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

我们已经看到，自然环境在塑造该环境下所产生的社会群体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不可能将印度的历史简化为研究自然对文化的影响。次大陆的文化所采用的形式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在随后的篇幅中，将特别强调其中两种形式。从中人们将看到，这些形式——社群和国家——在随后的史诗中扮演主要角色。本篇介绍将只是勾勒出一个大致框架，并提供一个相当抽象的示意图来概述其中一个是如何从另一个中产生，如何与之并存，并最终如何将另一个消灭的。

印度的“社群”概念有两方面应该注意。首先，从早期起，社群与国家就有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相互的和共生的，例如在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的世袭统治氏族与在此长期生活的一般氏族之间的关系。另外，社群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对抗性的，就如同穆斯林统治者和他们所划定的“印度教”社群之间的某些情况一样。

其次是“社群主义”，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每当通过宣传宗教、语言和族裔的归属感及忠诚度来动员不同的政治群体参与议会和议会外活动时，这就成为次大陆政治方面的一个公认特征。无论是作为“票仓”（vote-banks），还是作为瞬时结伙（instant mobs），社群动员的成功一再引起人们对国民大会党（以下简称国大党）和国大党运动所谓的“世俗主义”的质疑。但可以说，社群意识或“社群主义”是一种古老的现象，并且它似乎源自感知到其他社群或国家的威胁。简言之，一种所谓“社群为自己”（community-foritself）的理念在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们所知的最早的社群是那些在有国家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社群。这些是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它们分散在次大陆大部分地区。我们所掌握的记录中，最古老的是梅尔加尔遗址，由法国考古学家在现在的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北部发掘。那里的人类居住史可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当然，我们对梅尔加尔和其他早期社群的了解是有限的：仅限于它的一些食物（如小麦等栽培谷物和沼泽鹿等猎杀的动物）、家庭建筑、工具、定居点布局和墓地。关于新石器时代的社群意识，我们只能推测，但我们可以追踪后来定居点的发展。毗奢耶那伽罗城是中世纪的一个定居点，它从一个被耆那教（Jaina）和湿婆教崇拜者视为圣地的小地方发展为统治印度半岛大部分地区的王国的首都，并且在1336年至1565年之间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随后，它遭遇劫难，继而沦为一个种植者的小村庄，如今偶尔会有游客到访。

近代的定居点也以其他方式建立和发展起来。1907年，一片曾经靠传统的刀耕火种方法耕耘的森林演变为塔塔钢铁厂，另外，位于比哈尔邦（Bihar）的贾姆谢德布尔市（Jamshedpur），它仍旧维持着主要工业中心的地位。最新成立的社群包括位于印度次大陆另一端的泰米尔纳德邦曙光村（Auroville）：这是在联合国提供财政援助下建立的，旨在促进受到奥罗宾多·高斯（Aurobindo Ghosh）启发的人文和宗教运动，奥罗宾多·高斯是一位有魅力的教师、政治家。因此，社群的形成和变化并不仅仅是我们所关注的最早的历史时期的特征。

社会组织的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构成了审视印度社群和国家形成这个主题的框架。它们是：存在于不同时期的生产性组织结构；政治；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通常是宗教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由支撑它们和被它们支撑的国家和社会群体逐渐演变而形成的。 VLfd3nASMVd2wdjbN4dvSBZjrjVObV+qRObW5xkDBm6sow3JjoOgnKO40uE4GH4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