子’是一个人而非一伙人”这一比较传统的意见。
不过，无论“骗子”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即无论是“骗子”一人分饰多角，还是他仅仅扮演了世界漫游者弗兰克一角，总之“忠诚号”客轮上绝不只一个骗子手在四处游荡，在诓诈普通乘客。第29章题为“欢乐的同伴”，世界漫游者弗兰克那位欢乐的同伴查理·诺布尔，应该也是一名骗子。另外，与理查德·蔡斯教授的观点不同，约翰·施罗德认为第45章兜售腰包的少年商贩，不是来阻挠世界漫游者行骗的，而恰恰是助他行骗的同伙。
由上述例子可见，麦尔维尔的“双重书写”除了有拟喻、象征和戏仿等作用，还让文本甚至在一些最根本问题上也显露多义面貌。因此伊丽莎白·福斯特教授在《〈骗子〉导读》（Introduction to The Confidence-man）中写道：“（作者）含糊其词，似乎不是在阐说意义，而是在让它变得愈发晦涩。”“很可能，作者不想让任何人略窥其幽暗故事之端倪。”塞缪尔·威利斯（Samuel Willis）则在《麦尔维尔的私密讽喻与公开讽喻》（Private Allegory and Public Allegory in Melville）一文中解释：“毋庸置疑，麦尔维尔希望欺骗‘那些匆匆浏览的肤浅读者’（正如他在《霍桑与他的青苔》里分析了霍桑也这么做），但他一定在期待优秀的读者，包括霍桑，去理解他的作品。”
其次，《骗子的化装表演》也是“密写”之作。据学者分析，书中有不少人物是以19世纪英美两国一些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科学家和社会知名人士为原型。其中既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也有中国读者兴许不太熟悉的诗人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女演员范妮·肯布尔·巴特勒（Fanny Kemble Butler）、废奴主义者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和化学家汉弗莱·戴维爵士（Sir Humphrey Davy）等人士。
卡尔·范·维克滕（Karl Van Vechten）在《卓越的超验讽刺作品》（The Great Transcendental Satire）一文中确然点明，书中骗子的原型就是爱默生，他说，读《骗子》之前，应该先读读爱默生的《友谊》。在《骗子》第8章开头，作者写道：“如果说一个处于清醒状态的酒鬼最迟缓笨拙，那么一个狂热分子若被理智主导，就会从他生龙活虎的巅峰滑落。”（If a drunkard in a sober fit is the dullest of mortals, an enthusiast in a reason-fit is not the most lively.）维克滕认为这句话是对爱默生所谓“崇高而迷人的竞技场”（lofty and enthralling circus）的精彩总结。
卡尔·范·维克滕还指出，《骗子的化装表演》形式上仿照了威廉·赫雷尔·马尔洛克（William Hurrell Mallock）的著作《新理想国》（The New Republic），让理论派和实践派、超验派和现实派的代表人物展开可笑的对话，再让恶魔的拥护者赢得胜利。维克滕认为，霍桑如果读到《骗子的化装表演》应该会偷着乐，因为爱默生曾经公开宣称，“好人纳撒尼尔的作品”他没有读完过一本。
简言之，麦尔维尔《骗子的化装表演》一书指涉不少作者生活年代的文坛轶事、社会新闻、国际局势、时世风潮。尤其是对爱默生、霍桑、梭罗、爱伦·坡诸家的品评和暗讽，出于不难想象的原因，麦尔维尔必须以“密写”的方式来完成它们。
除了上文介绍的这类“密写”，还有一类“公开的密写”，它比前者更容易辨认一些。例如约翰·施罗德提到，在全书末尾，白发老者要返回自己的客舱休息，怎奈煤油灯已经昏暗，于是骗子假扮的世界漫游者对他说道：“我还能看见，您跟我走。不过，为了肺部的健康，让我把灯灭掉。”这一场景，让人联想到《圣经·启示录》第22章，亦即《圣经》末尾的内容：“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骗子》中的场景，仿佛是《圣经》这一场景的反写。同时，它又可与《失乐园》中魔王撒旦看到地狱里“没有光，只有看得见的黑暗”（No light, but rather darkness visible）一句相类比。骗子熄灭煤油灯这一场景之“密写”，正应了约翰·施罗德的断语：“《骗子》是一部黑暗之书。”
译者在此只能试举一两个例子，意在向读者稍稍展示《骗子》“双重书写”加“密写”的手法和特色。若要详尽解析全书，非长文、专著无法胜任。在英美文学批评界，关于《骗子的化装表演》的研究文章，虽不至于像我国学者研究《红楼梦》的著述一样汗牛充栋，其数量应该也不少。仅附载于诺顿出版社1971年版的《骗子》后面的评论（reviews）和批评（criticism）便达到28篇。许多评论家对麦尔维尔这部长篇小说给予有力评价。理查德·蔡斯认为：“骗子其人是美国文学中最非凡的人物之一。”劳伦斯·汤普森（Lawrence Thompson）在专著《麦尔维尔与上帝的争吵》（Melville's Quarrel with God）中写道，这部长篇里的骗子皆为上帝的代言者。莱昂·霍华德（Leon Howard）则在《赫尔曼·麦尔维尔传》（Herman Melville, A Biography）中写道，《骗子》的主题是人类的愚蠢。他称《骗子》是超世绝俗的伟大讽刺作品。“借此，麦尔维尔报复了那些指摘他早前作品有超尘绝俗倾向的人士，这是一部超尘绝俗的伟大讽刺作品。”
写作《骗子》时，麦尔维尔的状况不大好，无论是身体和精神都因为长年劳累而出现了问题。当时，家中的经济条件尚可以维持体面，但出门旅游、疗养的花费就无法支付了。在各方面压力之下，麦尔维尔仍奋力写作，甚至整个冬天足不出户，反复锤炼词句，增删不倦。友人家人都劝他搁笔，好好休息一阵子。可以说，作者为《骗子》一书倾注了大量热情和心血，似乎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麦尔维尔在书中隐晦地反驳批评者，含蓄表达对同行、对同时代人的看法，回应他们的观点和主张。等到小说定稿，发表过程也一波三折。或许是由于麦尔维尔在1856年，即《骗子》面世前一年，出版的《阳台故事集》（Piazza Tales）销量不理想，导致《骗子》的合同迟迟无法签订，而在《普特南氏月刊》（Putnam's Monthly Magazine）上连载的计划，也未能实现。据说麦尔维尔起初并没有打算将《骗子》当成一部严格的小说（novel）来创作。他本想写个系列故事，这个故事“没有结尾”，“忠诚号”客轮可以一直航行，骗子则不断改头换面，不断招摇撞骗。奇妙之处在于，麦尔维尔这部最晚创作、最晚出版的长篇小说，灵感源泉却是他青年时代最初的工作经历：在密西西比河的轮船上当水手。那段岁月，比他登上捕鲸船出海的时间更早。而形形色色的旅客乘船出行，这无疑是一个展现百样人生、千般际遇的绝佳舞台。麦尔维尔并不意外地引用莎士比亚表达了此一观念：
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
然而，等到《骗子》最终定稿，我们发现麦尔维尔似乎打破了自己原先的设计：有些人物形象在第3章虽经瘸腿老黑人之口而出现在书中，但在随后章节里他们并未真正登场。译者斗胆揣测，麦尔维尔之所以改变了写作计划，从24章开始让世界漫游者这个形象一直保持到终章，是因为人们不仅是演员，同时还是观众，就好像世界漫游者弗兰克那样，既卖力表演，也看遍了尘间万象。
翻译《骗子的化装表演》全书，译者主要依据“古腾堡计划”（Project Gutenberg）在互联网上共享的英文版本，以及美国诺顿出版社（W. W. Norton & Company, Inc.）印行的诺顿评述版（Norton critical edition）。注释译文时，除了参考诺顿评述版的英文注释，还参考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在其网站上提供的英文注释。
译者先前翻译过麦尔维尔的短篇小说集《苹果木桌子及其他简记》（The Apple-Tree Table and Other Sketches），然而在翻译《骗子的化装表演》时，仍感到相当吃力。麦尔维尔笔法精妙，意旨深远，如何使译文流畅易读，同时又保留原文的些许韵味，每每令译者犯难。在这部长篇小说里，麦尔维尔延续其一贯风格，戏仿、双关、用典相当频密，而且顺手拈来，天衣无缝，所以，转换成中文时，部分译文不得不选择意译法，并适当加注说明。
麦尔维尔的作品有许多句子、情节，以及人物形象源自《圣经》，这在《骗子的化装表演》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此欧美学者做了大量研究，也足见这部小说内涵之丰富。诺顿评述版《骗子的化装表演》的注释和弗吉尼亚大学网站的注释，不约而同都极具学院气，其中不乏研究者的深入剖析、解说乃至揣测。比如，在第2章，作者描述“忠诚号”客轮时，提到船上有一些偏僻的舱室“堪比写字桌秘密抽屉”（like secret drawers in an escritoire），弗吉尼亚大学网站的注释提出，这一形容暗示“忠诚号”如一张写字桌，麦尔维尔是想强调轮船乘客的所谓“文本性”（textual nature），这意味着他们的身份和故事有必要仔细审视、分析、阐释。又比如，在第5章，骗子遇到一位大学生时，“沿栏杆慢慢滑近”（slowly sliding along the rail）对方，诺顿评述版注释道，骗子的这一动作与蛇相似，而《圣经》说：“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便赋予了骗子“慢慢滑近”这一动作更深刻的含义。再比如，在第9章骗子说过一句：“转账簿。法院传唤我带着它上庭。”（My transfer-book. I am subpoenaed with it to court.）诺顿版注释道，这个场景未必是象征末日审判，但法庭无疑是指上帝的法庭。而在第10章，与骗子对话的大学生谈到转账簿时说“我又没有见过真实的那一本”（I have never seen the true one），诺顿版注释道，“真实的那一本”意指《圣经》，而两人议论的“转账簿”里，记录着魔鬼收买人类灵魂的交易信息。
除了上述这种研究气息浓重的注释，还有一种注释，关涉麦尔维尔的其他作品，或者其他作家的作品，特别是霍桑的作品，指引读者注意《骗子的化装表演》与它们的照应、互文。比如在第9章骗子捏造了一座名为“新耶路撒冷”的城市，介绍说那里有不少学园（lyceums）。诺顿评述版的注释提示说，在霍桑的短篇小说《通天铁路》（The Celestial Railroad）里，名利城（Vanity City）的教士们可以让市民“甚至无须学会读书就能获得广博的知识”，而麦尔维尔关于学园的闲笔，其讽刺态度是与霍桑一致的。又比如，在第6章，麦尔维尔写到一个瘸子发泄了一通之后，他“一踉一跄走开了，显然心满意足了”（with apparent satisfaction hobbled away）。弗吉尼亚大学网站的注释指出霍桑《通天铁路》里的亚玻伦（Apollyon）表现也是如此。像这样的注释，译者大多没有添加到中译本里，要么是觉得研究者的推衍太过，要么是觉得我本人无法逐一去检视所谓的互文作品。或许此类注释，确有助于我们探寻作者遣词用字的隐意和渊源，但译者并不是专门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学者，精力、水平有限，更怕连篇累牍，只好选译了一小部分自认为比较重要的研究性注解，这一点还请读者原宥。
关于《骗子的化装表演》原文的风格、韵味，想再啰唆两句。这部长篇作品写于一百六十多年前，距今已远，加之作者刻意经营，令小说的文字愈显古奥。译者虽不是英语专家，但也感觉它与当下的英语小说多有差异，词句似乎更典雅、繁复、精警。于是要不要让译文带上些泛黄的旧时代光晕，译者始终为此犯难。反复权衡，决定还是先尽量保证译稿的叙述明白畅晓，对话平顺自然，在此前提下，再考虑兼顾所谓的风格特色。麦尔维尔还很重视幽默。他在《骗子》第29章借世界漫游者之口说道：“幽默十分宝贵。”“幽默为尘世贡献良多。”“幽默通常被当作心灵的标志。”为了秉承麦尔维尔幽默的志趣，译者也颇费了些工夫，有时穷思竭虑，效果仍不理想。总之，麦尔维尔的章法、句式灵动多彩，如神如魔，译成汉语往往会造成原文韵味的损失，译者力图以中文自身的韵味稍加弥补，但能力所限，不免捉襟见肘，挂一漏万，望读者见谅，再望方家指正为幸。
陆源
2020年4月1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