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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傅尼埃（Alain-Fournier），原名亨利·阿尔邦·傅尼埃（Henri Arban Fournier），1886年10月30日出生于法国中部村镇夏佩尔-东吉永（La Chapelle d’Angillon），父母亲是乡村教师。1903年进入巴黎的拉卡纳尔中学就读。中学毕业报考巴黎高师，并开始写诗，结果两次都未能考上，其后入伍当文书。1905年在伦敦的奇斯维克区（Chiswick）工作。1912年，《大莫纳》（Le Grand Meaulnes）在《新法兰西评论》连载，受到好评。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部队开赴前线，于当年9月在圣-雷米（Saint-Remy）遭遇德军伏击身亡，年仅二十八岁。
遗作《奇迹集》（Les Miracles）出版于1924年。与雅克·里维埃的《通信集》出版于1926年。《家庭通信集》出版于1930年。另有未完成的小说《科伦贝·布朗歇》（Colombe Blanchet）存世。除《奇迹集》中的诗歌、故事和随笔，完整的创作只有一部《大莫纳》。
《大莫纳》（许志强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的故事背景是作者童年生活的那一带乡镇，几个主要的地名都在小说中出现。夏佩尔-东吉永是属于中部内陆地区，北有隶属于歇尔县（Cher）的布尔日镇（Bourges），与索洛涅（Sologne）接壤。索洛涅是位于歇尔和卢瓦尔（loire）之间的一个渔猎区，胡格诺教徒遭到驱逐后变得荒凉，遗落下不少旧庄园和大城堡。作者便是在这人烟稀少的地区度过了童年。
亨利·米勒在评论《大莫纳》时谈到该地区，他说：
这是一个以其态度温和、气氛和谐、说话谨慎而闻名的地区，是一个已经“人性化了几个世纪”的地区，正如某位法国作家所说。所以，这里实在是太适合于产生梦幻和怀旧心理了。
傅尼埃一向重视故乡的童年感受。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他曾深情回忆儿时的种种感觉。十五岁时计划写一本书，叫作《领地的人们》（Les Gens du Domaine），此书被看作是《大莫纳》的雏形。它还没有情节，只有描写塔楼、老井或细沙路的片段场景。缘于童年的视觉形象乃是作家的创作母题。可以说，乡村少年胆怯的梦幻气质，孕育了他的诗人意识——倾听远方或“梦土”的召唤。他对冒险的渴望也是缘于这种气质。
傅尼埃自幼向往大海，立志成为海军军官，将英国视为冒险的国土。儿时最喜爱的读物是《鲁滨孙漂流记》。而英国、海军军官、鲁滨孙等在《大莫纳》中也反复出现。该篇独具特质的孩童想象，萦绕着作者自孩提时代起就念念不忘的“看海去”的心愿。
日后成长过程中，他的梦想逐渐被赋予超现实的意味；他以“梦土”“无名的国度”等说法暗示某个微型乌托邦的存在。《领地的人们》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严肃的儿童坐在教堂垫子上，对着火炉翻阅照相簿，有些人在吃面包，碎屑掉落在打蜡地板上，或许为此要受到轻声呵斥，而在房子某处一个温柔优雅的女人在弹钢琴……此类场景照射着一道奇异的幸福之光，在《大莫纳》的游园会章节中出现，并且被赋予了华托（Jean Antoine Watteau）的洛可可绘画所传达的乡村宴会和花衣小丑的喜庆气息，构成全篇梦幻的中心。
傅尼埃的生活和梦想好像就是为这一部作品在准备的。这部描写学童生活的小说，把童年的白日梦和青春的浪漫奇遇写了出来。和兰波的作品一样，它表达的是短暂人生的梦幻的精华。
关于《大莫纳》的创作，有两点背景材料需要交代一下，和作者在巴黎的生活相关，主要来自雅克·里维埃的讲述。里维埃是《新法兰西评论》的主编，是作家的中学同学，后来成了他的妹夫，他们有着共同成长的背景。
傅尼埃在巴黎的拉卡纳尔中学就读，学习拉辛、卢梭、夏多布里昂等经典作家的作品，这些大师的作品似乎未能让他产生特别的印象。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朗诵了亨利·德·雷尼埃的诗作，那种新的调子立刻打动了他。
里维埃回忆说：
我们遇到的那种语言是特意为我们挑选的，如此令人激动，而从前并不知晓，那种语言不仅安抚我们的感觉，也向我们揭示我们自身。它触及我们灵魂中的未知区域，拨动我们的心弦。
雷尼埃是后期象征主义诗人，《乡村迎神赛会》的作者，深受魏尔伦和马拉美的影响。老师的课堂打开了一扇门。傅尼埃开始接触象征派文学，诸如颓废诗人于勒·拉弗格、旧教诗人弗朗西斯·雅姆，以及纪德、克洛岱尔、兰波等人的作品。
他最喜欢的是拉弗格和雅姆。拉弗格的讽喻（“美丽的满月像财富般肥胖臃肿”），雅姆的稚拙（“我像驴子那样厮守卑贱而甜美的贫困”），最合他趣味。气质上，他认可信奉天主教的诗人，雅姆、克洛岱尔、夏尔·佩吉等；这些诗人的共同点，宁可忧愁而不接受理智，偏爱自然和幻觉，对乡村少年傅尼埃的吸引力不难想见。尤其是雅姆，善于融合神秘和现实，描写乡村日常面貌，从“餐厅古老大柜子、不发声的杜鹃时钟、散发油漆味的餐具柜”等物件中捕捉活生生的“小灵魂”，这种天真的倾向在傅尼埃的创作中有所体现。
中学毕业后他开始酝酿、创作《大莫纳》。他说，他要表现“别样的风景”（Other Landscape），描绘那个居住着孩子们的“无名的国度”（Nameless Land）。主流现实主义不合他的要求；现实主义只借助“一点科学和尽可能多的平庸的日常现实：将整个世界建立在这上面”。这是他对巴尔扎克的看法。而他倾向于“从梦想到现实不断地敏感地来回穿梭”“只有当神奇紧密地嵌入现实时我才喜欢它”。这些言论表明其观念和趣味，预示《大莫纳》的创作美学。
在巴黎发生的另一件事对他也很重要。1905年6月1日（圣母升天节），他在街头邂逅一名少女，一见钟情。这件事情，他的诗作和书信里都有记录，里维埃的回忆也提供了相关细节。
在巴黎库拉雷纳区遇见的少女，名叫伊冯娜·德·奎夫古（Yvonne de Quièvrecourt），傅尼埃在书信中称她为Q小姐。约会时那位少女很矜持。他谈自己的梦想和计划，她聆听，偶尔轻声反驳：“但是何必呢……何必呢。”他们在塞纳河划船，在一个废弃的码头登岸，她的神态像是对他说：“我们必须分开。我们是很傻的。”约会结束，他倚靠在桥柱上目送她远去，她在消失前回过头看他，可他没有跟随。
约会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他去老地方等待。她没有来。他总是在等待，无法找到她，她留的是以前的地址。再次报考巴黎高师落榜后的一天，友人带来消息说她已结婚，住在凡尔赛。他在给里维埃的信中说：“Q小姐去年冬天结婚了。现在除了你，亲爱的朋友，还有什么留给我的呢？”
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死心，多方打听，苦苦寻找。他和她再度相遇是在第一次约会的八年后。阵亡前一年，他给里维埃写信说：“她确实是世上唯一能给我以安宁和休憩的人，而我这一生怕是再也得不到安宁了。”
巴黎街头邂逅的少女，最终是以伊冯娜·德·加莱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自从库拉雷纳的少女进入他的心灵，有关“无名的国度”的构想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它超越童年的印象和回忆，散发出象征的魔力和浪漫爱情的气息。
在一首题为《穿过夏天》的诗中，傅尼埃写道：
正是在这儿……靠近你，哦，我远方的爱人，/我走去，/……向着你所在的古堡，你是多么温柔而高傲……小船发出引擎平缓的噪声和汩汩流水声。
诗中描绘的“远方的爱人”“古堡”“小船”等，还有邂逅Q小姐的纪念日，包括初次约会的情景等，出现在《大莫纳》的不同章节中。
以上所说的两件事，评论界通常认为是傅尼埃生平和创作中的大事件，关乎作家的文学教育和灵感来源。
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性情胆怯又无畏。他喜欢冒险，读中学时就是一个带头反抗陈规陋习的造反派。在飞机尚属新生事物时便有了飞行的体验。在巴黎曾和当红女伶谈恋爱，还为一位未来的法国总统操刀写作政治宣传册子。旅居伦敦期间，担任过诗人T.S.艾略特的法语文学教师。艾略特这样评价他：“教养无可挑剔，拥有不张扬的幽默感和极大的个人魅力。”
我们从《大莫纳》的叙述中亦可领会到那种“不张扬的幽默感”；从叙事人对父母亲和外公外婆的描述，对莫纳迷路时一举一动的刻画，等等，均可感受到那种略含笑意的注视。他拥有极好的幽默感，正如他拥有罕见的童贞感。
傅尼埃在巴黎写作《大莫纳》，住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的一条街上。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
如果说我这个人向来有些孩子气，软弱又傻气，那么至少是有这样一些时刻，在这个恶名远扬的城市里，我还是有力量创造我的生活，就像创造一个奇妙的童话故事。
《大莫纳》出版的隔年大战爆发，傅尼埃应征入伍，于当年9月不幸阵亡，应验了他生前的一句诗——“九月打中我的心脏”。但清理战场时并未找到他的遗体。尸骨直到1992年才被法国政府找到，检测结果是额部中弹，应是在伏击战中当场阵亡。将近八十年后，有关其下落的这桩悬案终于有了结论；傅尼埃的亲故至交，包括Q小姐，多半已不在人世，只有喜爱他的读者或许才会为这迟到的验证而感叹唏嘘吧。
亨利·米勒说，傅尼埃“肯定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但他是一个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法国人心中变得越来越珍贵的作家”。他认为，《大莫纳》久盛不衰的原因是在于“把内心和外界的景色融为一体，从而产生一种无穷的魅力”，“笼罩它并赋予它魅力和苦涩味的神秘氛围是源自梦幻与现实的结合”。
这个说法和评论界的意见是一致的。郑克鲁在其《现代法国小说史》中指出：“阿兰-傅尼埃采用了现实与梦幻相结合的手法来描写故事，这是小说最大的特点，也是评论家所称道的地方。”
作家曾明确谈到他的艺术追求。他说：
我在艺术上和文学上的信条是：童年。达到完全的成熟，达到现有的深度触及了那些秘密。……我的梦幻似乎是无边无际的。那模糊的孩提时代的生活占有主导地位，其他的一切都是衬托。它们闹哄哄地不肯散去，其嘈杂声不绝于耳。
除了表明“怀旧”和“梦幻”在其艺术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他还断然将童年生活之外的一切存在都加以剥离，斥之为“噪音”和“次要的衬托”。也就是说，其他的一切都不值得重视。他声言这是在“达到完全的成熟和现有的深度”时形成的信条。
也就是说，《大莫纳》表达稚气的幻想是基于作者清醒的反思，是在其信念的层次上拥抱童年生活的价值。这种“拜童年教”的立场无疑是包含着他的批判和抗拒。从《大莫纳》这本书和作者的生平事迹中，都可以得到相关的印证。
举个小说之外的例子。
傅尼埃在报刊发表的处女作是一篇短文，题为《女性的身体》（Le Corps de la Femme），文章宣扬圣母、贞洁之类的观念，对古希腊古罗马美术的裸体崇拜颇为反感，主张女人应该穿上衣服，通过衣裙尽显其身体的纤弱之美，但要兼具农民的淳朴和春天薄暮的芬芳。这就是他所讴歌的数世纪以来形成的基督教的理想之美，和他所推崇的英国拉斐尔前派的绘画精神也是契合的。
据说这篇文章是为取悦Q小姐而作，后者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虽然文章未能打动她，没有达到求爱目的，但或许有助于理解作者的心迹，他对这位戴宽边帽的女郎何以如此痴迷执着。《大莫纳》的城堡公主伊冯娜，神态庄重而轻柔，优雅的举止透着难以接近的神秘。这个人物无疑是体现作者的理想之美，折射出他内在的神秘主义冲动。
《女性的身体》一文表达的观念不合时代潮流，不少人会对此不屑一顾。事实上，他那种旷日持久的天主教信仰的冲动最终也落空了，几度想要皈依而未果。但或许可以说，他在《大莫纳》的创作中注入了一种与非世俗信仰相近的东西，一种几乎是静止的纯真和美丽。
对此不妨稍做展开分析。
一方面，作者描绘了历险的动态及其颠覆性功能。莫纳桀骜不驯，证明了野性的非凡价值：奇遇是靠大胆和莽撞才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有关少年冒险的故事也在表达对“存在的静止性”的渴望。
莫纳逃学，使得静止的一切都开始流动起来；这流动的时间不是单向的，而是进入一个过去和现在之间不停往返的螺旋形结构，使故事呈现复杂的迷宫效应。
我们看到，这是莫纳和弗朗茨创造的故事；这也是弗朗索瓦讲述的故事。在后者的讲述中，莫纳和弗朗茨共享的领地变成了“梦土”，既是在时间之内也是在时间之外。叙述人告诉我们，莫纳和弗朗茨共享的“梦土”，正是以其“存在的静止性”而令他们念兹在兹，令他们力图保留其存在的每一块碎片。碎片是时间的产物。比碎片更诱人的是超乎时间的存有，是幻影，是渴念，是整全！
神秘的领地和游园会并没有超乎尘世，它受到时空限制和时光流逝的侵蚀，但游园会的奇妙氛围在莫纳的心里却滞留不去，演变为一种真正的传奇和神秘，而当城堡公主和神秘领地重新进入现实时，这一切便注定要崩塌，要在重聚和团圆中死亡。
叙述人弗朗索瓦的讲述似乎成了唯一的救赎——艺术的救赎，因为只有在回顾和讲述中，莫纳误入城堡的故事以及那种“存在的静止性”才又得以复现，透过莫纳历险时曾经揭开的那道面纱，女主角的萦回难忘的美丽定格于眼前，而城堡那种不可名状的难以接近，时而投照着童贞开启的一片曙光，时而笼罩着童贞失落的一层暮光，呈现孩子气的幻想才能捕捉到的面貌。小说贯穿的是这种具有浪漫性关联的时空感和梦幻感。如果讲述人不是弗朗索瓦，误入城堡的不是莫纳而是亚士曼·德鲁什，那么这个故事也许就不会那么曲折、富于奇想和梦幻了。
这种幻想按照作者的说法是无边无际的，使得小说中写到的一切事物——家园、校舍、乡野、塔楼、冷杉树林和孩子们的歌声都漂浮在如梦似幻的记忆中，在流动的时间和“存在的静止性”之间时隐时现，萦绕往复。
作为一部经典的成长小说，《大莫纳》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契合我们对成长小说的定义，这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鉴于叙述人及两位男性主角是如此孩子气，我们恐怕难以在一般所谓的成长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故事。
这几个人不仅是孩子气并且只愿滞留于童稚阶段。即便小说有一半篇幅是在写青春，写恋情，人物向成年过渡的环节也几乎总是处在萌芽状态。莫纳、弗朗茨、瓦朗蒂娜的爱情纠葛，本该构成成长小说的聚焦点，将选择、责任和成熟的代价突显出来，而《大莫纳》并非没有涉及选择、责任和冲突的道德意义（否则莫纳何以要在新婚之夜离弃爱人，心急如焚地去纠正他所犯下的那个“错误”呢？），但在叙述人的讲述中，三角恋及伊冯娜的死亡，给莫纳的历险提供结局，而较少在常规意义上聚焦于成长的主题。
焦点还是在于童年梦幻和平庸现实的二元对立，针对的是失落的领地所具有的迷宫效应。
至少在叙述人看来，最大的失败和伤痛是孩子气的梦想遭到否定，是大莫纳的离去和伊冯娜的死亡，是这个有关承诺和背叛的游戏趋于终结，再也玩不下去了，因为时间超越了童年的迷宫以及迷宫的一切后续效应；一言以蔽之，是神奇不再，青春终结，一切复归于庸常，这也是小说在开篇和结尾以惆怅的语调所做的总结。
至于成长小说的重要母题——有关自我同一性危机的传统母题（即“自己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它必定在人物身上施加的迷惘和痛苦，只在叙事人弗朗索瓦身上轻轻触及。对主角莫纳和弗朗茨来说，自我同一性问题显然不成问题，他们是那种长不大的孩子，童贞常在，异想天开，似乎注定要在所有老年人的哀叹声中嬉戏般地消失。
《大莫纳》被誉为经典的成长小说，具备成长小说特有的青春意识、时间框架和仪式化情节。但是也不难看到，直到小说的叙述结束，所谓的“成长”也始终是悬而未决；其“反成长”的牵引力是如此之大（正如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所表现的那样），将它称作是非典型的成长小说或许会更确切些。说它“非典型”并不意味着这是缺陷，倒不如说正是表明一种特色，和同类小说相比它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莫纳把女儿裹进斗篷又开始新的历险，他的故事未完待续，会有新篇。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个做了父亲、留大胡子的莫纳仍是那个孩子气的莫纳——未见得成熟，并且永远将是迷人而可贵的不成熟。
《大莫纳》出版之后迷惑了几代法国读者，如今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受到世界各地读者喜爱，它的吸引力不正是来自它对一个孩童忧乐园的奇妙叙述吗？
傅尼埃将这个创作主题概括为“童年”。前面我们讲到，他的创作也衬托着清醒的反思，包含着抗拒和批判。
作者着意描绘的纯真的童年，还包括纯真的乡土、纯真的贵族、纯真的农民所组成的那个乡村社会。这种美化的倾向反映了作者的社会意识；他对童年主题的书写，不只是出于怀旧的自发性冲动，也涉及文化意识形态的审视和关切。
在他看来，19世纪末的法国农村还保有数世纪以来的基督教信仰所建立的社会基础，这是他赖以生存的根基，但在世俗化、法制化、电气化和工业化的潮流中，宁静的乡村社会趋于瓦解，他对必将消失的“童年”的理解因此也包含他对社会变迁的感喟和忧思。他和同时期的爱尔兰诗人叶芝的思想相近，怀有乡村乌托邦式的迷恋，并且将此种乌托邦理念视为救赎之道。
我们看到，作者强调大莫纳身上的农民气质，把他描绘成擅长在乡野林地活动的“农民加猎手”，其野性和机敏，代表着卓越的农村孩子的品性；他是孩子王，也是传奇的英雄。其实莫纳并非农家出身，这在书中就有交代；他是被有意赋予了那种令人感佩的乡村气质，正如弗朗茨被有意赋予了纯真的纨绔子弟气质。
那么，书中的主角大莫纳和弗朗茨，他们俩的联手（联姻）合作是否也暗示了叶芝所表达的那种政治愿景，即旧贵族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联合起来，重建一个被工业资本和殖民扩张所毁坏的天主教农业国？
这样说就有过度阐释之嫌，这不是小说表现的主题。但作者在随笔和政论文章中阐述过这种和叶芝相仿的政治理念。可以说，年轻的傅尼埃在创作《大莫纳》时达到了他所说的世界观的成熟。他的“拜童年教”的立场，也是源于乡村诗人对其所处时代的反思。
《大莫纳》写到“伊冯娜之死”有这样一段话：
……一切都是疼痛和苦涩，因为她死了。世上空虚了，假日结束了——那漫长的乡村马车旅行，还有神秘的游园会，也结束了……
毫无疑问，“伊冯娜之死”象征着童年以及乡村文化的凋落，这是在为旧时代的消逝谱写挽歌。
傅尼埃所处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铁路、马车和煤油灯并存的时代。按照T.S.艾略特的说法，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时间意识的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世界的面貌正在改变。如果说诗人在外部现实中会感觉到什么都不易抓住，抓不住永恒、上帝和“存在的静止性”等事物，那么他或许会像傅尼埃所做的那样，求助于怀旧、梦幻和想象的律动，赋予童年生活以魔力，甚至会以终极的视角来处理一个很小的主题——将童年生活的小角落转化为一个梦幻乌托邦。
一个有强烈的时间意识的时代，时间意识不会只是单向度地向前或向后。变动不居的外在现实也并非只有消极的意义。毋宁说，时间意识会在微观思想的层次上造成综合，它会给失落和伤感加上绵长的休止符，给梦想注入理智的讽喻和解析，给记忆增添迷宫般的幻景；它会赋予艺术家更为生动的视觉和更为敏锐的时空感，从而使作品的构造具有独创性，如《大莫纳》的创作展示的那样。
作者以精致如画的小段落、萦绕往复的叙述、淡入淡出的场景，讲述乡村学童的生活及其初始经验；以一种精巧的悲喜剧的方式，将童年生活的环境引入与其非世俗信仰相近的“永无乡”（Neverland）中，使之具有恒久的梦幻意味。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部中译不到十五万字的小书不断赢得读者，从亨利·米勒、萨特、波伏娃、拉威尔、凯鲁亚克、马尔克斯、昆德拉、詹明信等艺坛名家、文化学者到广大的普通读者，都纷纷表示对它的喜爱和推崇。人们珍爱它，或者也是因为世间再也不会诞生《大莫纳》这样一本小书了。它是法国文学的珍品，是年轻的傅尼埃留给世人的礼物。
（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