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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撰写，除了对时间的扭曲，还会造成人们对熟悉版图的曲解。就印度次大陆而言，人们熟悉的版图乍一看就像是顶端朝南的一个三角形或钻石形。然而，其大部分都与亚洲大陆紧靠在一起。现在为巴基斯坦的那片地方面向西北方，许多入侵者和定居者都是由此进入到该地区的。它北面的分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山脉侧翼的高度逐渐降低并分别向东、西两边一直延伸到大海。在东部，它以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与缅甸相邻。三角形或钻石形的南端终止于科摩林角。半岛的东面和西面分别是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为印度洋的海湾。跨过孟加拉湾的另一端是构成东南亚的岛屿和半岛，东南亚在历史上与印度大陆有着密切的商业和文化联系。
作为一种地貌，印度次大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并没有改变，但作为一种概念，被我们称为印度的这个地方并不一直是像现代地图上所呈现的那样。分隔出印度河-恒河平原的山脉从未阻碍过人们及其产品、物质和精神的交流。我们继承了一批从无具体年份记载的时代开始的口头保存的文献和考古证据，证明了印度河地区的人们与西亚和中亚的人们之间存在着持续关系。在分散的遗址上发现的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工艺品呈现了印度西部的早期城市与亚洲西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关联。共同的赞美诗折射出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雅利安定居者和伊朗高原的印欧语系人之间的联系，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定居者与后者分离。因此，对早期“印度”的准确描述应延伸到中亚和伊朗（同时淡化居住在印度河流域和半岛的人之间的联系）。此外，印度向西北的延伸，以及反映这一延伸的意境地图（mental map），一直持续到中世纪。印度与位于其西边的伊朗世界一道，共同面临着来自蒙古人和阿富汗人的危险，并进行相同的应对，由此，蒙古人和阿富汗人对印度人和伊朗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果印度的推测版图可以更改为涵盖西亚和伊朗这两个地方的话，那么，在东南部，我们所熟悉的次大陆的倒置三角形也会发生类似的重塑。历史上，印度与东南亚的接触可追溯到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时期，当时，佛教传法僧被派往斯里兰卡以及其他更远的地方。到了公元后早期，我们对印度的意境地图就必须要将南部的许多地方，包括大陆和东南部岛屿上的王国囊括进去，这些王国都是印度文化元素传播，以及印度与南部半岛的帕拉瓦人（Pallavas）和朱罗人（Cholas）进行频繁贸易往来的受益者。因此，帕拉瓦王朝的首都甘吉布勒姆（Kanchipuram）和朱罗王朝的首都坦贾武尔（Tanjavur）或甘加贡达乔拉普兰（Gangaikondacholapuram），在其各自的时代，都可以被认为是延伸到次大陆海岸以外的印度政治中心。伊斯兰教也是后来从这些海岸和马拉巴尔海岸的另一边被带到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所有这些都表明，如同传统看法中关于次大陆内部各区域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样，次大陆与相邻地区间的关系也是紧密、重要和持久的，必须教会人们通过运用历史想象，来调整思维导图，去阐述这些地区间的这些相互作用。
从历史和史前时期看，西亚人已经从现在的伊朗和中亚静静地漂流到或雷鸣般地大举进入到印度次大陆，他们的统治者甚至偶尔会试图同化次大陆的部分地区，例如波斯的阿契美尼德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然而，与西藏相隔的山峰更加陡峭，以至于它只有一次在20世纪初从印度被成功入侵的经历。
印度次大陆的气候极其多样，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到北部的炎热平原，再到南部闷热潮湿的沿海平原，从西北部的塔尔沙漠到东北部和西南部的丰沛的水域，各种气候一应俱全。喜马拉雅山以南是印度河和恒河平原的广阔绵延地带，这一地域的连通性在造就早期帝国的崛起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再往南，山脉和高原沿着半岛一直延伸到南端，并有将整个印度半岛的地形划分开来的势头。与北方相比，这些特点使南方在历史上孤立程度更高，政治单位更小。因此，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自然地理塑造了人类的政治以及经济和社会历史。
印度的气候属于季风性气候，它会被席卷整个亚洲的季节性降雨所笼罩，因此每年大部分降雨仅发生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次大陆的最大的自然降水出现在西北部的冬季、广阔中部和西海岸的夏季，以及东部半岛和斯里兰卡的十月和十一月份。
印度的每个农作物季节都曾受到过季风及其时间和幅度的影响，而且这种状况仍在持续。即使建成了现代化的灌溉工程，其供水也仍旧依赖于季风和喜马拉雅山脉积雪的融化。季风降雨使得那些为水井提供水源的地下水得到补充，或灌满那些用土堤将天然排水池加固后而形成的小水库。所有印度语言中的谚语都保留了与预测季风相关的知识，并包括应对季风来迟的防范性耕作方法。因此，经济和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可以避免“大饥荒”的恐怖。降雨的过分集中以及一些年份的少雨缺雨，经常使农业生产陷入瘫痪，人工尝试主要是通过灌溉计划来对抗这种不可靠性，这些尝试也产生了自身对政治和环境的影响。
在热带气候中，一年中可被利用的水分的数量和分布，对农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超过温度的季节性差异，而且在过去曾是决定可维持的人口密度的因素。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依赖于当地的供水和郊区的丰硕收成。这一条件甚至适用于那些似乎是主要为充当贸易站或宗教、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城市。当水或木材的供给失衡时，城市就会衰落或被遗弃。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6世纪阿克巴大帝（Akbar）建造的皇城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ri），该城市在水资源状况变得无法忍受时，仅使用了短短十四年就荒废了。
庞大的南亚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其生计维持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森林和供水，而这种依赖程度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因此，在人类史前史和次大陆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河道的变化、沙漠的推进、林地的破坏以及水土流失和沉积物沉积的证据具有持久的兴趣并认识到其意义。
史前气候变化的证据现在可以通过碳放射年代测定法、树木年轮和花粉计数等技术来源而获得。这些证据表明，从大约一万年前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印度西北部和俾路支省（位于现代的巴基斯坦）有较高的降水量，并在哈拉帕文明的早期定居点进入发展阶段之前不久，即大约公元前3000年时达到峰值。此后，降水量逐渐下降。目前，有关雅利安人的入侵和征服是导致那些曾经兴盛恢宏的哈拉帕城市神秘终结的原因这一说法不再被认同，加上那些城市详尽的城市规划和先进完善的卫生工程，以及集中居住模式向东和向南的明显扩散等因素，引发了各种环境方面的推测，包括气候变化、洪水、印度河及其支流的变化和/或当地木材供应的枯竭，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大量消耗、挥霍燃料用于砖块烧制、铜的冶炼和其他用途。
人们普遍承认，森林砍伐会造成水土侵蚀、河流淤积和地下水流失。森林对印度人来说一直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在他们的宗教典籍和史诗中，以及印度人关于人类生命周期的正确行为的观念中，森林占据显著位置。他们认为生命理想的和终极的方式是置身于森林之中并在沉思冥想中度过，山区居民往往出于宗教和经济原因，恪守着对森林保护或补给的传统。
森林砍伐常常是人类活动的意外结果，但有文字证据表明，故意毁林早在吠陀时期就发生了。当雅利安定居者从游牧转向定耕农业时，那些被认为生长在有碍耕种之处的森林就被有意烧毁了。像往常一样，人类行动的责任会被归于神祇，具体到这件事，则是火神阿耆尼（Agni）：
马塔瓦（Mathava），维德加（Videgha）［一个氏族或部落］的首领，当时在萨拉斯瓦蒂河（Sarasvati River）上［或在河水中］。他［阿耆尼］从那里开始沿着这块土地向东燃烧。在他燃烧的时候，乔达摩（Gotama Rahugana）和维德加·马塔瓦紧随其后。他烧毁［干涸？］了沿途的所有河流。现在，被称为“萨达尼拉”（Sadanira）的［河流］从北部［喜马拉雅］山脉中流淌而来：那条河他没有烧掉。婆罗门以前没有穿过那条河，认为“它并没有被阿耆尼烧毁”……当时［萨达尼拉以东的土地］是非常荒芜、非常潮湿的沼泽，因为它没有被阿耆尼品尝过。 ［1］
印度河-恒河平原的连通性和肥沃意味着它可以养活数量庞大而密集的人口——今天整个印度人口的40%都靠它——适合统一管辖和差别巨大的社会等级的发展。
在北部的梅尔加尔（Mehrgarh）发现了铜器，这个遗址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梨俱吠陀》（Rigveda）中传承下来的赞美诗，被认为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创作的，其中提到在用作武器的箭和斧头中使用了铁。（仅仅几个世纪后，它们似乎已经被用于森林砍伐。）在恒河平原以南，较小的冲积平原上人口密集，但在其他地方则较稀疏。彼此交往的减少意味着文化传播的放缓，以及后来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的时间较晚，这种过渡直到公元前1000年末才完成（显然中间没有铜或青铜时代）。